书评专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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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帖人 帖子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870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Tuesday, May 01, 2007 - 04:27 pm:    ＊＊＊＊＊＊＊＊＊＊＊＊＊＊＊＊＊＊＊＊＊＊＊＊＊＊＊＊＊＊＊＊＊＊＊ ＊　　　　　　　　　　　　　　　　　　　　　　　　　　　　　　　　　＊ ＊　　　　　　　　　　　　　我　们　杂　志　　　　　　　　　　　　　＊ ＊　　　　　　　　　　　　　　　　　　　　　　　　　　　　　　　　　＊ ＊　　　　　　　　　　　　　特刊　　第一期　　　　　　　　　　　　　＊ ＊　　　　　　　　　　　　　　　　　　　　　　　　　　　　　　　　　＊ ＊　　　　　　　　　　　　《我们杂志》编辑部　　　　　　　　　　　　＊ ＊　　　　　　　　　　　　　　　　　　　　　　　　　　　　　　　　　＊ ＊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日创刊　　本期发行：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　　＊ ＊　　　　　　　　　　　　　　　　　　　　　　　　　　　　　　　　　＊ ＊＊＊＊＊＊＊＊＊＊＊＊＊＊＊＊＊＊＊＊＊＊＊＊＊＊＊＊＊＊＊＊＊＊＊ ≈≈≈≈≈≈≈≈≈≈≈≈≈≈≈≈≈≈≈≈≈≈≈≈≈≈≈≈≈≈≈≈≈≈≈ 　　　　　　　　　　　本期目录（ＷＥＴＫ０１Ａ） ≈≈≈≈≈≈≈≈≈≈≈≈≈≈≈≈≈≈≈≈≈≈≈≈≈≈≈≈≈≈≈≈≈≈≈ 　　　　　　　　　　　　【李慎之纪念文集Ａ】 【责编手记】慎之先生活在我们心中！　　　　　　　　　　　　　　　雅　非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任东来 追忆慎公　　　　　　　　　　　　　　　　　　　　　　　　　　　　高文谦 李慎之，我永远佩念的人　　　　　　　　　　　　　　　　　　　　　王　奔 悼念李慎之──改变我命运的人　　　　　　　　　　　　　　　　　　茅于轼 怀念李慎之先生　　　　　　　　　　　　　　　　　　　　　　　　　林晓云 心中的丰碑　　　　　　　　　　　　　　　　　　　　　　　　　　　邓　林 永别了，所长！　　　　　　　　　　　　　　　　　　　　　　　　　雅　非 ≈≈≈≈≈≈≈≈≈≈≈≈≈≈≈≈≈≈≈≈≈≈≈≈≈≈≈≈≈≈≈≈≈≈≈ 【责编手记】　　　　　　　　　　　　 　　　　　　　　　　　　慎之先生活在我们心中！ 　　　　　　　　　　　　　　─雅非─ 　　二ＯＯ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李慎之先生因肺炎不愈去世了。 　　我知道，在先生生病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有多少人打电话到李先生家里去询问， 表示他们真诚的关切。我也知道，这些电话中有多少是先生治下的社会科学院美国 研究所成员打去的。我更知道，先生的去世使我们这些曾在先生治下工作过、后来 散居在海外十几年、相互之间几乎断了联系、有些甚至从未谋面的美国所成员重新 走到一起，重温先生在世时教诲我们的时时刻刻，回忆先生在世时在美国研究领域 领军奋战的片段情景，难忘先生才情兼备、忧国忧民、慷慨激昂、大智大慧的生动 形像。 　　我们曾经聚集在先生的周围，受他的熏陶和感染，让他走进我们的心，在那里 留下他的印迹；我们现在又重新聚集在先生的旗下，向世人捧起我们的心，让他们 知道我们的所长是怎样一个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是怎样一位无可取代的导师 和挚友。 　　一个人活到这样，便真正是活在人们心中了！ 　　≈≈≈≈≈≈≈≈≈≈≈≈≈≈≈≈≈≈≈≈≈≈≈≈≈≈≈≈≈≈≈≈≈≈ ≈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追记李慎之先生  　　　　　　　　　　　　　　　─任东来─ 　　李慎之先生走了，带着他对“苦命中国”深深的眷恋，带着他对“一个自由 的中国融入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无限憧憬，带着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带着 他早年没有实现的“大学校长的理想”，带着他晚年“下辈子作公民课教员”的感 叹。这位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更因为他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勇气的当代文化英雄，像 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异彩，赢得海内外无数人的尊 重。以一个人短短十几年的晚年时间，而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奇迹，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作 为他众多年轻朋友中的一位，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让我在听到他去世噩耗后的第 一时间，把自己所接触和了解的李慎之追记下来，告慰李慎之的在天之灵，也表达 自己深深的悼念之情。 　　　　　　　　　　　　　　　　　（一） 　　如果从１９８２年算起，我成为李慎之先生的非正式学生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１９８２年９月，我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兴高采烈地来到社科院美 国研究所作研究生。当时的消息很闭塞，除了知道自己的导师是南开大学在该所兼 职的杨生茂教授外，其余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所长是谁。从比我们早来半年的８１ 级研究生，我们才听说所长李慎之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从新华社来的“老右派”， 曾经作过周恩来外交助理。他们谈起他来都很敬重，并且说他“很厉害”。我们几 个新生当然很想早点领教他的“厉害”，因为当时考上美国所的研究生非常不易， 个个感觉良好。以为自己已经是半个美国通了。 　　开学时，按惯例所长应该与新同学见面。但令人失望的是，李慎之不在，他作 为中共十二大工作报告的起草班子，正在玉泉山（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玉泉山这个 神秘的名字，尽管我们当时就借住在北京玉泉路十一学校内）负责起草十二大报告 的国际部分。几个月后，他才召见我们。他整个地垄断了谈话过程，容不得我们插 嘴和提问，但他的谈话让我们几个来自省城和京沪的小子确实有耳目一新之感。当 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嘲说，十二大报告中写得最差的部分“是你们所长写的，这 就是国际部分”。接着，话锋一转，又指出这部分文字虽差，却有新意，在党报告 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不再唱国际主义的高调，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毛泽东时代建立反对苏联 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的外交的宣言。针对这一评论，李慎之直 截了当告诉我们，可能全方位吗？以色列、南朝鲜和南非就够不到；也不可能在美 苏之间等距离，因为苏联还在越南，越南还占着柬埔寨。 虽然后来也有些机会听他 发表宏论，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最主要的原因他那时“高高在上”，不仅因为 他是所长，更因为是在阅历、读书、学问上，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可能 成为他的谈话对手。他也不把我们看在眼里，觉得我们中外文的底子太薄。现已闻 名史坛的现代史专家章百家，当年是近代史所的研究生，他就半开玩笑、半抱怨地 说，“李慎之要研究生的英文和中文一样好，文言文和现代文一样好，谁能做到？” 有一次，李慎之曾经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爱好历史、但上大学却选择学经济的原因： 在中学时他就已经把《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全读完了，觉得不再需要去学 历史了。而我这个大学历史系的本科毕业生，当时只在《历史文选》课上读过它们 的节选，自然无言以对。他对新时期的留学生评价也很低。一次访美回来对我们讲， 他原本对留学生期望很高，但接触后发现，他们长进不大，更糟的是他们总是在中 国人自己有限的圈子活动，结果就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现在想来，他 的评价过于刻薄，因为你想想，刚刚改革开放、去国留学没几年的中国学生，能指 望有多么大的进步！后来留学生的成长证明，大部分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三死”， 倒是国内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三死”学生！ 　　尽管李慎之先生当时没有什么公开著述（我仅看到他和资中筠教授合写的一篇 有关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论文，虽然是一篇国际会议的论文，但很有气势，有理 有据有情），但他的自信、自负甚至是自大可以说在社科院是出了名的。但我毕业 论文答辩会上的一个小插曲，着实让我看到了他为人坦荡、荦荦大度的一面。当时， 我师兄答辩比我早一天，因司机不负责任，害得一个答辩委员等了很长时间。这位 委员抱怨了一句：“下次我还不如自己来”。那时的司机是得罪不起的，第二天轮 到我答辩时，司机就给以不去接他。我一急之下，找到李慎之，他二话没说，立即 放下手边的事情，亲自去答辩委员的府上接人，并表示歉意。这让那位答辩委员很 是感动，也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要知道，李慎之好歹是个正厅级干部，并已内定出 任社科院副院长。而答辩委员只是一个普通教授而已。 （二） 　　１９８５年美国所毕业后，我直接考上了南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后又在南京 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和工作。虽然离开了美国所，但与李慎之先生的接触和 深谈却有增无减。 　　１９８５年秋，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全国第一次中美关系讨论会。李慎之到会讲 话，当时他已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负责社科院的国际片所和外事。会议期间的一 个晚上，根据事先约定，我到他的住所拜访他，与以前一样，他控制了整个谈话， 与我大谈特谈中国政治学的问题与前景。当时他担任中国政治学学会的副会长，称 中国政治学学会的章程极为民主，但却没有可操作性。他甚至认为当时红极一时的 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其实并不懂政治学，但中国没有政治学家，只好勉为其难，并 称学政治学还是要从亚里斯多德开始。我越听越觉得有些离题，便打断了他的话， 说我虽然对政治学感兴趣，但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史。这时他吃了一惊，瞪着眼睛， 仔细看了看我，才冒出了一句：“你是任东来呀，我当你是王沪宁呢！原来我们唱 一夜隔墙戏。”原来，他那天晚上约好了王沪宁！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美国所 的金灿荣，灿荣也笑了，并告诉我，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李慎之一直把他叫成了 “任东来”。看来，李先生总想着大事，加上眼睛高度近视，叫错人也就在所难免。 　　八十年代后期，是李先生官场最为得意的时候，官至副部，并添列最高领导的 智囊。１９８６年他来南京参加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 中心开学典礼，我恰好是第一届的学员。他的高谈阔论让美国学生折服，一位学生 想拜读他的作品。李先生只好坦诚相告，没有作品。学生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自 己的想法写出来，李先生哈哈大笑，说：“写出来也不一定能发表，只能藏之深山”。 美国学生的汉语没有好到可以理解这话的程度，实际上我也有些疑惑。我多少感觉 这笑声有些自嘲和苦涩，这毕竟是他的阿奇里斯之踵。在美国所时，我们几个师友 们常常议论，李先生满腹经纶，见解独到，傲视一切，但却没有东西发表，实在令 人遗憾，也招人非议。当然，我们绝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冒然提问，这毕竟不是一 个礼貌的问题。在陪同他参观南京附近栖霞寺时，他又谈起了三十年代在该寺的高 僧，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于是他便鼓励说，要多读书，你现在读博士这 条路走对了。不要羡慕那些正忙于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策士，只有真正读好 书，才能有所作为，并以自己为例，婉转地表示：“老人家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 谈国际形势吗？”我不便多问，自然知道这里的老人家是邓小平。 　　很多人都知道，他与邓小平的联系始于１９７９年初随邓小平访美。此后，他 一直作为邓的外交顾问，直到八十年代末。这期间，他还作为赵紫阳的外交助理陪 后者出访美国。我常常不解的是，李先生虽给周恩来作过临时的助手，但和邓小平 并无渊源。而且，邓访美时，李慎之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他自己就回忆说， 是在临上飞机前，新华社才加速给他恢复了党籍。因此，他何以能够在这样的情况 下，就成为代表团的一位顾问人员呢？这个谜直到２０００年我与中央电视台一位 编导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才得以解决。据这位也参加了访美代表团的编导讲，当 时组团时，邓一个原则，过去周恩来出访时带来哪些人，他就带哪些人。李慎之陪 同周恩来参加了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和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还有其他的一些重 要外事出访，故他能够在尚未完全平反之际成为邓小平访美代表团的成员。由於先 后为三位领导人效过力，在外交领域，他有时自诩“三朝元老”。 　　除了充当“谋士”外，李先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什么公开的文章发表。不过， 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美国研究这一学科上，他功不可没。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美 国研究所，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展开对美国全方位的研究。他们或者是与他同 病相怜的右派，或者是因文革中站错队的造反派。当时的美国所可谓群贤会聚、专 家成群。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治美国经济的陈宝森教授来自财政部，治美国政治的 李道揆教授来自总工会，治军备控制和防务政策的张静谊和吴展来自国防研究部门， 治美国文化的施咸荣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治美国社会的董乐山来自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此外，他还从人民大学请来当年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郑林庄，从南开大学 请来美国历史专家杨生茂作为兼职教授。另外，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区研究组织 ──中华美国学会，出版了后来享誉学术界的《美国研究》。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晚年在跟我闲谈时，提到他曾经 拒绝了两个仕途上的“美差”。一是，非常欣赏其才气的胡乔木向中央推荐他担任 中央一个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领导职务（大概是正部级），他听说后，立即打电话 给胡，表示难以承担此任。在新华社的工作经历，使他对这类宣传工作毫无兴趣。 二是，有人推荐他代表中国人大，出任世界各国议会联盟的中国代表，因为他当时 担任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他也拒绝了。八十年代末以后，他开始了一个 真正学者的自由生活。其影响也从狭小的国际事务领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学术和 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领域。 （三） 八十年代末以后，他的副院长自然当不成了。对很多职业官僚来说，这不仅是其政 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是其精神生命的结束，因此是灾难性的。但对李慎之来说， 他却因祸得福，开始了其自由思想者的历程，终于有机会把原打算藏之深山的思想 化为公开文字，成为大众的公共财富。从此，中国数千（或许上万？）现职副部级 干部少了一位，中国沉闷的思想界中多了一位才艺双全的独行侠。真可谓“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李慎之开始走出了京城狭小的决策圈子，投身到学术与思想的广阔 舞台。利用参加学术会议之便，他的足迹遍及东北、中原、江南和华南，不遗余力 地倡导全球化研究，弘扬自由和法治的主旋律，深刻地阐述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国际大势、新中国外交和中国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独到看法。就我本人而言，就在１ ９９０年开封“全国美国史会议”、１９９１年北京“２０世纪美国与亚洲国际讨 论会”、１９９２年上海“纪念《上海公报》２０周年讨论会”、１９９４年“南 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大会”、１９９５年广□ '7b“中美关系史讨论会”、１９９６年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２１世纪国际讨 论会”等会议上，聆听过他的大会发言和私下教诲。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与他近距离的接触，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独到的 见解和贡献，并产生了范围大小不等的影响。 　　首先，虽然他已远离了最高的外交决策，但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仍然给以关 注，并依据自己的“老根据地”美国所，继续“进谏”。九十年代初，中美经贸关 系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当时联系中美十分脆弱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些领 导人甚至放出话来，取消最惠国待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可以发展与日本、欧 洲的关系，况且，美国也同样会受到损失。针对这一论调，李慎之曾经用邓小平的 一句话来说明妥协的必要性：“我是会打桥牌，不要以为自己有４个老Ｋ就了不起 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Ａ”。很显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平衡的，而且， 日本和欧洲在对华关系上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不可能 有良好的中日和中欧关系。在美国所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努力下，中央终于采取了一 些变通措施，维护了中美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历史证明，正是这一关系保证了中 美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停滞、甚至倒推的情况下，继续迅猛发展，最终成为中美关 系的防波堤和安全网。 　　其次，是他对２０世纪历史的准确判断。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坍塌，促使李慎 之重新思考２０世纪的人类历史。１９９０年秋的开封会议上，他明确地告诉与会 的历史学者，２０世纪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坍塌而结束，而且它不是开始于１９１７ 年的“十月革命”，而是１９１４年萨拉勒窝刺杀事件。针对冷战结束，两极世界 瓦解，他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依然存在，冷战 很难说彻底结束；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两份天下，因为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 方世界可谓是“三份天下有其二”。只有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才能讲两极世界，在 经济上，只有一个ＧＡＴ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管的西方世界。开封 会议展开时，正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战与和，捉摸不定。国内主流看法是战争 打不起来，但李慎之则在会议上，从当时国际和地区局势，美国的意图和萨达姆政 权性质几方面入手，预言战争必打无疑。 　　第三，李慎之可能是国内最早意识到全球化深远影响，并且身体力行，倡导全 球化研究的学者。在１９９１年太平洋学会纪念哥伦布航行到美洲５００周年纪念 会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球化的意义，这篇后来发表在《世界知识》的文章， 以其宏大的视野、高屋建瓴的论述、言简意赅的表达和畅快淋漓的文笔，号召人民 应对已经到了的全球化大潮。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 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 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 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 果。 　　 第四，对自由主义重新估价和对启蒙的重新倡导。有人说１９９８年是中国重 新发现自由主义价值的一年。而这一发现是与李慎之那篇著名的论文，《弘扬北大 的自由主义》分不开的。在文中，他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为由，以大陆学术界从未 有过的赞扬言词，斩钉截铁地肯定了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 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 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 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 由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 为世界造福增光！”因为这篇文章，一些左派人士把李慎之讥讽为“中国自由主义 之父”。李慎之的确很为自己作为新时期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而自豪。１９９９年 初，我和时殷弘教授拜访他时，他就表露了这一情绪，并且表示要再接再厉，从 “五四”的传统再发掘出被主流所忽视的个人主义。但后来，我没有读到他这方面 的文章，却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传统疏理中，得出了另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恒故不 变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和它的对称物──奴隶主义。在发现自由主义价值和专制 主义的遗毒时，他的确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结论未必准确，他的论据未 必确凿，但是他在中国特定语境中阐发这些观念的勇气、他对问题的敏锐把握、他 摆脱繁琐的经院式的论证回归常识的能力却很少有人超过他。 　　第五，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极具启发性的评价和剖析。在这一问题上， 他似乎处于一种非常的矛盾。９０年代中期，他来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参加南大老校 长匡亚明主持的中国哲学讨论会时，我非常惊讶。他解释说，他开始研究中国文化 问题了，开会是为了以文会友。当时他宣读的论文好像是《中国哲学与２１世纪》， 我记得文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李式排比句”：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 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２１世纪必将重新回到 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因为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是一门极富“真理性”、最具“群众性”和最能适应“时代性” 的哲学，强调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只有“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可是，在２０００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 的重头文章，他却把中国文化传统概况为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这样的跳跃实在 是让我像张召中评论萨达姆惨败那样“看不懂”。 这一跳跃或许与他的文人本质有 关。他对中国文化常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受，一方面醉心于其哲学部分精通简 要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却痛恨其道德部分的伪善虚假及政治部分的专制暴虐，他显 然无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只能根据论题的需要，突出不同的侧重点。 （四） 　　１９９０年代后期，李慎之在出访德国时不慎中风。这次中风对他无疑是个沉 重的打击。在此之前，他身体尚好，思维极端敏锐，讲话底气十足。但此后，虽然 思维依旧敏锐，但行动开始不便，虽有拐杖相伴，但上下台阶显得困难。在体会到 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临近后，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病废之身”，“气血已衰、身 患废疾”的悲叹，其文字似乎也没有９０年代中期谈古论今、纵横天下的气势和单 枪匹马、主动出击的论战姿态，其中洋溢的相信进步、崇尚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也 有所削减，流露出很多的无奈和深深的失望，显示了一种奋斗和战斗后的疲倦，表 达出一种个人难以挑战制度、现存难以摆脱传统的苦闷，于是有了下辈子“再当一 辈子中学公民教员”的感叹，于是有了那篇脍炙人口、让无数网民感动落泪、难以 自制的《风雨仓黄五十年》。这篇感人的自述可能是中文网络世界中最有影响的一 篇文字。虽然它没有文字版出版，但它必将成为千古名篇！无数的网民由此知道了 中国还有一个李慎之 ，于是，李慎之完成了在短短的十年生涯中的第二次身份转变， 从一个思想家成为一个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大众明星。这大概是他写作这篇文章时所 根本没有想到的。但却证明了十年前他自己的论断，信息化改变了世界。 　　李慎之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述，但接触他的人无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 学识所触动。一位自恃才高、我行我素、颇有争议的社科院中年学者一再要和李慎 之“过招”，难以摆脱后，李慎之与他深谈了一次，结果，此公逢人便讲，“李慎 之的学问远在钱钟书之上”。害得李慎之只好说，此公“走火入魔”。实际上，李 慎之确是钱钟书在社科院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话的知己，这既因为他们是无锡同乡， 也是因为他们对中西文化有着共同的旨趣。由于他们密切的关系，胡乔木有一次因 为钱钟书修改自己旧体诗的事情发生误会，还请李慎之从中斡旋。 　　不过，除了钱钟书外，还有一位学者赢得李慎之的佩服。他就是已故的北京大 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在为后者身后文集所写的序中，他坦言：“仔细披阅老友的 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深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 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时期， 可以称文人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 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之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 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感到深深的悲痛”。  　　从这番真诚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李慎之是个充满感情的人。很少有他的这样 的干部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正率直的天性。作为性情中人，李慎之的喜怒哀乐总是溢 于言表。正如他自己所评价的那样，“我李慎之有时有一种二杆子脾气”。有时很 难相信，他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在３０岁不到就成为中共的高干：行政１１级的新华 社国际部副主任。他告诉我，这与他来自“延安”有关。作为末代“延安人”（１ ９４６年才到延安），他躲过了延安整风的审干和清查，而且比白区的干部更受重 用。他玩命地工作，负责新华社《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的编辑，为中央提供 “一日三参”，由于在１９５０年代中期苏联批评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中提供的信息 全面深入，深受最高领导的赞赏。自恃领导的赞赏，他便有恃无恐，加上没有经历 过运动，更把知识分子的脾气带到了１９５年的“大鸣大放”中，提出了“大民主” 的理论，最后成为“钦定”右派。回顾万事，他概括万千，告诉我：“我李慎之说 一句不会右派，说十句不会右派，可是，我说了上百句！” 　　他晚年曾经对人回忆说，被开除党籍后，“好像是离开了娘的孩子”，一想起 自己是右派“就会掉眼泪”。他还自作多情地给毛主席写信：“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在回复新华社为他平反、并赞扬他 光明磊落的正式公函时，他居然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 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可见，他书生的痴气，不论 是反右的当年和平反的以后，都不曾有丝毫的改变。 　　有的人对祖国的感情总是想用语言来表达，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实际上，在 常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有时却会不经意中，意外地流露出来。 内心敏感、阅历丰富者常会有这样的体验。一次李慎之告诉我，７０年代末他第一 次到日本访问，在下榻的酒店中，看到日本妇女跪在地上，一丝不苟地擦洗地板时， 触景伤情，流下热泪。他解释说：“我不是为日本妇人的苦难而落泪，而是为我自 己的民族失去了这样的敬业精神而伤感”。他还转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７０年代， 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 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 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 眼里噙着眼泪。李慎之记述到：“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诉这句话的时候眼泪闪着泪 花。今生今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这就是李慎之对养育过他的祖国的情感。 在李慎之的内心世界中，他有着与他同时代人一样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他却 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情感，从融入世界文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祖国的文化。正如他所 说的：“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 首先是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 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它文化的长处，首先 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曾经赞扬 罗荣渠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这或许也是对他本人的最好评价。 　　李慎之另一位好友是担任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这两位惺惺惜惺惺的才子，５ ０年代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８０年代乔冠华在落魄中，李慎之常去看他。乔冠华 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５０年代，他们从政时 曾经相互倾诉各自的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 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 “把一生交给党”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 生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了“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我不知道这是李 慎之个人的悲哀，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现在，李慎之已经随他的好友而去，他们 总算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中尽情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能实现的理想。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至２３日深夜凌晨，草于获悉李慎之先生病逝。） 作者简介：任东来，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读美国外 交方向研究生，获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 心教授。 ≈≈≈≈≈≈≈≈≈≈≈≈≈≈≈≈≈≈≈≈≈≈≈≈≈≈≈≈≈≈≈≈≈≈≈ 　　　　　　　　　　　　　　　　追念慎公 　　　　　　　　　　　　　　　　─高文谦─ 　　得知慎公过世的消息，不禁失声呼叫，悲从中来。虽说这回慎公病危，凶多吉 少，对此早有预感，但恶耗传来，还是难以接受。十多天前，接获家中电话紧急返 京的思奇（慎公的小儿子）临行前打电话辞别，我还宽慰他，为慎公祈祷祝福，希 望他能够挺过这一关。 　　当时慎公的病情一度有所缓和，我曾私下心存幻想，期待他身体康复后写点东 西，评点我刚刚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然而天不假缘，慎公终于乘风归去。 今生今世我再也不能得到慎公的指点和教诲了，心中怅然若失，往日和他交往的情 景一幕一幕浮上心头。 　　我和慎公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八十年代初，我刚到文献研究室工作不久，慎 公当时被胡乔木点名参加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外交部分，写作班子设在毛家湾西 院，当年高岗住过的房子。这样上班在一个院子里，吃饭又在一个食堂，我有幸结 识了慎公。他为人睿智风趣，博闻强记，学贯中西，在他那一代中是佼佼者，是党 内秀才班子中有名的才子。听老人们讲，这正是当年周恩来和胡乔木欣赏他的原因。 　　说来算是有缘。慎公不仅和家中长辈熟识，他的老伴张贻阿姨和我妈妈还是燕 京大学的同学，我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在文革中又一道插队落户。正是由于这一层关 系，一开始对慎公的称呼很让我为难。按照机关的习惯，叫“慎之同志”，显得太 外道；直呼其名或叫“老李”，又不符合小辈的身份。思来想去，最后想出“慎公” 这样一个叫法。对此，慎公本人也认可了，我就这样一直叫了下去。 　　记得那时每天最愉快的时光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凑过去和慎公坐在一起。 这张桌子总是挤得满满的，在食堂中最引人注目。饭桌上，慎公谈锋甚健，声音洪 亮，说古论今，旁证博引，高论迭出，时有“出格”的言论，虽历经坎坷，仍然不 改当年“自由化”的本色。他还有一绝，虽是饭桌上谈天的主角，说话却不耽误吃 饭，三下五除二就结束战斗，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自叹不如。 　　后来和慎公混熟了，我常常放下手上的工作，跑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天。这曾 引起机关内一些人的非议，我却禁不住诱惑，因为和慎公聊天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慎公总是来者不拒，放下手头的事情，纵论天下大事，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政治、 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无所不谈，各种典章诗句脱口而出。和慎公聊天， 才知道自己这一代人精神上的赤贫和知识结构的残缺浅陋，在自惭形秽之余，受益 匪浅，真有“胜读十年书” 的感觉。 　　当时慎公已经年逾六十，但心却永远年轻，始终关注追寻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最新发展，对各种学说流派了如指掌，又加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娓娓道 来。和慎公交往，使我眼界大开，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知人论事的眼光。慎公因 此成了我精神上的导师，我也和他成了忘年交，无话不谈。每当有了问题，总是向 他请教，释疑解难。 　　八十年代中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收紧，“清污”、“反自由化”运动接连不断， 机关的气氛也越来越压抑。那时每个星期我都要跑到慎公那里聊一聊，排解一下心 中的郁闷之气。慎公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我那样激愤，或许是多年政 治运动磨练的结果。这期间，慎公倒是常和我谈起往事，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 反思文革浩劫的历史成因。其中很多思想上的火花，后来都融入他的文章中去了。 慎公那间装饰朴素，古色古香的屋子那时候成为我精神上的乐土，每次聊天后，心 中的不快往往一扫而空。 　　后来慎公奉命筹建美国所，接着又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主管国际片。 他从毛家湾搬了出去，人也越来越忙，为中美关系出谋划策，穿针引线，惨淡经营。 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像以往那样多了，不过彼此之间心是相通的。六四镇压后，慎公 和我一样在清查中遭到整肃，当时已不便来往，但他还惦记着我，曾托人来打听情 况，这让我深为感动。 　　更难能可贵的是，慎公对六四后改革大业毁于一旦痛心疾首，曾经表示“不在 刺刀下做官”。被揭发出来后，他坦然认账，不为自己做辩解。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曾在当时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表现了浩然正气，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不 屈服于权势的傲骨。这在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六四后高压恐 怖的气氛中，给很多人以精神上的鼓舞。 　　我和慎公重新见面是在那年十一前夕，也就是慎公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所 形容的六·四屠城后那个灯火黯然的“鬼城”。那次是中央各机关组织到人大会堂 听传达。散会后，慎公和我在门口不期而遇。度尽劫波，我见到慎公，格外高兴， 一边握手致意，一边端详着他。慎公还是老样子，豁达洒脱，只是眉宇间多了一丝 忧惮7b。当时虽然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各自要上车，只是紧紧握了一下手，请他 多多保重，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后来我去慎公家看望他。他已是无官一身轻了，不过他并不以个人的进退为意， 更多关注的还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六四后，他在家中客厅里挂了一副对联，代表 了他当时的心情。记得上联是“已知诸相皆非相”，语出佛家《金刚经》，原意指 参透佛理人生，慎公借此来表达经过六四，已经看透了中共政权的本质，不再存有 幻想。下联是“欲待无情还有情”，则是说对国家和民族仍然不改一片赤子之心， 放心不下天下的黎民百姓。我想，大概从这时候起，慎公内心萌生了“铁肩担道义， 妙手着文章”的想法，奋力完成自己晚年最后的使命。 　　我出国前，慎公正好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我去协和医院看他，那时他的心情大 为好转，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总算是扳回一城，虽然没有对六四镇压认错，但仍 不失为一条迂回缓进之道，老邓的历史地位不至于一笔勾销。看的出，慎公对时下 社会上兴起的传统文化的热潮和所谓“亚洲价值”不以为然，当时他正在考虑中国 现代化过答7b中文化系统重建的核心价值问题。 　　一九九六年春，慎公应麻省理工学院邀请，前往剑桥。行前，他的家人委托我 照料他的生活。张贻阿姨专门给我写了信，介绍慎公的生活习惯和注意事项。我既 兴奋又紧张，一方面高兴在异国他乡又能和慎公见面聊天了，一方面又怕照顾不好 他，出什么差错。我向她做了保证，一定不辜负信任和嘱托。 　　就这样，在风景如画的查尔斯河畔，我和慎公朝夕相处，度过了三个月难忘的 时光。我执弟子之礼，尽最大努力照顾好他，每天早晨起来放好洗澡水，沏好茶， 外出前帮他穿好衣服，晚饭后陪他一起散步，督促他吃药和水果。慎公是见过大场 面的人，吃饭却很简单，每顿有点肉吃就行，对饭菜从不挑剔。虽说如此，我还是 想法给他变花样。慎公尤其喜欢我做的红烧肘子、酱牛肉、葱爆肉和盐水鸡，记得 朱学勤先生来拜访时，还专门让我露了一手。 　　慎公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剑桥期间，他会见各方人士，广交朋友，几乎每天晚 上都有客人来访。交谈中，他以史为镜，针对时下国内泛滥的民族主义虚骄之气和 所谓“中国世纪”的论调，指出这种倾向很危险，中国若要进步，非改造国民性不 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如不斩断这条又长又粗的老根，中国的 进步和发展是断然无望的。 　　这期间，慎公还和我谈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童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当年被 打成右派后极度痛苦的心情，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把他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往事。我 们也讨论了周本人历史角色定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慎公似乎也不能免俗。不过， 我一直记着他评周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的教诲。虽说彼此的看法有所不同， 慎公还是向哈佛大学鼎力推荐，为我创造了《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写作条件。后来 大陆官方得知我写书后，曾动员慎公出面做我的“工作”，被慎公一口回绝，说学 术自由，他没有办法阻止我写书，令来人尴尬而去。 　　就在这次访问即将结束的前夕，我的妻子要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慎公督促我 赶紧返回纽约，不要管他。我的心情很矛盾，放心不下慎公。但慎公一定坚持要我 回去。行前，我把几顿饭菜都做了出来，慎公主要的行装也装好箱子随车带回，并 叮嘱慎公疼爱的孙子无双要照顾好爷爷。走时，慎公正有客人来访，但他坚持要下 楼送我。车已经开出去一段路了，我从后视镜中看到慎公仍然站在楼前不肯回去， 向我这边张望。我知道慎公此时的心情，一种同样的心情油然而生，泪水模糊了我 的眼睛…… 　　再次见到慎公是一九九九年的春天，在纽约。一年前，慎公访问德国时中风， 落下残疾，走路已经需要拄拐杖，明显的老了。然而，慎公却愈老弥坚，笔耕不辍， 致力于民众的思想启蒙，为自由民主呐喊呼号，凝聚社会力量，成为大陆思想界倡 导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当时十五大已经开过，国内政局出现了某种松动。慎公告 我，他虽走路不便，脑力还行，每年总要写几篇文章，把自己想说的话讲出来。我 劝他要注意身体，他表示自己有生之年时间不多了，有些话还没有说透，希望再给 他三、四年时间，也许就能了结心愿了。 　　记得有次我把慎公从家中接出来，一起吃早茶。饭桌上，慎公谈起正在酝酿联 络一些人，一起向江泽民建言，借六四十周年和建国五十年之机，解开六四死结， 大赦天下，收拾人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和我谈起了进言的大体思路，说孙中 山三民主义的大文章，毛泽东解决了民族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民生问题，现在就剩 下民主问题了，江泽民如能顺势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将功在史册。 　　后来事情的发展却让慎公极为失望，建言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在政治上更加 收紧，而且对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大事铺张，掩盖伪造历史，大搞新的个人崇拜。在 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激愤之作， 历数中共三代领导人的罪过，酣畅淋漓，一片忧国忧民之情。文章写成后，慎公曾 托人带给我，嘱我转送友人一阅。事实上，还没有容我送出去，这篇文章就已经不 胫而走，广为流传，轰动一时。 　　几年前，慎公曾表示，计划到八十岁时，写一篇《八十自述》，再把近年来写 的文章编一个集子，也算是一辈子了。没有想到慎公还是匆匆地走了，带着遗憾， 没能等到这一天。其实，他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话早已说了出来，散见在他晚年的 著述之中。他在《燕京人物志》中说：我虽然历来主张学有宗旨，但是因为自己学 无专长，写作范围十分散漫，不成体系。只有一个大体上的中心，即总是为中国的 民主自由呼号。这是来源于在中学时代受康德的一句话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 平生志愿。” 听友人告诉我，去年李锐先生手书北宋王安石咏竹一诗，其中有“人伶直节生来瘦， 自许高材志更刚”的句子，赠送给慎公。慎公很喜欢，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客厅里， 以此自勉。事实上，这两句意境正是慎公晚年人格的写照。对慎公的历史评价，我 想还是借用他的心血之作，给哈维尔文集所作的序《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中的话来表达吧：“他最大的功绩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 做一个真正的人。” 　　慎公不朽！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６日） 作者简介：高文谦，一九五三年生于北京。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 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 泽东传》等。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 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从事中美关系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现为自 由撰稿人。其夫人曾在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工作。 ≈≈≈≈≈≈≈≈≈≈≈≈≈≈≈≈≈≈≈≈≈≈≈≈≈≈≈≈≈≈≈≈≈≈≈ 　　　　　　　　　　　　　李慎之，我永远佩念的人 　　　　　　　　　　　　　　　　─王奔─ 　　四月十七日一早，原美国所同事任越来电话，告香港报纸登了，李慎之患非典 型肺炎病危，正在医院抢救。当时香港ＳＡＲＳ闹得很凶，老年体弱的染上多半很 难办，加上自己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立即与北京他女儿通了电话，得知得的是典 型肺炎而非ＳＡＲＳ，医院也确实发了病危通知，但目前还算稳定。想想北京的医 疗条件如此好，现代的医术如此昌明，虽然他已是八十岁了，但不见什么老态，平 时又一向底气十足，声若洪钟，这一关他准能过去。我即把此消息告诉任越和另一 原美国所同事张毅，安慰他们说，问题不大。四月二十二日，在广东开会时，又打 电话想问问好转到什么程度了，却获知他上午已经“走了”。原先想好几句祝愿他 早日病愈的话把我脑子搅乱了，顿时张口结舌，语无伦次。 　　静下心来细想想，我和李慎之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他曾是我的精神导师，后来 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的关系一度极为密切，后来人隔地球两端，来往不如原来 那么频密，但只要有机会，我们仍然海阔天空地神聊。要回忆李慎之，那得花一些 时间，绝非三言两语可以完成。现在原美国所的朋友要集体悼念他，我想先写印象 较深的三件小事。 　　　　　　　　　　　　　　坐两年冷板凳吧 　　我第一次拜见李慎之是１９７９年他陪邓小平访美归来。当时我读新闻研究生 要写论文了，想请教这位老新闻工作者。也不知怎么搞的，正经事儿没怎么谈，就 扯到别的话题去了。他问我，这几天报上有什么重要消息，我答，有一篇读者来信 很重要，第一次提出读者有“知情权”。其实那是比豆腐乾还要小的一块东西，我 不过是有感而发就是了。哪知他的反应十分强烈，一下站起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谈 起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来。我明显地感到，他对我的态度已从对求教者的答疑解惑变 为朋友间的推心置腹了。此后，我与他就越来越投机，越来越无话不谈。等到我１ ９８１年研究生毕业，刚好他也新办了美国研究所，正在招兵买马，我问他是否需 要我这样的人，他表示十分欢迎。由于我原来的工作去向是人民日报社，我在编辑 部已干了一年多，我的直接领导李克林恰好是李慎之的老朋友，两个人一通电话， 人民日报就放行了。所以，我在人民日报社报到的同时，办了调离手续，转而到美 国所报到上班。 　　就在到美国所工作后不久，我读研究生时到美国自费留学的申请有了回答，有 两所大学同意接受我，其中有一所大学还给了奖学金。我很为难，刚到美国所，还 没怎么干活，难以开口提“走”字，但这样的机会又极难得，是我费了一年多心血 才争取到的，就这么放弃也难以甘心。我把情况告诉了李慎之，希望他能帮我拿拿 主意。 　　李慎之约我改日再谈。到约定时间，他仅用三句话就让我放弃了走的想法。他 说，国家有政策，研究生毕业后要为国家工作两年后才可出国留学，当然不是没办 法一走了事，但费那些周折有否必要；美国所刚开办，正在用人之际，好不容易你 来了，还指望你为美国所出力呢，正好，坐两年“冷板凳”，搞搞美国经济研究， 等你把美国情况搞清楚了再去留学，说不定效果更好；第三，你想想，在美国所工 作，还少得了去美国的机会吗。 　　确实，在此之前，他就曾帮我联系过一个到美国工作的机会，只是最后因为税 和保险的费用谈不拢，没去成。我也深信，他说的话是一定算数的。所以我二话没 说，当即表态不走了，先在美国所坐两年再说。于是乎，我在美国所就干了下来。 　　　　　　　　　　　　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 　　一天有事到家，他忽然对我说：“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中央要成立对外宣 传小组，胡乔木推荐我当小组长。你说，我去还是不去？”他经常这样，会提出一 些你不可能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问题，并要你马上回答。我凝视着他，想从他的眼神 里看出他的意思来。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回答的问题。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按 官阶算是正部级，而且是党的系统，位高权重。谁都知道，京官多如牛毛，笑话说 摔一跟头撞倒好几个局长处长，但正部级是一道坎儿，有多少官迷经营一世，在副 部级那儿等了几年十几年，就是过不了这个坎儿。一到正部级，那就正儿八经是大 臣级的高官了，制度内制度外的各种待遇完全不一样了。他从１９５７年被钦定为 “极右分子”起，二十多年来是身上踩着专政脚、耳旁响彻打倒声过来的，不要说 过什么好日子，连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都一扫而尽，作为一个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经 济系毕业的知识分子，能熬到现在已是凤凰涅盘。如今右派改正，官复原级，硬套 的话，还比他原来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高了一级，加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整个 社会一片反思声，大环境总的来讲还不错，此时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那是一般人 可以祈求到的吗？ 　　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不是那种一般人。我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你不合适 这个工作。第一，这是一个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要做好的话，每天面对几十个国 家，几百个记者，解释了再解释，说明了再说明，你愿意化这个时间干这个差事吗？ 第二，这是一个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什么事是外紧内松，什么事是内紧外松，什 么事是内外都紧，什么事是内外都松，领导的主意一变，所有的都得跟着变，你能 适应吗？第三，这是一个组织性非常强的工作，宣传部长是小邓，一定是对外宣传 的纲领，你能得心应手地工作吗？”其实我还有一条说不出口的理由，我刚刚冲着 他到了美国所，放弃了到美国自费留学的机会，如果他拍拍屁股一走，我不就傻眼 了吗！ 　　他点点头，微微笑道：“是啊，与其在炉火上烤，不如读点书，干点事。”后 来，他给胡乔木写了封信，读给我听过，其中引了一句孔子的话，大意是他想用几 年时间，读几本书，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的事就不能干了。胡乔木居然没有再坚 持，此事就过去了。当然，我不是说，他是听了我的话，才拒任这个官职的。我只 不过说出了他早已深思熟虑的想法而已。 　　　　　　　　　　　　　　　　清除精神污染 　　１９８４年，北京的政治气压越来越高，不断传来意识形态领导人之间的消息。 胡耀邦几次公开讲话，再三重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档案）袋子的政策， 这些讲话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严重，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好在美国所与此毕竟 隔了几层，美国所搞的是国际问题研究，又有李慎之这把大伞坐镇，一般的风风雨 雨刮不到我们头上。当时，美国所借装甲兵招待所办公，地远，在公主坟西的沙沟， 研究人员不必坐班，一周来两次，开开会，看看文件，讨论讨论课题，虽然研究工 作的压力不小，大家的精神还算相当愉快。 　　突然一天开会，传达中央什么会议，说邓大人都讲了话了，要清除精神污染。 胡乔木的讲话，邓力群的讲话，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涉及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多。文 革结束时，几乎所有现在台上的领导人都信誓旦旦再也不搞运动了，才没几天，就 跟没说过一样，通通不算数了。 　　会上，李慎之宣布美国所成立清除精神污染小组，由我负责。我暗自好笑，我 这样的都能负责清除精神污染，美国所能清除出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会一结束， 李慎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要和我商量如何开展清除美国所精神污染的工作。每次 和他单独相处，我们都会互相交换各自的消息，不管是大道还是小道，也不管是好 听还是难听。我跟他详细介绍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邓力群周扬王若水就究竟谁是制 造思想混乱罪魁祸首的争论过程。我认为胡乔木抬出邓小平搞清除精神污染，实际 上是他被周扬的十大问题所问倒，害怕中央会追究他的责任，于是想搞这么一场政 治运动来掩盖自己出尔反尔，一讲思想解放就比谁都右，一讲四个坚持就比谁都左， 从而把全体人民的思想搞混乱的重大错误。他则分析了胡乔木作为知识分子其思想 之敏锐，之解放，当属一流，作为共产党员（我立即更正为“党棍”，他笑笑，微 微点点头算是认可）其观念之保守，作风之霸道，难以企及的两面性。我知道他对 胡乔木有很复杂的心理，他长期在新闻界工作，新闻界有一批乔木崇拜者，虽然我 没有听他说过他也是乔木崇拜者，但他多次赞扬过乔木文思敏捷，文字讲究，知识 广博，而要从他嘴中说出肯定什么人能力的话来，那可是难乎其难的一件事；１９ ７８年，在他右派还没有改正时，乔木就点名让他参加范围极小的理论务虚会，自 此他开始回到正常生活中来，成立美国所是乔木提议的，他出任美国所所长是乔木 点的将，乔木还提议他出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虽然没去，但知遇之恩的感觉 总有的，难怪我也认识的他的一些老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乔木的保皇派。但同时他 对包括胡乔木在内的意识形态负责人的专制蛮横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我听他谈到， 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搞不长，不过在风头之下，要能对院里交代得过去就行了时， 我一点儿也没有惊讶。我说这很简单，你不是叫我负责吗，咱们美国所也简单，只 有一份《美国问题研究资料》出版物，一共也没有出过多少期，咱就来个自查与公 查相结合，凡是自己写的文章，自己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精神污染的问题，我呢， 就把几十期的研究资料都看一遍，然后给院里一个报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既不搞走过场，也不搞扩大化。 　　我花了一天时间就查完了所有文章，结论当然是“不存在精神污染的问题”， 所有自查的也是同样结论。我痛痛快快据此给院部写了报告，本以为这件事就可以 交代过去了，没想到又出了个新岔子。 　　美国所和日本所开创之初就一起在西苑大旅社办公，两个所的人互相都熟，年 轻人经常一起活动。日本所一位Ｙ君不知怎么着被公安局的弄去，自己交代曾在所 里看过所谓的黄色录像，在场的有美国所的Ｗ君。公安局把情况通报给社科院，又 转给美国所。这可是和精神污染沾得上边的事儿，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美国所的 一位副领导已对我说了，要认真查处，态度不好的话，要处分。 　　这我就不太好办了，又是公安局，又是院部，又是所领导，而且又有姓名齐全 的交代，我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那个年头，如果写文章的观点被认为有问题，是 精神污染，大家感觉问题不大。但如果是因为看所谓的黄色录像而被点名、处分， 大家就没有什么同情了，谁让你干这种事的！但如果Ｗ君被处分的话，不仅证明了 美国所有精神污染的问题，而且Ｗ君以后的路会很难走。我找李慎之，建议冷处理， 先要核实事实，然后再酌情处理。李慎之同意我的意见，并说相信我能处理好。 　　我找Ｗ谈话，Ｗ的抵触情绪很大，我又不能把所有底牌都告诉他，只好循循善 诱，最后核对下来的事实是：开始看时并不知道是黄色录像，等发现时，就离去不 看了，所以准确地讲，不存在一起看黄色录像的问题。我开始还要Ｗ写个情况和认 识，这是副领导要求的，但Ｗ执意不肯。我向李慎之汇报时，李反问道，既然没有 问题，为什么还要写东西？我又按此向院部报告，院里没有再来追究。有没有被李 慎之挡回去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一场来势凶猛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李慎之云手推掌，美国所不但没有整任 何人，而且还保护了年轻人，就这么安然度过了。 　　　　　　　　　　　　* * * 　　回想我在美国所的经历是从李慎之劝我坐两年“冷板凳”开始，结果呢，这 “冷板凳”我一坐就是六年。这当然不是说李慎之的话说了没算，而是世事确实难 料。这六年里，美国所也是在风风雨雨中跌宕起伏。在这六年里，我从李慎之身上 学得的东西，不要说美国的大学，就是满世界、全天下地找，都是难以寻觅的。也 可以说，正因为有这六年垫底，我才能真正跨入学术的殿堂，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 至今仍自由地思想。对这六年的“冷板凳”，我对李慎之不仅毫无怨言，相反却心 存感激。 　　走笔至此，不禁唏嘘。从今往后，寄意与谁！ 　　（２００２年５月７日） 作者简介：王奔，原美国所经济室助理研究员。１９８１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毕业后，调入美国所；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５年在美国麻州波士顿Ｎｏｒｔｈｅａ 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Ｂｒａｎ 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做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６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博 士后研究，一年后周转于香港几家公司，从事研究及管理工作。现栖身香港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ｒｏｕｐ，任名誉董事。 ≈≈≈≈≈≈≈≈≈≈≈≈≈≈≈≈≈≈≈≈≈≈≈≈≈≈≈≈≈≈≈≈≈≈≈ 　　　　　　　　　　　悼念李慎之──改变我命运的人 　　　　　　　　　　　　　　─茅于轼─ 　　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得知李慎之先生病危住院。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他的女儿 接的电话，说情况一直不稳定，但是还有希望能够恢复。没想到今天十点多钟他竟 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此走了。我知道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有满脑子的计划要实现。 他自己绝对没有想到走得这么快。 　　去年年底前，我腾出时间去看他，他精神很好，看见我去特别高兴，滔滔不绝 地谈了近两个钟头，还给了我几篇他新写的文章。我看他精神这么好，就试探着问 能不能到天则所来做一个报告。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说，去年什么时候 北大请他去做报告，海报都贴出来了，可是最后还是没讲成。我说天则所不存在这 样的问题。后来因为彼此寻找合适的时间，推迟了几次，幸亏终于在今年二月二十 一日星期五，天则所的双周学术报告会上他做了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报告。这是慎之 生前最后一次公开的报告。那天到会的人特别多，会场里坐不下，许多人坐在走廊 里，有的椅子都没有，干脆就站着听。可见慎之是多么地受欢迎。 　　最近这几年我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他搬到潘家园去之后，交通不方 便，我又特别忙。不过每次去见他，总是抱着喜悦的心情。因为我喜欢听他的高论。 这种心情从我在１９８４年春天，第一次见到他就发生了。那时是王国乡同志领我 去的，我还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我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太满意，因为我的兴 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我想调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或者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可是他们拒绝接受我，我猜想大概因为我 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王国乡说可以和李慎之谈谈看，于是就去了他家。那时他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他简单地听了我的自述，以后我又递去一份简历 和申请书，他就痛快地同意了。１９８４年９月我就坐在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上 班了。他也就成了我的直接领导。理论上说中间还有一个室主任，但是美国所是一 个小所，所以所长和研究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多。 　　慎之是一位信奉自由的人。他答应我每年写几篇有质量的关于美国经济的论文， 其它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 在美国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动态择优分配。这篇文章将择优分配从静态推 广到动态，讨论一个动态过程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把数学规划中拉氏乘数法和 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联系起来。文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价格改革的速度问题。它的 最优途径应该是短时间的改革成本和长远效果在边际上的平衡。我在美国所的十年 中大约三份之二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 起了推动作用。如果没有慎之给我的特别关照，我的这些成果都不可能取得。 　　到美国所之前的１９８２年我就有机会去了一次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 会。但是时间太短，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西方国家。到了美国所我十分希望有机 会去美国访问。８５年的夏天，慎之派我参加由浦山领队的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 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访问结束后我多留了两个礼拜，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的成立大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在美国学习的学者，他们中一部分 留在美国教书或者做研究，一部分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后近 十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担当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负责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和人 员互访。慎之对这一切活动都给予积极的支持。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过，所谓现代化 就是美国化。这句话虽然不全面，但是确实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他就是这样 看待自己作为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责的。 　　次年，１９８６年初，慎之让我利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访问一 年。因为８５年我初次访美的时候认识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帕金斯， 他对我的英语能力和经济学水平有初步的了解，所以愿意作为邀请方请我去访问。 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可说是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 者，建立了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的联系，特别是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 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回国以后写了《生 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一出了三版，销售不少于六七万册。 　　我从美国后来时，慎之已经决定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是他对美国所 的工作依然抱着特殊的喜爱，大概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对美国研究的 重要性的认识。他虽然淡淡地离开了美国所，但是美国所的同志们没有不想念他的。 他虽然官做得很大，但是没有一点官架子。在美国所的时候他经常和研究员们讨论 各式各样的问题，学术上的、时事上的、生活中的。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他的话题里 就有特殊的见解。所以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议论。他领导美国所真正做到了出成果、 出人才。而且他不仅仅眼睛盯住美国研究，而是为国家、为社会作研究。他的视野 非常广阔，涉及到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研究人员的报告他都一一审阅，而且逐 篇讨论。他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能够抓住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这或许是因 为他在大学里最初是学经济学的有关。他为人正直，不容搞任何邪门歪道。所以美 国所没有其它所那些复杂的钩心斗角。我很庆幸没有参与到这种搞不清的事里去。 　　慎之不但健谈，特别是他的文章写得好。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对台关系的文章。 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文章确实好，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特别是文 字畅顺优美。他的文章是我所看到的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好的，应该编入中学教科书 来读。１９９９年那篇脍炙人口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是因为寓意深刻，也因 为它文字优美，真情动人。许多人或许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 准确地传递这种复杂的感情。 　　六·四以后是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他和我相识也不过五、六年，但是已经 变得非常知己，无话不谈。他多次表露过对自己深刻的检讨。文革改变了他对革命 的看法，而六·四则再一次，而且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民主化的前途。他感觉自己老 了，没有那股锐气，顾虑也多了。怎么能够为国家多做点事，感到力不从心。其实 这正说明他强烈的责任感一点也没有减退。所以一直到他临死之前还在不停地写作。 在他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他有大量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正式发表。倒是 他退休后，他不再拒绝发表文章。在最后的几年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 他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做一个教公民课的老师。一方面这是他对当前政治课的不满， 一方面也是他对公民教育的重视。９９年底，天则所成立公民教育小组，我们请慎 之参加，他不辞辛苦亲身来到天则所，参加讨论，发表意见。他对天则所做的许多 事情都表示关切，并且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指导。他对我，从事业到家庭，都关心。 我们见面没有任何客套，推心置腹，天南海北，这样的谈话是人生一大乐趣。虽然 他只比我大六岁，但是从经历上，从学术上，他比我大了一个辈份。我一直以这样 的心情对待他。但是他却以极其平等的姿态对待我。所以我们成了忘年交。可是这 样快乐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再来了。 　　他年纪虽然老，头脑特别清楚。他曾经对我说，不知道还能干多少年。他自己 认为大概还能干五年左右。我也这么想。他有一大堆要做事的计划。他曾经说要写 一篇关于抗美援朝志愿军中被俘人员的文章，为此收集了大量材料。他认为政府对 待他们是极不公平的，所以他要研究。可是他没有时间完成它。他又想研究公民教 育，研究民主化的道路。过去他研究全球一体化，研究自由主义，研究近代史中的 胡适。所到之处无不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能够继续写下去，中国的现代化还将得 益于他。可是谁料得到他走得这么匆促! 　　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李慎之。现在我们失去了他。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每当我想起他，就会 感到力量。我会继续他的事业，作为对他的纪念。 作者简介：茅于轼，１９２９年生于南京，１９５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在铁道科研系统工作三十多年后于１９８４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 究员。１９８６年赴美，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１９８７年回国，以后七年内担 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１９９０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 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 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获１９９９年Ａｎｔｏｎｙ　Ｆｉｓｈｅｒ国际纪念提名奖）、《谁妨碍了我们 致富》、《寻求社会致富之道》、《道德、经济、制度》和《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等。 ≈≈≈≈≈≈≈≈≈≈≈≈≈≈≈≈≈≈≈≈≈≈≈≈≈≈≈≈≈≈≈≈≈≈≈ 　　　　　　　　　　　　　　　怀念李慎之先生 　　　　　　　　　　　　　　　　─林晓云─ 　　几位曾在美国所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邀我写一篇悼念慎之先生的短文。我们这些 人，年轻时都曾受过先生的惠泽，某虽不才，怎敢推辞。好在关于先生的高风亮节， 文章锦绣，自有妙人动笔，这里几句话只是在家人亲友的小型仪式上略表哀思而已。 　　三月底来北京，本有意去探望先生，但日程安排太满，只好放弃。也是因为计 划中五月还要来，打算带一本将要出版的拙作给老人看看，算是不辜负他多年对我 的关心。记得一年多前去探望，看他虽然腰有些弯了，但思维还是那么锐利，声音 还是那么洪亮，谈锋还是那么健，所以，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这样快地去了。 这将是我终生的憾事。 　　但先生本人对自己的一生，我揣测应该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他身上集中了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忧国忧民，赤子之心；关心世事，但不随波逐流； 学以致用，但不趋炎附势。 直到晚年，他从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反思，从没有忘记 过国家的前途。后人亦不会忘记李慎之。 　　当然，我们怀念慎之先生，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记忆里的他，是 一个宽厚的长者。记得我刚调到美国研究所，因父母原是先生的相识，第一次见到 他，不知应叫伯伯还是所长。但时间长了，发现大家都直呼“慎之”。在美国所时， 他从不摆所长的架子，总是笑呵呵地走进各个研究室的房间，同年轻人平等地交流 思想。他有他的观点，但他从不强加于人。他有很深的国学根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础，但对时下的新思潮、洋理论也从没有嗤之以鼻，而是永远带有一种童心的好 奇，带着一种没有先入为主的开放头脑去了解。记得八十年代初，他曾同我讨论过 什么是“系统论”，什么是“测不准定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的 “忘年交” 绝不止美国所的一批批年轻人，而是遍布全国。如今先生去了，但关于他的记忆将 留在遍布天下的晚辈学子心中。先生有灵，当含笑于九泉之下。 　　我们记忆中的先生，还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朋友。多年来，无论是在位还是不在 位，先生都是得帮忙处且帮忙，将美国所一批批青壮年研究人员送往国外。得意时 也罢，逆境时也罢，多少人受到他的呵护，多少人受过他的关怀，今天恐怕很难算 清楚。 　　先生对我，也一向是很关心的，尽管我在美国所时间不长。在他手下工作，与 其说是受他管，倒不如说受他熏陶。在多次为他与梅益、宦乡等社科院领导翻译的 场合上，我耳闻目睹过他的才华横溢。有时在他的办公室，从一篇文章谈到古今中 外，总是为他的知识渊博与独特见地所镇服。先生曾夸奖我思想中时而迸发出一些 火花，但也指出我缺乏写文章的基本功，要我向所里其他年轻人如张毅学习。他也 常说搞研究要踏下心来，甘于坐冷板凳。 正是由于他这种对人才的关心，所以在先 生底下工作的人，不敢不尽力，因为不愿辜负他一片好心。 　　但毕竟还是辜负了他。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成为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而是 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不过，同先生相处的时间里，多少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以先生的为人，恐怕这是他更加看重的。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作者简介：林晓云，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获英语学士学位、历史学士学位，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清b任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美国法 通讯》主编、《牛津美国法指南》主编等职；曾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府 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研究美国政府结构；一九九三年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加 丽福尼亚、佛罗里达、克撒斯、宾西法尼亚、俄亥俄， 田纳西等地联邦法院、州法 院及全美仲裁协会和纳斯达克仲裁部等美国仲裁机构代理多家国内外企业诉讼抗辩。 ≈≈≈≈≈≈≈≈≈≈≈≈≈≈≈≈≈≈≈≈≈≈≈≈≈≈≈≈≈≈≈≈≈≈≈ 　　　　　　　　　　　心中的丰碑 ──追忆李慎之先生 　　　　　　　　　　　　　　　　─邓林─ 　　四月二十二日，李慎之先生病逝了。消息传来，万分震惊。我心目中永远才华 横溢，风度翩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慎之先生竟会真的离开了我们，离开 了这个他为之付出全部才华和关爱的世界！当消息证实后，美国所当年由他一个个 送出国深造，现在美国工作、生活的“老人” （针对目前美国所人员而言），纷纷 通过电话、ｅｍａｉｌ联络旧日同仁。一周内，竟然有二十位散居全美、香港和中 国的老朋友回应！大家要在他的追悼仪式上献上一个鲜花作成的花篮，并致上我们 的心声──慎之所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比之上述“老人”，我是“老老人”，当年曾作为小帮工，参与了慎之先生建 立美国所。 　　１９８１年，我听说要成立美国所，“毛遂自荐”找到慎之先生在毛家湾的办 公室，表示想去美国所。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当即表示接受。又说，建所初期你 得帮忙搞搞行政，担任临时办公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我当时二十多岁，从外院毕 业不久，工资、人事关系还在部队，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一下子被委以这么 个重任，很想好好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慎之先生当时正忙于为中央起草文件，所 里的具体事他是“大而化之”。我则得以“拳打葵7d踢“，安排诸多的头绪：司机、 会计、办公家俱、开通与院部各部门的关系，每天打无数的电话，回答无数的问题 ……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以慎之先生的才华、为人、声望， 所里很快地聚集起一批人才：董乐山、李道揆、梅绍武（梅兰芳之公子）、李国有 （李公仆之公子）……及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张毅、朱宏前等。１９８２年我从部队 正式专业，慎之先生派人去送兵办公室把我的档案要到社科院。这段工作经历使我 感受到慎之先生知人善用，不讲论资排辈，支持、信任年轻人，留与空间任其施展。 　　所办公室人员配齐后，我就改为负责所里的外事了。主要是安排社科院接待的 美国学者访华的学术活动和慎之先生与他们的会见。那时有些活动是与外交部，对 外友协等单位联合举办。我曾不止一次看到与会人员为慎之先生独到的观点、精僻 的分析、惊人的语言所折服，频频点头。记得一次接待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首席助 理比亚勒后，董乐山老师告诉我，比压勒很佩服慎之先生的知识渊博和才思敏捷。 还举了个例子：一个很冷僻的单词（已记不清是哪个了），在美国的专门学者们都 未必知道，慎之先生竟脱口而出。据我的观察，慎之先生虽不大讲英文，但他的理 解比翻译来得快。 　　 慎之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才子，令我辈仰为观止。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还得以 感受到他宽厚、慈祥的一面。 　　８１年末我怀孕后期，慎之先生把我安排到离家较近的毛家湾他的办公室当秘 书，接接电话，搞些翻译，使我免受了很多挤车之苦。孩子两、三岁时，一次带他 到办公室玩儿。慎之先生正在开会，马上大步走出来，乐呵呵地抱起孩子，说： “让爷爷看看！”然后走回屋把孩子放在膝盖上，拿出纸笔，说：“爷爷给你画萝 卜好吗？” 大有要一边画萝卜，一边开会的架势。那天下班大楼电梯停了，我正 “磨拳擦掌”要把孩子扛下楼，慎之先生和另一位副所长也才下班。他说：“爷爷 领你下楼。”于是两位“所长大人”各领着孩子的一只小手，走走、抱抱、停停… …，走下十三层。才华横溢的学者与和蔼可亲的长者在慎之先生身上就是这么自然 与和谐。 　　８６年夏，慎之先生来美访问，我当时已在美国，正为学费和专业彷惶。一天 晚上去李思奇处看望他们，向慎之先生汇报了情况。不久，慎之先生为我安排了福 特奖学金学习图书馆专业（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很多年过去了，２００２年圣诞前，我在寄给慎之先生的贺卡 中写到，随着人到中年，我越发体会到，以我的能力和个性，图书馆专业是很适合 我的。感谢您当年为我创造了机会，为我选定了这个专业。如今在美国的很多旧日 同仁都受到过类似的关照。当年慎之先生利用他的影响，为很多年轻人“搭桥铺路”， 使我们得以来美学习，有了今日。如今事业有成，工作、生活安定，让我们怎能不 思源！ 　　离最后一次见到慎之先生已经十七年了，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系。最初几年，出 来的年轻人还没那么多，他常利用下班后、节假日给我们一一写信，与我们谈他的 观点，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他每次来美，都会与我们电话联系。从这些交往中， 我常常感受到他的忧国忧民，也深深地被他那种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地思考、探索 中国之前途的博爱所感动。就在今年春节时，还收到他的贺卡，并附有一纸列出一 些旧日同仁的电话，让我代为通知他的新地址、电话。可以想象，他仍然喜欢与我 们这些”老人“交谈，仍然在探讨…… 　　令人敬佩、爱戴的慎之先生乘鹤西去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具大的精神财富， 为我们树立了为人的榜样。这些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他在我们思想里播下的种子 会随着我们，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 　　慎之先生安息吧。 　　（２００３年５月３日 于美国洛杉矶） 作者简介：邓林，女，曾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５期间在美国所工作，先后分管过外 事和图书馆。１９８８ 在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ｅ 取 得图书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洛杉矶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当图书馆员。 ≈≈≈≈≈≈≈≈≈≈≈≈≈≈≈≈≈≈≈≈≈≈≈≈≈≈≈≈≈≈≈≈≈≈≈ 　　　　　　　　　　　　　 　　　　　　　　　　　　　永别了，所长！ 　　　　　　　　　　　　　　　　──追忆李慎之先生 　　　　　　　　　　　　　　　　─雅非─ 　　李慎之先生去世了。虽然知道他病重住院，但在电话上听到他女儿说不是非典 是肺炎，就放了心。我这种放心，多半是因为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所留下的深 刻印象：所长从来都是神采奕奕、情绪高涨的；他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常常神色飞 扬，时而咄咄逼人。 　　我叫他所长，是在他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那段时期养成的习惯。一 九八五年，我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作为美国所美国文学研究生留在美国 所文化室工作。刚毕业的我，对在文化室的这份工作，简直有点战战兢兢：文化室 的几张办公桌，一张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主将、我念书时担任 研究生院美国系系主任的董乐山先生的，一张是我的导师、著名英美文学学者、莎 士比亚全集的编撰人施咸荣先生的，另一张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外国戏剧研究家、中 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绍武先生的，还有两张是两个小年青的，其中 一个就是我。因为上学的关系，我跟室里的三位学者“大腕”很熟，因为他们三个 人在我研究生考试口语面试的时候就同时出山，“吓”过我一回了，后来上了三年 学，经常往所里跑，从请教到聊天到开玩笑，就不太“怕”他们了。可是所里有一 个人，一直让我“害怕”。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所长李慎之先生。 　　我为什么“害怕”所长？原因有几个。一个是他名气太大：我那时就知道他是 延安的红小鬼，后来成了新华社国际部的大拿，大参考消息都是经他编辑，由他过 目后才送报中央的，还知道中共的很多外交文件都是他起草或者修改的。这样的人，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说怕人不怕人。我“害怕”所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特 别喜欢“考考”年轻人。在所里工作，我免不了有事去所长室找他请示，他也免不 了到文化室来“坐坐”。他到文化室来，主要是跟我的“大腕”同事们商议要事， 同时也绝不忘记捎带着考考文化室里的年轻人。我记忆中，我跟所长的对话，大部 份都是他在考我，搞得我一见到他，就马上进入“临考”状态。一次，所里跟美国 共和党的智囊团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访华成员开座谈会， 当时所长选择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张毅做翻译。张毅的翻译技巧真是炉火纯青， 几乎一字不漏，并句子通顺、词义准确。我们几个没出过国的小年青看了很是佩服。 好像是第二天，所长又来文化室了，一进门就劈头盖脸地问：“Ｗｕ（他南方口音， 吴胡不分）Ｙａｆｅｉ，你什么时候上阵啊？”问得我差点儿“汗滴禾下土”。可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黑人文学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所主办的《美国研究》上， 他看了后，说：“看来你读了不少书嘛。”他那一句话让我得意了好几天。至少在 后来的几天中，我不那么“怕”他了。几年以后，他见到我，又“老调重弹”，说： “你说说美国的Ｐ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是怎么回 事吧？”那时我不但不“怕”他了，而且还敢抓住时机侃侃而谈了。完后，我看到 他脸上满意的神色，又禁不住暗自得意了许久。 　　其实仔细想起来，我这样“害怕”所长，这样描述他“吓人”的样子，对他是 不公平的，因为我的“害怕”多半缘于我的年轻和不自信。现在想起来，所长其实 是很平易近人的。我知道，美国所其他的年轻人都喜欢所长，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像 我那么不自信。所长其实最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他尤其喜欢有才华的年轻人。假 如你跟他聊起来了，深入下去，甚至让他发现你可以在学术方面挑战他，他就会忘 记你不过是个年轻人了，他就会忘记他是个资历深厚的高官和学者了。他是一个尊 敬才华和思想的人。对他来说，所有人在才华和思想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 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无论你是做官还是不做官的。了解了这一点，所长这个人就不 那么“吓人”了，他简直就是“可爱”极了。这个我是到了后来自己成熟了一些， 才体会到的。美国所的年轻人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真的是好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 绝没有拘谨，绝没有约束；他那么一个经历广泛、学识渊博、思想敏捷的人，所里 的年轻人都喜欢跟他聊天，都喜欢“刺激”他，好让他“信口开河”，好听他“谆 谆教诲”，好看他“指点江山”。我以前怕他躲他真是“亏”透了，我躲他躲过了 多少激动人心的学习和探讨的机会啊。 　　几年后，我出国了。后来的一些年中，当时美国所李慎之所长任内的大部分年 轻人都陆续出国了。出国以后，我们跟美国所的关系也就逐渐地断了，因为美国所 换了新所长，美国所在很多方面都和从前不一样了。然而，这些“年轻人”（现在 也都不再年轻了）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却从来也没有断过。我们常常还是在学术方 面找所长探讨，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及时跟所长通报的。所长每次来美国访问 交流，也都不忘记通知在美国的原美国所成员，能聚会的时候，我们还一起聚会。 　　我在美国这许多年，一直在教书。我的先生寒哲（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是个 民间哲学家（我给他的名号）。多年来，他除了做电脑咨询以养家外，还时刻不忘 自己的哲学与文学爱好，读书、写书、办哲学和文学俱乐部。我在教书之余，花了 几个月的时间，把先生的书翻译成了中文。九三年起，我贻d始寻求我的老师们的帮 助，请他们批评指点。我先把先生著作的中文译本寄给董乐山老师看，董老师看了 很是赞赏，写了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并将著作的摘要文章推荐给《读书》杂志。后 来，我又写信跟所长谈了这部译作，并把译作的打印本寄给了他，所长看了也马上 回了信。下面是所长给我先生的复信的部分内容： 　　“寒哲先生： 　　听Ｙａｆｅｉ给我介绍了你对西方面临的危机的忧虑以后一个星期，就收到了 《读书》杂志，看到了你的《衰朽与复兴》的摘要（虽然它简略到几乎完全不能表 达你的思想），又一个星期就接到了你寄来的全书（打印稿）。 　　我把你的著作从头至尾仔细读了两遍。我十分钦佩你的博学，也十分钦佩你的 文笔，它确实达到了你所推崇的古典的风格──简洁明净。但是我更钦佩的是，你 看到了在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羡慕的所谓“发达国家”中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这种危机长期被掩盖、被忽视，只有最肯深思、最有观察力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才敢 于正视。 　　我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你在你的著作中痛斥那些“假知识分子”， 虽然你在别处并没有用过“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我很理解你是用何等严肃 的态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我们中国本来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它是从 你们西方引进的，然而一经翻译，就具有了自己的含义。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的心目 中，一个大学生大概就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许能 扩展自己的知识而成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却很少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你 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士，孔子所谓“志于道”的士，“仁以为 己任……死而后己”的士，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 　　…… ” 　　以上李慎之先生的复信全文当时作为书评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后来，该书 由台湾立绪出版社以《西方思想抒写──给那些无瑕阅读经典的人们》为题出版， 并征得李慎之先生的同意以他的复信做了序言。 　　从李慎之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感兴趣。 给所长看稿是九三年四月左右的事。同年七月他来美国访问，在华盛顿暂住。我们 这些他原来的“小部下”们组织了一次在华盛顿的聚会。当时，原美国所成员能到 的都到了，我和先生也乘飞机赶了去。我记得当时他跟我先生谈话，还讨论了“真 正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现在回顾起来才意识到，李慎之先生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兴趣， 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现像的担忧，也说明他在晚年由 于自由思想的表达而仕途坎坷，进而看清官场，立志还自己本来面目，做一个独立 思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决心。 　　记得华盛顿聚会时，我们去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几个在华盛顿附近的聚会 组织者在餐馆的一面墙上挂起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久违了，慎之！”（他们 都叫他慎之，因为他总是ａｃｔｅｄ　ｌｉｋｅ　ｏｎｅ。我还是习惯叫他“所长”， 因为我总是对他敬佩有加，从不敢“造次”。）“久违了，慎之！”这句话非常准 确地道出了当时所有到场人的心思。看到那句话，我心里想的是，我们这些当年的 小年青在所长的呵护下，一个个都长大了，成家了，出来深造后，又都将目光转向 个人生活，各自开始了与美国研究不大相干的事业，而所长他却一个人在国内坚持 不懈地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坚持表达自己对中国和国际事务的独立见解，以 推动中国在各方面与世界的接轨。面对这一切，我们这些他曾经寄予希望的年轻人， 不对他说一声“久违了”，还能说什么呢？ 　　华盛顿聚会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李慎之先生就走了。 　　李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又少了一个“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的“真正的知 识分子”。 　　这次我们却不能再对他说“久违了”。这次我们竟要说：“永别了，所长！” 　　所长，我知道我将不再收到您每年圣诞节寄来的精美卡片了，我知道我将不再 看到您的信件、您的字迹了。但您却在我的心中永久地竖立起一个榜样：我将象以 往做您的“部下”那样，以“临考”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挑战； 我将像您那样，想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做一个有自信、爱人类的人。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于美国麻省）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一九八五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美国当代文学 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八七年至九○年在美国麻省史密斯女子 学院攻读并获得美国教育硕士学位，现在美国东部学校执教。 ≈≈≈≈≈≈≈≈≈≈≈≈≈≈≈≈≈≈≈≈≈≈≈≈≈≈≈≈≈≈≈≈≈ 主　编：夏维东　　　　　　　　　　　　　　　　　　责任编辑：雅　非 副主编：张　吉　　　　　　　　　　　　　　　　　　本期校对：艾　华 　　　　胡亚非　　　　　　　　　　　　　　　　　　网络发行：寒　冬 ≈≈≈≈≈≈≈≈≈≈≈≈≈≈≈≈≈≈≈≈≈≈≈≈≈≈≈≈≈≈≈≈≈ 稿件建议等请寄：editor@zanmen.com 本刊网址：http://www.zanmen.com 订阅本刊请联系：majordomo@zanmen.com （cont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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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由丁东主持编发，以作者自愿捐资的方式，出版了上下两卷的《怀念李慎 之》一书。本杂志特刊上的很多文章也见诸该书。《怀念李慎之》一书并未公开发 行，读者无处购置。然而，短短的时间内，此书在民众中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可见民间对慎公的思念延绵不绝，也可见慎公思想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 　　本期编发的几篇文章，仍系慎公麾下原美国所成员所作。这些文章从个人的视 角，回忆慎公生前的思想、言行，读来令人有再晤慎公神形、又闻慎公教诲之感。 　　多年前，我们曾因慎公而相聚。多年后，我们又因慎公而不散。　 　　慎公与我们长在！ ≈≈≈≈≈≈≈≈≈≈≈≈≈≈≈≈≈≈≈≈≈≈≈≈≈≈≈≈≈≈≈≈≈≈≈ 　　　　　　　　　　　　　　　　哭老李 　　　　　　　　　　　　　　　　─张毅─ 　　老李走的那一天，我哭了。先是下午在电话上听到李思奇讲他父亲当天上午十 点零五分走的时候，接下来是关起办公室门来独自流泪，晚上回到家，更是忍不住 大哭出声。 　　老李不是我的家人。为一个不是家人的人的去世而如此动情，上一次大概要追 溯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的时候。那次自然是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所致，这次则是因 为我从心里一直把老李视作不是家人的亲人。茅于轼先生说老李是改变了他的命运 的人，我是晚辈后生，涉世未深就有缘认识老李，可以说老李是决定了我的命运的 人。 　　头一次见到老李是在１９８１年８月。我从国外留学回来，有机会到刚刚组建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但首先要经过老李面试。他当时还在毛家湾办 公，面试时在座的还有美国所第一任副所长李寿琪。见面时间不长，两位老李主要 询问了我一些在英国留学的情况。结束时李寿琪按惯常的程序说我们要先研究研究， 然后将结果通知我。老李却马上接着说：我看就不用研究了，你明天直接去找美国 所办公室报到就行了。我当时的感觉是老李真是一个痛快的领导。 　　一到美国所上班就发现老李非常平易近人。以对他的称呼为例。我才走出学校 门，对长辈只知道叫老师，老李头一次听到我这样称呼时马上打断我，说他不是我 的老师。我改口称他为所长，他又说没必要那么正式，称他为老李即可。虽然开始 还是感到难以开口，但时间不长就习惯了，因为其他的年轻人也称他为老李，而且 不仅可以称所长为老李，对所里其他长辈（如李道揆、董乐山、施咸荣、陈宝森等） 也都以“老”字相称。美国所学术风气民主、大家不以资历和年龄压人，与老李创 下的不以职务互相称呼的习惯可以说不无关系。 　　从１９８１年８月到１９８４年１月再次出国留学，是我在老李直接辅导下从 一个自以为水平不低、但实际工作能力相当有限的学生逐渐走上可以独立思考的治 学之路的人生重要的转型期。老李的辅导是全方位的，主要方式是与他交谈。不少 与老李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听老李谈论天下事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谈话的机 会有几种，一是在饭桌上。美国所当时在宾馆租房子办公，中午吃饭十人一桌，凑 齐为止。如果恰好与老李同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想方设法能与老李同桌）， 几乎每一次都能听到一些纵古论今的高论。第二是他找你单独谈话，这主要与工作 有关，比如他看完一篇你写的文章找你谈谈他的看法。第三是他不忙时经常到所里 各研究室走走，提出一些问题与大家商讨，这时全室的人一般都会停下手里的话参 与进来。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种“独有”的机会。我当时是单身，所里没有单人宿 舍，我就住在办公室里，而老李经常早来晚走，不时也能到我屋里来聊会天。与老 李交谈，像是跟着他在他那无际的思想天空中遨游。老李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可 以自如地把你带到哲学、宗教、思想、政治、外交、历史、文化、艺术等领域。他 对学问和世事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常常令人有顿开茅塞的感觉，听起来也是津津有 味。记得有一次在午饭桌上，我说了一句：听老李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老李马上 接着说：小青年不要学拍马屁。其实对我有些怨枉，因为我说的是心里的话，并没 有想拍他的马屁。老李还特别爱发问，有时候是想考考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多的时 候是反映了他自己内心对学问和真理的追求。这也使我想起已去世的美国著名的中 国问题专家奥格森伯格对邓小平的评价。他说邓是他所见的中国领导人当中最有 “好奇思想”的一位；正是邓的这种好奇心使得他愿意了解世界，并把中国的大门 向世界敞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世界的了解还是相当闭塞。我 自以为在国外喝了几年洋墨水，知道不少当时国人没有机会学到的东西。但在与老 李的交谈中发现，我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懂的一些知识，在老李那里几乎全是小儿科 的东西。我有一次禁不住问他：国家封闭了这么多年，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东西的？ 他听后笑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我毕竟是在解放前受过教育的，当时的教育要比 现在开放得多。 　　老李也不是每次都谈严肃的话题。有一次他说起自己的恋爱过程，说他与张贻 阿姨是燕京同学，原本认识，后在延安街头偶然见面，一个说你来了，另一个说你 怎么也来了，说着说着两人就好起来了（这个版本与张阿姨后来告诉《美国研究》 现任编缉赵梅的有些不一样）。谈起他的孙子来，老李的话也特别多，脸上更是一 副开心的样子。我曾对他说没想到他也这么“婆婆妈妈”，他大声笑了几声，没说 话，但显然是觉得我说了他的好话。 　　老李对我具体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也非常关心，经常给予指导。美国所建所之初， 一共分四个研究室：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文化室。老李认为，对我们初入美国 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而言，首先要花气力了解的应该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因此把我 和另一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朱宏前都安排在政治室，在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国内研 究美国政治方面堪称一流权威的李道揆手下工作。老李还在征求了我们意见之后， 安排朱宏前重点研究美国总统制，我则侧重研究美国国会。谈到研究课题时，老李 多次讲到要好好研究《美国宪法》，认真读一些美国“建国之父”的著述，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了解美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真髓。 　　在治学方法上，老李特别强调认真、务实、一步一个脚印。记得刚开始学习做 研究时，文章的题目都不大（比如国会的委员会制度、中期选举的程序等），而且 有不少翻译文章，老李认为这是要必须经过的练笔。美国所最初几年，只有《美国 研究参考资料》这一个内部油印刊物，老李本人实际上是主编，每一篇刊登的文章 他都要亲自看，动笔修改，有时还找作者单独谈修改意见。在文字上，大概老李也 知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政治原因国学底子大薄（但也有例外，比如他就数次谈 到赵毅的文笔好），因此并不要求我们写得该有多么漂亮，但他在思维的严谨和文 字的通顺上要求相当严格，我当时写和译的不少东西他都动笔改过。改动不一定很 多，但在重要部位改上几笔往往可以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老李另外一个治学思想，是要求我们年轻人尽量做到“技术全面”。比如英文 打字，他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学会（当时还没有电脑，否则肯定还会要求我们学会打 中文字）。做研究需要记卡片，他为了示范还专门把自己记的卡片给大家看（老李 本人当时已记了好多箱卡片）。对我这个留学回来的人，他还特别要求我要学会口 译，而这对我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记得头一次给他当翻译是在燕京饭店，大冬天 的时候我译下来居然出了一身汗。老李英文造诣很好，当然知道我的表痕7b远不及 格，但他还是鼓励甚至要求我多练，之后见外宾只要有可能他都用我当翻译。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老李对培养年轻人的重视。我是１９７７级学生，入学刚 一个学期就经考试被国家选送到国外留学三年。由于出国前国内学位制尚未恢复， 我们在国外的学习也没有按正常地读学位的方式安排。回到国内之后，虽然国家待 遇上明确我们是本科毕业，但我们既没有原国内大学也没有留学的外国大学的毕业 证书和学位。当时我们这些回来的学生谁也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因为待遇和国内 毕业的本科生完全一样。老李却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在我到所里上班后他分 配做的第一件具体事就是去跑教育部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经研究后发了一份文件 给有关学校要求它们为我们补发国内的毕业文凭和学位。几年后当我们需要再次出 国留学时才体会到这件事的重要。除了老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单位的领导关 心这件事，反正我们这一批回国的几十人所在其他单位的领导没有一人想到这一点。 　　１９８３年夏天，老李有一天把我找去，说所里有机会推荐一人用美国福特基 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留学，他准备推荐我去。我听后吃了一惊。当时我在国外留学 三年后回国工作刚满两年，除朱宏前外所里其他年轻人没有一个有留学的经历，老 李怎么还决定把我这个已经留过学的人再派出去呢？我问会不会有人提意见，他说 我不用担心，因为他完全是为了工作。老李的意思很明白：要想做好美国研究工作 必须要有机会去美国学习；而我以前在英国留学的经历有利于我直接到美国大学读 学位、接受正规的研究生教育。在此之后半年，老李又派朱宏前再次出国留学。 　　临行前老李请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除了工作学习上的叮咛之外，记得他还 说起我去美国应该注意一件事。我见他样子挺严肃，于是问他是不是“组织”问题， 老李回答“组织”问题回来再说，他的意思是我到美国应当买一件好的西服。当时 我还不太理解，到了美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体会出老李的用意。国人穿了几十年 毛装，虽然出国前也会到“红都”一类的地方做一套西装，但样式古旧肥大，加上 不会配之以合适的领带和鞋袜，常常会成为洋人饭后茶余的笑料。 　　１９８４年１月出国后，隔上一、二个月我都会写封信给老李，汇报一些学习 的情况，有时也写文章寄回去，他也能时常回信（可惜这些信都没有保存下来）。 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文章，老李收到后回了一封信，大 意是写得不错，并说类似这种水平的文章今后不必由他先看就可发表了。我读后自 然十分高兴，有一种好像从老李那里学成出师的感觉。１９８５年夏天，我修完硕 士学位课程，从导师处得知美国政治学会有一个称为“国会学者”的项目，即选派 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和已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的人员到国会为议员做立法助手。 我认为这是实地考察美国国会运作、弥补书本知识不足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于是向 老李请示。老李很快表示同意，并与福特基金会洽谈延长我的奖学金，使得我作为 中国大陆第一个“国会学者”为一位参议员和一位众议员做了一年的立法助手。 　　在美留学期间，老李也来过几次美国，记得每次都能见到他。第一次，他到华 盛顿市，住在一家饭店里，是一个套间，我从弗吉尼亚大学去看他，当晚就住在他 那里。晚上睡觉时，他拿出被子给我搭地铺，第二天早晨我还未起床他就到楼下给 我买来早饭，我当时想他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心里顿时充满了暖意。另外 一次是１９８６年秋，老李带了一队学者和前外交官（包括前驻西德大使王殊和后 来接替老李担任美国所所长的资中筠），与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组织的一些美国著名 人士主要针对台湾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开展“民间外交”，期间还与一些政府 官员和国会议员见面。我作为“青年观察员”与王缉思、袁明等人一起随团活动， 有机会亲眼目睹老李施展其外交才能，可以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感到老李 不愧是曾经跟着国家最高领导磨练出来的外交高手。 　　１９８７年初回国，老李虽已升任社科院副院长，但仍然兼任美国所长。１９ ８８年老李的美国所长一职由资中筠接任，但看得出老李仍然有点舍不得离开美国 所，中午饭都要到所里来吃（当时每人基本每天带饭，他每天早晨把自己的饭盒交给 美国所，由美国所工作人员统一负责热，他中午再来吃），这样跟他的接触还是很多， 美国所的走廊里还是可以听到他那爽朗的、中气十足的笑声。 　　大约是１９８８年底的某一天，老李把我叫到他在三楼的副院长办公室，说有 一个外事活动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你是领导，只要下令我保证服从。他说你先 不要急着回答，因为这是一件特殊的活动。接着说起详情：胡乔木夫妇受美国一些 学校的邀请准备去美国访问，需要一名随员翻译。胡本人认识一位早年留学美国、 对美国非常了解的专家，希望她能陪同，但她年事已高，觉得胡应找一位年轻人， 而这位专家的丈夫恰好在一个外事场合与我见过面，于是向胡推荐我，说我是李慎 之手下的人，胡找李联系即可。老李知道胡在学术界的声誉，也知道我对反精神污 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态度，觉得我有可能不愿意干这件事。以他的为人，他不愿意 强迫我干一件我不愿干的事，所以他很认真地说：如果你不愿意陪胡去美，我完全 理解，由我去跟胡解释。我想了一会，回答说：胡是社科院名誉院长，从工作角度， 如果他希望我陪同，我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但我对胡平常的为人处事不了解，如果 他高官架子大，把我当成一个跑腿的下人，尽让我做一些翻译工作以外的杂事，我 就不想受那气了，因此我想先与胡接触一次再做决定。老李听后表示完全理解。后 来我去了一趟胡家，发现胡对人（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还是相当和霭的，而且没 有架子，像个典型的书生，所以我后来告诉老李我愿意随他访美。 　　陪同胡乔木访美归来已是１９８９年５月中旬，离开美国之前国内就已经爆发 了由于胡耀邦逝世而引起的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胡逝世当天我正陪胡乔木在 密执安大学访问）。５月１３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绝食。大概是５月１８日左右， 胡乔木在社科院会见美国一位教授，老李作陪，我作翻译。会见结束之后，我十分 激动，流着眼泪向胡抱怨政府对学生绝食的态度。老李也动了真情，严肃地对胡说： 乔木同志，你是我党的老臣重臣，现在是该你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５月２０日北 京实行戒严后，我到美国所上班，从窗口可以看到武装直升飞机沿着长安街低空巡 逻。老李当天正好在院里值班，他一层一层地检查社科院大楼的安全，到了位于十 三层的美国所后，他一方面出于人员和大楼安全的考虑，要求我们在社科院大楼内 不要做出一些可能会引起暴力反应的事情（比如扔东西等），另一方面他也明确表 示作为他个人不会在刺刀底下做官。这就是他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的由来。 　　六月以后，老李被摘掉右派帽子仅仅十年就不得不开始了又一轮的自我检讨。 老李是一个说话做事需要向自己良心证明是符合其道德标准的人，当他迫于高压说 出违心的话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心安理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些天他话不多， 但从外表上明显看出他内心的煎熬。有一天听说他对所里一位领导发了一通火，后 来打听原因大概是那位金导说了老李应当硬一些的话，触到了他的痛处，内心的痛 苦一下子都发了那位领导的身上。老李曾经对我讲过在他当右派的时候，他是不敢 听贝多芬的音乐的，因为会更加刺痛良心。那些日子，我经常想起这句话，心里也 替他难受。 　　也是六月以后，我决定离开美国所，自费再度到美国留学，而且决定改学法律。 告诉老李后，他没有多说话，只是表示理解我的决定，但我看得出他的遗憾和无奈，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美国所，也知道我曾有志一辈子从事美国政治的研究。一年以后， 我得以成行。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先在美国学习，后在美国和香港工作，人处两地，加之工 作的性质和学术研究大不相同与老李的接触也就少多了。但印象较深的也有几次。 一次是在美国。1989年之后他头一次被允许到美国访问，当时正在美国各地、曾经 在美国所工作的十几个人专门到华盛顿去看了他一次。老李见到我们这些“门生” 也特别高兴。另外一次是在香港，他到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到家里来吃了顿 饭。还有几次是考虑到已经到了“见一面少一面”的年龄，如逢年过节人在北京， 何迪和我还尽量约一些社科院的老人聚会，老李当然是主角。最近一次聚会是今年 春节期间。除了老李，还有日本所前所长何方、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西欧所前所 长陈乐民、美国所现任所长王缉思和社科院外事局前局长林地。我坐在老李和老何 之间，席间的话题涉及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全球化和中日关系等。老李 还抽空问我这些年思想有什么变化，我说我年轻时是左派，后来逐渐成了右派，可 是最近几年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又使我变得有些“左”了。老李点了几下头，表示 理解。没想到这次聚会居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老李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我相信历史将证明他是一个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 民族有大功大德的伟人。我为有缘结识这位可亲可敬的伟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足，我 此生会永远怀念老李！ 　　　　　　　　＊　　　　　　　　　＊　　　　　　　　＊　　 　　作者简介：张毅，１９８１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美国所。１９８４年获美国福 特基金会奖学金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６年作为美国政 治学会组织的“国会学者”到美国国会担任议员“立法助理”。１９８７年回国后 继续在美国所工作。１９８８年担任美国所所长助理及政治室主任。１９９０年到 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３年毕业后先在纽约任律师，后转到香 港，现为美国美迈斯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合伙人。　　　　　　 ≈≈≈≈≈≈≈≈≈≈≈≈≈≈≈≈≈≈≈≈≈≈≈≈≈≈≈≈≈≈≈≈≈≈≈ 　　　　　　　　　　点点滴滴，长留心头 　　　　　　　　　　　　　　　──缅怀李慎之 　　　　　　　　　　　　　　　─王奔─ 　　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准确表达我对李慎之去世的感受。悲痛，缺乏深刻；震惊， 不够全面；哀伤，略嫌肤浅。正是什么滋味都有，什么语言都显得词不达意。李慎 之的女儿曾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待你们就象自己的孩子一样，跟你们说的话，比 跟我们说的都多”。此话一点儿也不过分，确实如此。也正因为此，在我拟写的挽 联中，特意加上“吾师吾长吾友”的文字。在我一生中，一身兼而是我“师长友” 的，迄今大概仅李慎之一人而已。如今我唯一的“师长友”突然去了一个我再也无 法联络的世界，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呢，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还 是“不思量，自难忘”？最大诗词家的千古名句，还是不尽意！ 　　我和老李（在美国所，几乎所有人都称李慎之为老李）先先后后二十余年，尤 其前八年，真可谓相见恨时短，倾谈嫌题多。他是一个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 物，记得刘宾雁曾讲笑话，他第一次遇见李慎之是在国外的一辆火车上，李居然向 他介绍了八种系皮鞋带的方法，刘感叹李知识之渊博时就用了百科全书一词。他又 是一位极健谈的人，兴致上来，语调加快，两小时，三小时不间断地口若悬河是常 见的事。他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人，只要他自己知道的，他都愿意无保留的地传授 给你，当然，有时恨铁不成钢地训斥也是他传授的一种方式，不过他的训斥很少有 恶言恶相的时候，多半是突然降慢语速，开始抑扬顿挫地揶喻，虽然脸上还会有笑 容，但你能分辨出这笑的苦味。此情此景，此腔此调，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清晰完 整，就象发生在昨天。 　　　　　　　　　　　　　　经典之笑 　　一想起老李，眼前就是他喜上眉梢的笑脸，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 整天笑呵呵的，少有愁眉苦脸的时候。 　　一次聊到他当右派时，派他拉粪车，半夜三更，街上空无一人，头顶一轮皓月， 四周寂然无音，惟有粪车在不平路上颠震出不规则的“”声，他突然问：你说，这 会是什么心情啊？还未等你说话，他已哈哈大笑起来，“啊呀！那时就想放声唱歌 啊！心情极佳！你能体会吗？啊！哈哈哈！”他的哈哈大笑，可是经典的不掺假的 哈哈大笑，头稍稍扬起，音阶一下子高上去七八度，有节奏音调渐次降低地“哈哈 哈”三四声，既不会犯傻似地“哈”个没完，也不会奸笑般高声“哈”一下就嘎然 而止。单凭这几声“哈”，就已把我感染了。 　　八十年代初，中国在文革后第一次发行国库券，老李出手就买了六百元。这可 能是他多年的积蓄，倾其所有可动用资金了。没想到，第二年又动员买国库券，老 李喏喏而言：怎么又有国库券要买了？然后看着你，“今年只好少买点了。啊！哈 哈哈！” 　　老李在打成右派前，可能是中国出国最频繁的人员之一。这种外交活动是经常 聊的话题，他一次突然问：“你知道我出了这么多次国，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我当然不知道。他笑眯眯的缓缓道来：“那是在德国波恩，一个德国官员问我，愿 意不愿意加入他们波恩市的合唱团，他们正缺一个好的男中音。他说我音量大，音 质好，一定是一个优秀的男中音。为这事我得意了好几天，甚至一直得意到现在。 啊！哈哈哈哈！” 　　老李的这种笑，对外国人也如此。美国所送往迎来，许多来访的外国客人也希 望能和老李有同桌共餐之谊，因此他的饭局不少。一次我作陪，来的是美国大使馆 的两个官员和美国一个什么学者访华团。老李滔滔不绝天南地北，那些美国人都听 傻了，他看看左右两个美国官员，问：“你们知道当外交官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吃饭吃得快，要能一边说话一边吃饭。就像我这样。”边说边夹了一大筷菜，三 下两下就空出了嘴，得意地看看那些美国人，“否则，你就得饿肚子，回去再加餐。 你说是不是啊？哈哈哈！”那些美国人则陪他一起哈哈笑起来。然后他指着我们对 美国人说：“搞美国研究，我是只能算小学生，希望他们能在你们的帮助下成为中 学生，他们的下一代，有可能培养成大学生。这样，美国所才象一个美国所，才会 出一些像样的研究。到时候，就不用我这样的来凑数，陪你们吃饭了。是不是啊！ 哈哈哈！” 　　傅高义（Ｅｚｒａ　Ｖｏｇｅｌｋ)来访，老李主持会议，介绍宾主时，说，这 是著名的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 义，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哈哈哈！也不知傅高义听懂了没有，反正他跟着大家一起 笑了。 　　　　　　　　　　　　　　　　警世妙语 　　切莫以为老李只有那经典之笑可以打动你，其实他的警世妙语才是他的拿手绝 技。他经常会冒出一句两句或者是绝贴切，或者是绝深刻的话来，有人说他是语不 惊人死不休，而我更觉得他是勤思苦虑，学贯中西的厚积薄发。 　　文革刚结束，整个中国都在探讨中国的改革怎么搞，当时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 发表了几篇论文，分析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什么会使劳动者逐渐丧失积极性，新 华社的参考资料全文翻译，影响不小。一次老李问我读了那几篇文章没有，又问我 有什么感想，我正在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什么借鉴启发时，他打断我说，苏联的 计划经济是红色的，美国的市场经济是黑色的，而中国的经济是花的，天差地远， 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时只觉得“中国经济是花的”说的太妙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 与前苏联的改革差别越来越大，后果的差别也越来越分明，才体会到老李此话的内 涵远比我当初的理解丰富。 　 　　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一次谈到中国的改革，我认为我们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 许多改革政策匆匆拿出来，还没怎么执行出结果，就被人反攻倒算回去了。老李微 微一笑，说：“老邓搞的就是洋务运动那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我认为中 学西学根本无法相容，没有体的西学，不能成其为西学，同样，没有用的中学，也 不能成其为中学。体用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怎么可能把无法相容的中学西学 硬套在一起呢？”见我有辩驳之意，他又开了腔：“中国从鸦片战争打败后，就一 直在搞现代化，先是洋务运动，想弄出坚船利炮，被甲午战争打得粉碎；然后是辛 亥革命，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结果是国共血战二十多年，什么也没搞成；接下来就 是毛主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那倒好，土法上马，连西学为用也不要了，怎么样， 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比抗日战争死的可能还要多。按我看，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 化，而西方化最尖端的就是美国，所以，要现代化就是要美国化。当然，什么是美 国化，还要做研究，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就是他“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由 来。老李只是出了这个题，可惜这道题出了有二十多年了，仍然“没有人能说得清”。 　　老李有一个想法，既然是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就应对美国有足够的了解，应 该是实地的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而不是人云亦云不知第几手资料的研究，所以，应 该有大体三份之一的研究人员轮流在美国，读书也好，访问研究也好，收集资料也 好，联络关系也好，总之要有人在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所的出国人员 在中国是比较显眼的。国内有些部门想利用美国所人员出国的机会，捎带帮他们做 点事，提出要约谈美国所的出国人员。事情搞到老李那里，老李一口回绝，那些部 门的人还想以都是党的工作来说服，老李则斩钉截铁地说，“办好美国所是我的任 务，那些事是你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想打烂我美国所饭碗的话，就不要叫我们的 人掺乎到你们那儿。”自此，美国所出国人员都可以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地做自己 的研究。事后，有人赞同他的做法时，他说：“那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还 让我当美国所长，这只手就休想伸进来！” 　　　　　　　　　　　　　　　　英雄无奈 　　老李可以慷慨激昂地评点古今中外，也可以恣肆汪洋地纵论新观旧点，但有些 身边的具体事，他却常叹无可奈何。 　　１９８３年，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报考马列所的研究生，由于他文革中有 点毛病，他上海所在的工作单位给他出了些难题，尽管他考分没问题，仍难以录取。 他想通过我给管马列所的一位社科院副院长说说，说明文革中的毛病也并非什么大 不了的问题，可否按当时强调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录取他，因为这位副 院长当时相当红，说过很多落实政策的话。那位副院长的答复是不想惹这个麻烦。 我有点气不公，就对老李说了此事，一是因为他和那位副院长关系挺好，看看他是 否有办法，二是想问问他，如果报考美国所研究生是否可以。我在述说时，说了那 位副院长不过是个银样蜡枪头的话，说得好听，具体办事就不行了。老李听后楞楞 地看着我，轻叹一气说，“我又何尝不是银样蜡枪头呢！” 　　老李去参加十二大文件起草，一天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些以前党的历史文件， 供他作参考，还特别加一句，按经济规律办事，高价收购。我东找找，西问问，最 后帮他弄到一整套八大文件。他特别高兴，当天就抱走了。过了一些日子，所里的 一位副领导问我：“听说你帮老李找到一些资料，还要钱？”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 明明是老李要我帮他找文件，明明是老李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怎么变成了好像 我是财迷，为了钱而帮老李找这些文件。又心想这是我和老李之间的事，与你何干， 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卖资料，但你这么说，我还不能改口了。我把当时的情况解释了 一下，说：“我家经济困难，还等这钱买菜呢！”几天后，老李与我同桌午餐，说 着说着突然冒出一句：“至少在我们美国所要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吧。”我知道他指 的是资料的事，就对他说此为小事一桩，不必挂虑。老李却很认真，说“这没有道 理么！”此事的结束方法是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我二十元钱，我照收不误，但老 李此后再也不说什么“至少我们美国所”应该如何如何的话了。 　　老李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对美国研究的兴趣不大，他更感兴趣的是关于中国 文化的研究。他告诉我，文革前他就做了几千张关于中国文化的卡片，写几本书都 够了，可在文革抄家风盛行时，全部销毁了。那卡片挺硬，马桶里冲不走，这么多， 烧会有烟，会成为很大的目标，所以整整两个星期，天天在洗脸池里泡卡片，一天 下来泡软了，泡烂了，再用手把卡片搓成泥，用马桶冲走。我对他的这么多心血， 这么宝贵的资料被如此销毁大表惋惜，他却苦笑一下说，“那时不这样，又有什么 办法呢！能够不被发现，已是万幸。只好以后重新来过。”他还说，以前他的记忆 力很好，当右派时，开会不敢明目张胆看书报，就把报纸折成巴掌大，一次就看一 面，翻过来再看一面，也不管是否连续，反正一面面看下来，最后每面都看完了， 脑子里一整理，一条条消息就都接上了。可现在，前看后忘，能记住个大概就不错 了。说到这里，他更可惜那几千张卡片，“恐怕再也搞不到那么系统，那么齐全， 那么广泛了！”我唯一听他如此重重地叹息：“嗯──　哎──　唉──！” 　　　　　　　　　　　　　　　　　士之风范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是两句经常挂在老李嘴边的话。他有时也以 士自称。不过他嘴里的这前后两个仕士是不同的。前一个“仕”较简单，就是当官 的意思；而后一个“士”则较复杂，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是“可杀而不可辱”的士，也是“为 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士。 　 　　老李与周恩来总理有较特殊的关系，他投身革命时，在新华日报就在周的领导 下工作，进城后在新华社，仍与周有很密切的联系。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 常可以看到他手持电话，屁股往办公桌上一靠，大声说：“总理啊，我是慎之啊！” 他是周的新闻助手，多次陪周出席当时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外访，就象许多他们那代 干部一样，视周为可亲可敬的兄长尊者。这从他平时谈及周时的态度就能容易看出， 基本没有较尖锐的否定的词语。高文谦的回忆中提到，老李和他谈到周时，没有说 “免俗”的话，但提出“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的观点。其实老李对周有 他自己的判断。一次和老李聊到审判“四人帮”，老李感叹真是天意不可违，说如 果周总理还健在的话，一定不会像邓小平这样大刀阔斧、这样不拖泥带水地处理 “四人帮”，否定文革。周肯定还要过渡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潜移默化地慢慢掉转 船头。他的结论是：毛后这盘残局，别人都不行，唯有邓小平能下好。这是我听到 的老李关于周恩来最负面的说法。我认为，老李对周的这番评说是深知其人的。据 我所知，老李被打成右派，与周就有关系，但他从来不说。心如明静，口如封瓶， 为何？士也。 　　美国所刚开张，老李到处网罗人才，关照我也帮他物色。恰好我有一个朋友，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文革前就被打成反动学生，□ '7b已平反，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单位。我向老李作了推荐，老李很感兴趣，先是要 了简历，然后亲自谈话，再指定厚厚一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ｄｓ让他限期 读完写出简介，几个回合下来，老李确信此人是个人才，决定要他。可老李马上遇 到两方面的阻力。一是来自美国所内，因为当时他在参加十二大文件起草，所里的 日常工作交一位副领导管，不知为何这位副领导对引入此人就是没有积极性，一次 又一次地找我了解情况，就是没有实质性行动，言语间还流露出这样的人太难驾驭 了的意思；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北大，当年打反动学生的人还在台上，档案里还留 有许多尾巴材料，只要有人来谈，就会把一些早已明确否定掉的轶事传闻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只好趁老李回所的时候，把已拖了好几个月的此事告诉他。老李有点 儿不高兴，专门找了那位所副领导，请他抓紧想办法把人弄进来，又先后三次与北 大的党委书记谈，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北大党委书记答应要过问此事，清理档 案中的所有尾巴材料。尽管如此，又过了几个月，仍然没有什么进展，我那朋友眼 看太过困难，干脆出国留学了。此事没有办成，老李甚感惋惜，特地叫我带话给我 那朋友，除了表示遗憾外，还一再表示，待他留学归来，中国的社会环境会有好转， 届时欢迎再来美国所。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一个尚在困难境地的人，坦诚相待， 倾力相助，何也？士也！ 　　　　　　　　　　　　　　　* * * 　　老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感谢侯玲代表美国所当年所有的年青研究人员一起给 老李献了个花蓝，也感谢赵归代表大家写了篇祭词，做了我想做的事，说了我想说 的话。那天与张毅、何迪共餐，还感意犹未尽，七嘴八舌，我执笔，给老李写了挽 联： 　　　　　　　十年胼胝开美国学先河立言立志立德文章羞当世 　　　　　　　无囿审视着读研着头鞭吾师吾长吾友道德励后进 　　　　　　　　　　　　　　李慎之先生永生 　　真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与老李对话！我永远怀念你那经典的哈哈大笑那 四座皆惊的如珠妙语那意味深远的士之风范！当然，我也不会忘了你那多桀的遭际 和多年的磨难！老李，你是我尊敬的一代人的代表，是我愿引以为终身榜样的一类 人的典范！ 　　老李曾答应我，会把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都给我一份。因此近几年每次遇到， 他都会问我他的哪些哪些文章我有了没有，由于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比较出名的 文章我都有了，他就会把我没有而他手头还有的文章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给我，几乎 次次如此。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今天回想，他竟然把十几年前，好像是 随口答应的事都记得如此清晰，这样的“贵人”，人生一世，遇上一个已是大幸矣！ 此生足矣，夫复何求！ 　　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虽然人名都记不得了，但那对话一直 烙在我的心里。世代看祖坟的老汉向爷爷告辞，日本人马上要打进城了，音讯难通， 此一别何时能再见，谁也不知道了。两位老人都很伤感。临别，老汉说，没事儿， 只要咱们彼此心中互相念叨着，就跟见面儿一样。是啊，老李！我知道你一直都念 叨着我们，我们也一直都念叨着你呢！难怪我一直都没有再也不能与你相见的感觉！ 　　老李！如果真有下一世，我愿再当你的部下！你听清了吗？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　　　　　　　　　＊　　　　　　　　＊　　　　　　　　 　　作者简介：王奔，原美国所经济室助理研究员。１９８１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新 闻系毕业后，调入美国所；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５年在美国麻州波士顿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Ｂｒ 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做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６年到香港中文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一年后周转于香港几家公司，从事研究及管理工作。现栖身香港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ｒｏｕｐ，任名誉董事。 ≈≈≈≈≈≈≈≈≈≈≈≈≈≈≈≈≈≈≈≈≈≈≈≈≈≈≈≈≈≈≈≈≈≈≈ 　　　　　　　　　　 　　　　　　　　　　学无止境，始于足底 　　　　　　　　　　　　──回忆李慎之关于青年学子治学见解点滴 　　　　　　　　　　　　　　　　─王大新─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８年，我曾在李慎之主持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工作。在李慎之任所长期间，由于当时我们几个刚从校门出来的年轻人就住在办 公楼，而李慎之又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我们有很多机会与李慎之交谈，讨 论学术与非学术、国事及非国事等等话题。李慎之谈锋甚健，大多数情况下是你 “ 讨教”，他“论述”。这里记述的是自己体会的李慎之关于青年学子治学见解的 点滴。 　　　　　　　　　　　　　　　潜心与多耕 　　跟李慎之交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坐冷板凳” 理论。理论两字当然是我们 所里的年轻人开玩笑时给安上的。李慎之借用范文澜的话强调，青年人要想事业有 成，首先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和耐力。古今中外大学问家的成长过 程，鲜有例外。 　　据我理解，李慎之冷板凳理论的核心可能是“静心多思” 四个字。做学问是一 个特殊行业。它需要热情、想象力，更需要一颗平实的心、清晰的头脑、敏捷的思 维、不断探索的毅力。对一个课题，你要理解问题所在，了解前人所为，辩别检验 现有方法优劣。所有这些，都需要踏踏实实地去调查研究。只有你的“笨拙” 功夫 下得越深，你研究结果的结论离“真理”才越近。 　　冷板凳理论在治学上的另一个含义是从小课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课题做起。李 慎之有时会引用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来阐述他的关于青年人应该树 立怎样做学问的态度。形像地来说，做学问就象是盖一个楼。一个人如果一个小房 子都不会盖，很难想像会盖得起高楼大厦。盖小楼、做小课题坐“冷板凳”的意味 很重。李慎之认为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通往做大学问的有效途径。 　　提倡坐冷板凳，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面壁十年”，只研究不结果。记得当时在 美国所，每年年底都有一次个人研究成果或出版物统计汇总。李慎之还是很重视这 些统计数字的。他认为，一个研究所有没有存在的理由，一个硬指标就是这个研究 所出多少活，出多少好活。如果一个研究所长期默默无闻，没有研究成果，或不足 以多到或好到社会认知你的程度，你就无法向社会证明你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对社 会没有任何贡献，国家也就没有必要养这么一个研究所。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个人。 　　潜心多思与勤耕多作两点要求，初看似乎有点矛盾。时间长了，跟他聊得多了， 慢慢体会到他强调的是两个不同方面。前者强调潜心探索，避免心境的浮躁，研究 上的疏漏。后者强调工作的勤奋，社会的贡献。实为相辅相成。 　　　　　　　　　　　　　　　兼容与创新 　　取众家精华，融而用之，是李慎之常提到的一个治学方法。 　　用某一理论分析现实社会的一个现象，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美国所建立之初，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适应大环境，美国研究也集中在两 个方面。一是美国国情国力研究，知己知彼以利经济开放。二是美国国政国体研究， 洋为中用，推动经体改革。后者有时就涉及到用什么理论或如何进行美国经济体制 分析研究。类似这些问题，李慎之认为不要墨守成规。只要你能把一个问题分析到 位，自园其说，这就好。 　　据我理解，李慎之认为理论是重要的。缺乏理论分析就会没有深度。不过，一， 理论的选择要以是否能最有效地帮你分析问题为原则。二，在具体问题上，思考方 式不一定要受其束缚。三，要谨慎大胆尝试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员应该让 社会，历史去判断你的研究结果，自己不一定要束缚自己去限定研究方法的取舍。 　　除了不要拒绝使用外来理论，李慎之更看重融汇创新的概念。新的理论往往是 老的不同理论的重新组合以适应新的问题。如果一个研究人员能够融汇贯通各种理 论派别，综合自立一说，那就是一个大学问家。按照李慎之的说法，作为一个研究 人员，并不一定都要或都能达到这一点。如果做到了，那他就非同小可。 　　李慎之还强调要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一个问题。科研方法的兼容不一定是同 一学科不同理论的融汇，还可以是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方法综合。李慎之认为这 样可能会找到人们意想不到的，甚至更富有启发性的结果。记得在一次讨论日本二 战后经济增长的原因时，他指出，很多人把重点放在日本经济体制、政府政策、外 部经济环境等等因素上。但有一点大多数人可能没有好好注意到，这就是日本民族 的忧患意识。日本是一个岛国，缺乏自然资源，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处在不利地位。 正是这种压力，促使日本民族努力工作，不断扩张，最后变劣势为优势，走上经济 大国之列。李慎之没有说这能解释一切，但作为一个因素应该受到重视。 　　不要摒弃国外被历史证明为有效的方法，是李慎之兼容理念中的又一内容。他 常用的比较通俗的话就是“洋为中用” 。在你研究外国问题时，不要光盯着别人的 缺陷，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后者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更形像一点，当你自己不会 走路时，看看别人怎么走就行了。这样既经济又省力。如果别人走路的方法经历长 期实践证明走得不错，不管你认为自己的路走得怎么好，结果不如人家，那就老老 实实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 　　理论上融汇创新，方法上综合探索，内容上博取精用，是我理解的李慎之治学 方法上的几个内容。其背后的道理是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取人之长，补我所短， 不仅是研究，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有效方法。不过李慎之常告诫道，有些东西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做到兼容并蓄，并达到好效果，关键是要融汇贯通。思想要 开放，不能总是用批判的眼光看新世界。不能吃夹生饭，要扎扎实实把人家的东西 吃透。兼容在学术上与其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境界。 　　　　　　　　　　　　　　　　逻辑与文采 　　如何写文章，如何写科研报告，是我们与李慎之聊天中常论及的一个话题。有 时你把你写好的问章让他过目，无论文章大小，只要他有时间，他会认真帮你看， 也乐于给评语。总的来说，他认为只要你的文章有内容，你把事情讲清楚了，而且 读者也看明白了，这就是好文章。 　　记得一次他对文革中的反对“八股文” 的运动聊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八股文 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中存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人们的思维模式 有其共同性。文章作为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遵循人们思维的共通性来阐述，有可 能提高文章作为思想交流工具的效率。从这一点上来说不能一概摒弃。 　　李慎之认为，有人把八股文比作开中药铺。这个比喻应该说挺恰当。但是如何 看“开中药铺”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说八股文泄5c燥无味，结构格式化。这 种批评不完全错，还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至少人家通过一二三四、 甲乙丙丁这种方式，把事情讲得头头是道。这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在社会科学研 究中，需要更多的是阐明道理的文章，不是仅供人们欣赏的文字。 　　当然李慎之并不是说开中药铺是唯一把事情讲清楚的方式。我的理解是，他要 说的是假如别的做不到，就先从这里开始。而这不是一个太坏的选择。记得来美国 不久，赶上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从电视上，常看到克林顿用ＡＢＣＤ方式向美国 公众解释美国的问题、治国的理念和方法，与公众交流很有效果。当时就使我联想 起李慎之对中国“八股文”的评论。对照现实例子，自己深有感触。 　　李慎之认为，文章的格式并不是要千篇一律。假如你对研究对象有更深的、更 宏观的理解，你的阐述逻辑不一定是一一摆开，也可以层层深入，从表到里慢慢展 开。这样文章能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好的文章，除内容和逻辑外，还要有好的文采。文章有内容读者会愿意看。文 章有逻辑读者能看得懂。文章有文采，读者会有更深的印象。李慎之认为，文采可 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能够帮你更好地“说服”读者。在承认文采的重要性后，他 指出，１，作为科研人员，相对于内容和逻辑，文采应该是第二性的。２，文采是 作者综和文化修养的反映。可望不可即。３，能写出好文采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 好的研究人员，反之亦然。所以，每一个青年研究人员要以研究目的、个人能力考 量尽自己最大努力。文章写清楚就好，不一定要十全十美。 　　　　　　　　　　　　　　　　灵感与深度 　　在我们刚入所时，李慎之告诫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许多刚入门的青 年学子，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如何找课题，如何做课题。他说，刚开始时你会觉得什 么事情都很新鲜，什么事情都值得研究。经过一段时间，你对你研究的对象范围知 之越多，你对事务的敏感度就越低。这时你反而觉得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可 研究的，或没有什么可写的。 　　自己个人的经历证明确实有这么一种现象。当时跟所里其他几个要好科研人员 交谈，他们也有类似感觉。作为这一现象的结果，你可能会写出很多东西。但由于 你自己对你所写的东西看得比较表面，写出来的东西就可能缺乏深度。反之，你在 科研上会变得谨小慎微，影响你的科研数量。 　　尽管有这种研究深度问题，李慎之的看法是，青年人还是要重视自己对新事务 的新鲜感。不要认为这是青年人的缺点。不要自“装”深厚，认为这没什么，那没 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你自己就真的什么也做不成。对陌生事情有好奇心、探索心， 是科研人员应该有的素质；也许这种好奇确实是由于自己少见多怪。但从好奇到知 之，也是对青年人自己知识的一种积累、提高。刚开始时不能，也不要怀疑自己对 新东西或新课题的选择是否太幼稚。 　　实际上，当你成为资深研究人员时，你也应该有“好奇心”。只不过你应该从 不同深度去发现研究对象的新鲜感。改变自己“麻木”状况的最好办法是对通常认 为平常、自然的东西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说现在小学生都熟知的牛顿的“苹果为什 么从树上掉下来”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只要你自我保持警觉，科研的好奇心 不一定会因为你知识积累得多而消失。 　　为了既避免失去新鲜灵感，又避免研究过于肤浅，李慎之建议可以试试“动三， 想二，做一”方法。 　　所谓“动三”是指，当你一旦发现有新的问题值得研究，就随手把它记下来。 平常见到相关文献则随手收集归档，积累材料。所以你可以在同一时间准备多个课 题。 　　“想二”是指在你准备不同课题时，随着材料积累和平常无意识的浏览，可能 在你准备着的众多课题中有几个你会特别感兴趣。这时你可以有重点地去思考，跟 人讨论。获取更多知识，理清大思路。为下一步更系统更详细的研究做准备。 　　“做一”是指在一个时期，只做一个课题。这样能保证你集中精力深入研究。 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干不同的课题而不影响质量的。 　　“动三，想二，做一”是我对李慎之建议的粗略归纳。这里的一二三不是一个 次序，而是一个数量关系，即做着一个课题，想着多个课题，准备着更多的课题。 次序则是先动三，再想二，然后做一。有次序，有主次，有积累，可提高自己的科 研效率。既可避免新鲜灵感的消失，又可不失科研的深度。 　　李慎之还建议，写好文章后最好把它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几个月。不要急着拿去 发表。几个月后再拿出来自己看看，你就会有对你的研究是否有价值，结果是否正 确有更好的评价。只有在你第二遍审阅你写的东西仍然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你再找 同行评论，做最后修正。 　　　　　　　　　　　　　　　　　　结语 　　与李慎之聊天，在精神上是一种享受。他纵古论今，横贯中西，使你增加不少 知识，得到不少启发。这里记述的仅仅是自己记得的李慎之关于青年学子治学态度、 治学方法上的几点见解。记述的内容不完全，自己的理解也不一定准确。但是正是 他的鼓励和引导，使自己当时一步一步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今自己虽已转行 他业多年，他的关于脚踏实地、不断追求的勉励仍然使自己受益匪浅。 　　故以此题为文，纪念和感谢我的良师和所长──李慎之。 　　　　　　　　 　　　　　　　　＊　　　　　　　　　＊　　　　　　　　＊　　　　　　　　 　　作者简介：王大新，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 事美国经济研究。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为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 大学访问学者。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为美国北卡大学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 经济系研究生。１９９６年后，在不同私营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和数据分析。现从业 于美国旧金山一家机构投资公司做投资模型研究中的软件开发方面工作。 ≈≈≈≈≈≈≈≈≈≈≈≈≈≈≈≈≈≈≈≈≈≈≈≈≈≈≈≈≈≈≈≈≈≈≈ 　　 　　　　　　　　　　　　　　　难得的良师 　　　　　　　　　　　　　　　 ─温洋─ 　　每次和家人朋友讲起慎之时，总是要说到他底气十足的笑声和那微微扬起的头。 他的目光微微掠过你的头，看着远处，充满了自信。这是我见到慎之的第一个印象。 　　记得８３年５月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匆匆赶到美国研究所报到。自以为整个 中国都等着我去改变的我，对慎之脱口说道：“如果美国所不想要我，我可以到别 的地方去。”没想到，慎之扬起头，哈哈地笑道：“据我所知，在目前中国的人事 制度下，你进来就走不了了。”他的笑声是那么地特别，象一口钟，在耳边久久回 响。 　　那时是美国所刚组建不久，慎之广招各路人才，对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更是表现 出格外的兴趣。他常常把我们招到他的办公室，听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晚辈的狂论。 我发现，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记得大概是在１９８７年左右，慎之写了一片论述 美国、大陆、台湾三角关系的文章。文章一反人民日报官话指责的模式，以理服人， 奉劝美方，讲述了处理好上述关系对美国国家利益得重要。在文章发表之前，慎之 把美国所的一夥年轻人聚在他的办公室，文章初稿，人手一份，让我们放开地对文 章品头论足，越刻薄越好。大家都谈了各自的看法。我说了什么，记不起来了，但 我记得，慎之听得那么开心，而且偶尔还跟我们争论一番。那次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闲谈，是慎之在酝酿着一篇风格独特，且意义深远的文章。 　　也是在政治学术气候宽松的那几年，美国所的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无知社”。 取名“无知”，是因为我们自认知识有限，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懊恼，愿以 此激励进取。在图书馆阅览室举行的成立仪式上，慎之勉励我们，做学问切忌傲与 躁，要坐得起冷板凳。他从古到今，从西到中，带我们这群无知的求知晚辈遨游了 一个小时，最后他以一句“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乃知也”勉励我们。 　　也就是在这些交谈中，我真正领教了慎之的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思路是大幅 度跳跃性的，足见他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宽阔。在一次闲谈中，慎之对当时世风日 下，公益心淡的状况忧虑万分。我们谈到了宗教、政改、教育的出路等。最后，慎 之感慨地说，共产党最终应该成为道德党。这样，它可以起到宗教在西方社会中所 起的稳定社会的作用。我不敢妄自猜测慎之内心所想，但我深知他懂得宗教和共产 党水火不容。希望政府敞开胸怀，容忍“精神鸦片”起作用，无异于于虎谋皮。二 者之间没有妥协，任何一方取代另一方，都只能以动荡或流血的革命为手段。反之， 共产党不失其党名，仍是中国一统之党，却能带头树道德模范，行稳定社会、纯净 人心之实，这是共产党的最理想的出路。这不恰恰符合慎之力主渐进改良的意愿吗？ 但是，可以看出，慎之在出此“狂言”时，忧虑多于欢欣。 　　１９８８年，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慎之建议我写一系列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 文章。第一篇首推“个人主义”。为了把美国个人主义的实质介绍给国人，以区分 国人普遍误解的“自私”，更为了国人能从几十年的“大锅饭心态”中解脱出来， 通过实现个人的价值来振兴社会，慎之亲自审阅，反复修改。最终，一个全新的、 内涵进取的“个人主义”展现在国内读者面前。顿时，许多家刊物相继转载，可见 文章的反响之大。一天中午，慎之经过我的办公室，见屋内无人，我一人独自发呆， 便转身进来，谈话很快转到“个人主义”上。慎之站在办公室中间（我也起身陪站）， 不无感慨地说道，中国的圣贤一直讲修身，齐家，治国，最后才是平天下。可是， 我们却偏偏把这个顺续颠倒过来。其实，个人主义岂是“自私”二字所能解释的呢？ 它是要人们先去完善自我的人格，懂得自身的价值，然后再去谈什么社会、国家之 类的事。每次听慎之谈话，总有紧赶慢赶，仍追不上他的思路，这次也是一样。慎 之从个人主义，一下子跳到计算机，真让我来不及接招。慎之说，现在计算机是个 时髦的东西，好像手里有了计算机，脑袋里就有先进的东西了。非也！你要是算盘 都搞不清楚，计算机照样玩不转！以前香港的会计用算盘理财，照样理的好，是因 为脑袋里的东西有条理。到了计算机时代只是换了工具而已。听到这里，我才恍然 大悟，原来，计算机和个人主义是一个道理。最根本的搞不通，就无法搞好高一层 次的。个人天下同理，算盘计算机也同理。 　　１９９２年慎之到美国访问，落脚在首都华盛顿。我们散居在美国的昔日美国 所同仁，为报答慎之对我们的教诲，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华府，再一次聆听慎之对国 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见解。慎之和夫人坐在中央，两旁是一群朝气蓬勃的晚 辈。那天虽然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大家的热情和企盼硬是让我们对酷暑毫 无察觉，早早地就都聚在饭店。果然，慎之刚刚坐稳，就有人提出让慎之给我们讲 讲。讲什么，在座的人自然心里有数。只要慎之开口，没有不受益之说，而且留给 你的震撼久久不会消失。 　　慎之用他的智慧和独特的气质带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志追求真理的年轻学人，他 们又在各自的领域里再现慎之播下的智慧。 　　（本文作者于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９年在美国所工作。） ≈≈≈≈≈≈≈≈≈≈≈≈≈≈≈≈≈≈≈≈≈≈≈≈≈≈≈≈≈≈≈≈≈≈≈ 　　　　　　　　细节中的教诲 　　　　　　　　　　　　　　　 ──怀念李慎之老师 　　　　　　　　　　　　　　　─赵梅─ 　　李慎之老师走了。 　　噩耗传来，脑海一片空白。 　　自从得知他病危的消息以来，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有奇迹发生。我很难相信， 在ＳＡＲＳ肆虐中华大地的时候，他会撇下他挚爱的亲人、朋友和多难的祖国而离 去。他的声音，曾经总是洪亮而直率；他的目光，又总是智慧而慈祥；他人格中的 坚韧和坦荡，曾经助他度过了生命中多少次难关然而，奇迹终究没能发生，他真的 离去了。 此刻，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用翻检旧照片来唤醒记忆，填补空白的大脑。 　　　　　　　　　　　　　　　　　　一 　　如果从１９９０年秋我来社科院美国所工作算起，我成为李慎之老师的部下和 非正式学生已经十三年了。我负责编辑《美国研究》，李老师是这份杂志的创办人， 也是当时的主编和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好长一段时间，我既“怕”他，又尊敬他。是因为他从延安一路走来、曾经辅 佐周恩来、邓小平等“三朝元老”，是政府的重要“外交智囊”；更是因为他的风 骨。他有时会“高高在上”地“教训”我，我从不敢反驳，因为他的博学和深邃， 时时提醒着我的无知。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0年的秋天，当时，我才来美国所不到两个月。在楼道 里，我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研究》新来的编辑。原以为他会以主编 的身份指导我几句。没想到他听我说完，抬眼看了看我，大声说：“我早就建议换 掉我这个主编，因为我根本不懂美国。”我愣住了，没想到他如此直爽。从这天起， 我称他为“李老师”，至今未改。 　　后来与他接触多了，也自然熟悉起来，但敬畏之情从未改变。 　　他很关心“知识分子”和“全球化”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 ‘知识分子’吗？”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当然不敢轻易作答。他说：“以 前我们把‘知识分子’的定义宽泛化、庸俗化了，以为大学或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就 是‘知识分子’。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那些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比如 说我。而你呢？可以算是个小学国文教员。不要以为这样说是贬低了你，我是在夸 你呢。现在人的国学基础很差，能达到以前小学国文教员的水平的人实在不多。” 　　1994年的一天，他把写就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交给我，希望在《美国 研究》上发表。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已同时把稿子交给《太平洋学报》等其他刊物 了。他说：“我从来不反对好文章一稿多投，因为每份刊物都有它不同的读者群。 研究美国的人应当对全球化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考虑到文章主题和体例等 一些技术性问题，我把文章放在“随笔”栏中发表。他对此很有意见，以至于在以 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对我发出“诘难”的机会：“我那篇文章 是认真的学问，绝对不是‘随笔’！”后来，另外一位我十分尊敬的陈乐民老师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也加入了他的阵营。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 “就是因为李慎之文章中没有注释，赵梅就把它放入了‘随笔’栏，还用小字排。 可这是一篇多么有份量的文章！” 　　１９９７年秋，《美国研究》创刊十周年，那时李老师已不再担任杂志的主编， 而是编委。在纪念会上，他除了对我继续“攻击”之外，还对我颇为得意的版面改 革提出意见：“我认为低级杂志才份栏目。当初创办这本刊物的时候，我的要求是 第一不分栏，第二饿死也不登广告。”我解释说：分栏的目的是让杂志容纳更多题 材的文章，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听罢，他大声说：“我明白了。那我现在无话 可说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大，很坦诚，丝毫没有怕在众多晚辈面前丢面子的感 觉。这些年来，《美国研究》的栏目设置坚持下来了，而在其他方面，我们一直秉 持着老师当初的办刊理念。 　 　　我也曾得到过他的夸奖。１９９８年年底，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所在北京举办 “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学术研讨会”，那时我正在从事美国人有关堕胎问题的研究。 会上，有学者提出美国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指责是出于美国国会中少数反华、反社会 主义议员的鼓噪。我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保守和自由两派都反对中国的人 口政策，这与美国源自欧洲的宗教和自由主义的深厚传统息息相关：“重生命”派 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工堕胎是不尊重生命；“重选择”派从妇女个体权利的 角度着眼，认为强制流产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以 “反华”和“反社会主义”来简单划线，就不可能准确理解中美在相关问题上的冲 突。 　　我至今没有忘记发言时他投来的赞许目光。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在会上大声说 道：“当年我建美国所的时候，以为好不过三代。现在看来，后继有人啊！”得到 他的肯定，我当然是受宠若惊、备受鼓舞。 　　　　　　　　　　　　　　　　　　二 　　在李老师面前，使我完全忘却了“怕”字的机缘，是我们在美国一起度过的那 两个月。 　　１９９９年上半年，我在总部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美国凯特林基金会（Ｋｅ ｔｔｅｒ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工作。这是一个非政府、非党派、非赢 利性的私人研究机构，创建于1927年，创始人查尔斯凯特林是美国著名的发明家， 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致力于美国国内公共政策和国 际问题的研究。现任总裁戴维马休斯（Ｄａｖｉｄ　Ｍａｔｈｅｗｓ）曾任福特政 府卫生、教育与社会福利部长，国际项目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Ｈａｒｏｌｄ　Ｓ ａｕｎｄｅｒｓ）是美国前负责近东及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曾陪同基辛格博士秘 密访华。该基金会与中国的“中美长期对话”项目始于1986年，李慎之老师是该项 目的中方最重要推动者。中国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先生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先生 都曾参与此项目。 　　李慎之老师应邀赴凯特琳基金会作为期两个月的研究，本应在１９９８年８月 启程，但由于签证等原因，直到１９９９年春才成行。这一偶然的机会，使我近距 离地走入他的世界。 　　在他抵达之前，戴维马休斯让我写一个他的英文简历。凭着记忆，我把他在延 安、新华社，陪同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参加板门店军事谈判，反右 期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进“牛棚”，随邓小平访美、创办美国所、出任社科院副院 长等一股脑地写了出来，贴在基金会的内部网上，传给每一位工作人员。他来的前 一天，基金会的行政主管豪施瓦茨霍夫驱车载我到几十英里以外的一家越南人开的 杂货店，买了一些电饭锅、茶壶、筷子、茶叶等中国人居家常用的东西，准备迎接 他的到来。路上，豪对我说：“看了简历，我非常尊敬李慎之先生。很少有人像他 那样有这么丰富的经历。” 　　就在他来的当天，基金会的高层主管都到华盛顿开董事会去了，我和基金会的 勤杂工特里尼克斯（Ｔｅｒｒｙ　Ｎｉｃｏｌｓ）去机场接机。特里五十出头，是 三个孩子的父亲。平常在基金会话不多，总看见他穿着工装修理门窗、在花园里除 草或是在路上扫雪。到了机场，我们才知道航班延误，原定傍晚抵达的飞机，要晚 上十点才到。待把老师和师母送到寓所，已近晚上11点。我劝特里回家，不要等我， 因为我要去中国餐馆给他们买饭，然后还要教他们如何使用寓所里的电器，会很晚 才能回家。特里说：“我回办公室，你忙完之后给我打手机，不管多晚我都来接你。” 等我忙完，特里把我送到家时，已经是深夜１２点多钟。我对他一再表示感谢，他 的回答让我感动至今：“如果你是我的姐妹，我不会让你这么晚自己回家的。” 　　第二天，我把特里的话讲给李老师听，并称之为“宗教情怀”。他听了之后， 大为感慨：“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敬业精神！我们国家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精 神。以前我们有，可是‘破四旧’给破没了。” 　　基金会里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在生活上照顾他们夫妇，在工作中作他的助手， 自然非我莫属了，我也乐于为之。每天早晨，我先到他的寓所，陪他走路到基金会 上班。由于他中过风，步履有些蹒跚，一般人走不到十分钟的路，他要走将近15分 钟。到了基金会，我先去地下室给他泡一杯红茶，端到他的桌子上，然后才开始我 自己的工作。 　　他当时正在写《重新点燃“五四”的火炬》这篇文章，开了个书单，让我帮他 去图书馆查资料。我告诉他，在这里不需要像在国内那样亲自跑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州内所有图书馆都已联网，只要登陆ｏｈｉｏｌｉｎｋ网站，就可以查到所需资料 的摘要、馆藏位置和借阅情况。然后把索书条交给基金会的资料员去办理，图书馆 会把书寄来，看完后交给资料员寄还即可。我们真的通过这种方式借到了一些资料。 依稀记得是些有关“五四”运动的史料和郭嵩涛等人的著述。对于这样便捷的服务， 他非常感慨。 　　他不用电脑，而是用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由于近视，再加上思考和不断地 修改，写得很慢。于是我主动请缨，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帮他把初稿用电脑打 了出来。他看完我的打印稿，说: “同社科院的打字员比，你打字的速度不如他们， 排版和字体变换也不如他们熟练，可你出的错比他们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 文化水平比他们高。” 　　刚来的时候，他经常让我帮他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谈国内国际局势。后来， 我建议他用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他们联系，因为这样最便捷经济。凭着记忆，在他的 办公室，我以他的名义，给他非常器重的一位北京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并打赌说明 早保证会收到回信。果然，次日清晨，那位朋友回信了，表示很惊讶收到他的电子 邮件。我始终记得他当时对着电脑露出的孩子般的欣喜而又神奇的表情。 　　从那以后，我每天的工作除了帮他倒茶之外，又增加了帮他接收和回复电子邮 件。一次，因为要准备上午会上的发言，给他泡完茶以后，我急忙回到自己办公室 的电脑前。不一会儿，只见他站在我的门口，拐杖用力地戳着地，怒不可遏地对我 说：“你怎么还不帮我ｃｈｅｃｋ　ｅｍａｉｌ？！” 　　时隔不久，美国开始了对南联盟的轰炸。接着，又发生了中国使馆被炸事件。 看到美国媒体上出现的美国驻华大使萨瑟透过打碎的窗子露出的焦虑神情，以及包 围在使馆前抗议的愤怒的青年学生，他非常焦虑。接着我们又读到了刊载在一些中 文网站上的措辞强硬的批评文章，大意是说一些所谓的中国美国问题智囊，拿着美 国基金会的钱，替中国政府出一些卖国求荣的政策建议，才导致今天的恶果。在我 陪他走回寓所的路上，我们谈论著所发生的一切，走得非常慢，他那本因中风而蹒 跚的步履，那天显得格外沉重。 　　一天，他让我打电话给在香港的一位前美国所的研究人员，说香港报纸登了傅 高义（Ｅｚｒａ　Ｖｏｇｅｌ）的一段关于“炸馆事件”的讲话，很重要，让那位 同事帮他查出原文。我对他说，不用那么麻烦，我在网上就能查。于是，我用他办 公室的电脑登陆到香港《虎报》的网站，准确地把傅高义的话查了出来，然后通过 远程打印机打出来。在我返回他的办公室、把全文交给他的时候，他欣喜地对夫人 说：“张贻，你看看，这就是现代化！”然后对我急切地说：“你快给我老伴演示 一下！” 　　在凯特林基金会工作期间，我从事美国“婴儿潮”（Ｂａｂｙ　Ｂｏｏｍｅｒ ｓ）一代人的研究，有幸赴伯克利附近的“人民公园”等当年反抗运动发生地进行 实地考察，并采访了一些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亲历者。每次回来，我都兴奋 地把研究心得与他分享。他听得很认真，并不时给我以建议。一次，我对他说，我 发现了中美外交政策差异的哲学原因，那就是中国人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圣经》中的“黄金律”──“己所欲，施于人”（在美国深入人心，这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美国那么爱插手国际事务的哲学原因，即民主在美国是弥足珍贵的价值， 所以美国人渴望将其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他听了，很赞同，鼓励我写成文章，在 国内发表。 　　一次与他闲聊，我说，当初我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探求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美 国把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凝聚在一起达二百多年。我感谢他当初创办了这 样一个研究所和这样一本刊物，使我有了愿意终生为之的事业。他笑着说：“你知 道吗？我当所长的时候，被你这样的小姑娘教训过。你的前任邵宏志学历不高，严 格说来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可她很有股子干劲。我把她从人民出版社调来编 《美国研究》，那时杂志处在草创阶段。一次，她改动了我的文字，我极为不满， 就倚老卖老地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没想到， 她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们现在说的是文章，而不是过桥与吃盐和饭的问题。’” 说完，他哈哈大笑。 　　有时候，我也和他开玩笑。他的夫人张贻，早在延安时期就参加对外宣传工作， 后一直任职于新华社国际部，英文非常好，只是耳有些背。我们一起在商店购物或 是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我是她的嘴和耳朵，她是我的活字典。我见她第一面时，就 叫她师母。对我来说，她就像一位慈祥的妈妈。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会嫁给李老师。 她回忆道：“我们在燕大的时候是同学，我大他三岁，高他几个年级。我在英文系， 他在经济系。我早他几年到延安，后来他也来了，对我很好。有一次我生病了，腹 泻得很厉害，卧床不起。组织上派他来照顾我。一个月里，他不嫌脏，不怕累，无 微不至地照顾我。后来，就不走了。我想，他人不错，不走就不走吧。再后来，经 组织同意我们就结婚了。”“那时侯你们有结婚证吗？”我接着问道。“在延安哪 有结婚证啊！组织上同意，就算结婚了。说来还很滑稽。改革开放初期，我陪他去 外地讲学。住店时登记，人家要看结婚证，可我们真的没有，只好请邀请的主人作 证我们的确是夫妻。”她说。“噢，原来你们‘非法同居’凡五十余年！”我笑着 说。“是呀，还生了四个孩子呢！”她接着说道。在我们对话的时候，李老师在旁 边笑咪咪地听着，没有插话。 　　周末的时候，我陪他们夫妇在外面吃饭、散步，不太熟悉的朋友见到以为是父 母来看我。每次，老两口总是抢在我的前面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女儿。”尽管知 道二老是在开玩笑，但我还是感到温暖且有点骄傲。 　　他观察事物很仔细。一次，他拿着一张一美元的纸币，说要交给我一个“研究 课题”，就是搞清楚纸币背面左边金字塔上睁开的眼睛的上下方的两行文字的含义。 我请教了几个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同事，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们说，对这两 行字太熟视无睹了，未曾想过其含义。后来，开出租车的吉姆莫特（Ｊｉｍ　Ｍｏ ｌｔ）告诉我，他查了资料，这两行拉丁文出自古罗马诗人弗吉尔的诗文，上行是 说“上帝称颂我们之所为”（ＡＮＮＵＩＴ　ＣＯＥＰＴＩＳ），下行是“新的世 俗秩序已经开启”（ＮＯＶＵＳ　ＯＲＤＯ　ＳＥＣＬＯＲＵＭ）。这是总统印章， 意为美国保护信教自由、不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老师听了，笑着对我说：“你告 诉吉姆，他选错了职业。他应该是个哲学家！谁说美国的历史短、没文化，其文明 可上溯到欧洲几千年！” 　　他很重感情。他说鲍大可（Ｄｏａｋ　Ｂａｒｎｅｔｔ）先 生去世了，坚持要 去华盛顿看望他的夫人，以表慰问。我帮他办好机票，他真的拖着病残身躯、携夫 人去了华盛顿。他还说要去旧金山、渥太华去看老同学，然后再去纽约看孙子，他 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他也真的去了那些地方。 　　回国前，他应邀在基金会演讲。他谈了中国社会的五大思潮，即儒家，法家， 马列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回国以后，由于杂务缠身，又住得远，我和老师的接触不像在美国时那么多了， 但总能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候家人或是讨论问题。２０００年，我为资中筠、陈 乐民先生等写的书评《通向自由和繁荣之路：读『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在 《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后，第一个打来电话鼓励我的是老师。他说我进步很大。 他也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与我探讨关于自由主义的一些问题。 　　回国以后的每年春节，都能接到老师打来拜年的电话。如果那时我没有在北京， 回来后总能听到他在留言机的拜年。这实在是晚辈应该做的，可他总是抢在我的前 面。今年春节，他给我打手机拜年。我当时还笑他挺时髦的，会往手机上打了。没 想到，这竟成了永别！ 　　对我来说，他是恩师，是前辈，又更像是父亲。 　　他走了，但他留下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将永驻人间！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及《美国研究》杂志执行编辑。） 　 ≈≈≈≈≈≈≈≈≈≈≈≈≈≈≈≈≈≈≈≈≈≈≈≈≈≈≈≈≈≈≈≈≈ 　追忆慎之所长 　　　　　　　　　　　　　　　─赵归─ 　　我第一次听到李慎之的名字是在八一年深秋的北京大学校园。我当时在北大的 一位同学绘声绘色地告诉了我他在公共汽车上的奇遇：“一位极有风度的学者看见 我胸前戴的北大研究生校徽，就问我认不认识学美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我说我认 识。他说他是社科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所长，叫李慎之。他请我转告在北京大学 学习美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如想申请到美国所工作，请打这个电话号码找他。” 我当时是北大经济系美国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写毕业论文。我拿着李慎之的电 话号码去问我的导师洪君彦，洪老师告诉我了一些有关李慎之的背景情况。我当时 就被这位素不相识的神奇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拨了慎之所长留下的电话号码，约 定了在毛家湾面试的时间。 　　林彪故居毛家湾就在我的母校北京四中附近，我骑着自行车丝毫没费力就找到 了慎之所长当时办公的毛家湾。我当时的心情与其说是去面试，还不如说是去见识 见识这位神奇人物。李慎之当时被胡乔木点名参加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外交部分， 写作班子设在毛家湾西院，听说是当年高岗住过的房子。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 听到他那底气十足、洪亮的声音，他看着我的目光是那样的自信而慈祥。慎之所长 首先向我大致介绍了美国所的组建宗旨和过程，然后问我为什么选学美国经济专业。 我说，美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这值得我们研究。慎之所长微微 点头，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赞许。面试结束时，慎之所长明确表示欢迎我明年北 大毕业后到美国所工作。毛家湾的面试，慎之所长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可亲、 可敬、可信。 　　八二年秋，我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做美国经济研究工作。我没服 从毕业分配，而是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报到了。在国家负责毕业分配的１９８２年， 我愿当李慎之这位超凡脱俗、我行我素的神奇人物的部下。到美国所报到后，我被 分到经济室。在向慎之所长报到的第一次谈话时，我说我在北大就向美国的大学递 交了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申请，等我得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想去美国读经济学博 士学位。所长听后扬起头，哈哈地笑道：教育部有规定，研究生毕业后要工作至少 三年才能出国留学，既来之，则安之吧，哈哈哈。他的笑声是那么地爽朗，那么地 开心，笑得我不知说什么好。慎之然后站起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在美国所坐上 几年冷板凳，打下坚实的基础最重要。在美国所工作，去美国学习的机会多得很。 不知为什么，他三言两语就把我心服口服地降服到美国所经济室的冷板凳上。我从 到美国所报到的第一天起就叫他所长，直到今年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通话。到美国 所报到时我为能叫他所长而感到庆幸。对我来讲，“所长”已不仅是下级对上级的 尊称，“所长”的为人一直是我做人的楷模。到美国所工作后以至今天，我为能叫 他所长而感到自豪；它代表了我人生中一段无可替代的、刻骨铭心的经历。 所长对部下的指导言简意明，奖（鼓励）惩（鞭策）分明，话点到为止，回 味无穷，一生受益。刚坐上经济室的冷板凳，所长就让我把一份文件尽快翻译成中 文。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让我做的第一件工作，也是他在考查我的翻译能力。我过后 听说，所长对我的翻译质量与速度都很满意。在美国所首战告捷并得到他的肯定， 我备受鼓舞。所长曾对我说，好的翻译文章，要做到“信、达、雅”。“信”即要 把原文的内容如实地翻译出来，“达”即要把原文的内容与逻辑畅达地以另外一种 文字重现，“雅”即要把原文的内容和逻辑以优雅的文采表现出来。所长还对我强 调指出，“信、达、雅”也体现其重要性的优先次序，即“信”是第一位的，“达” 是第二位的，“雅”是第三位的。所长还说，翻译文章如此，做研究写文章也是这 个道理，文章内容是第一位的。进美国所第二年，当我的一篇小文章在《了望》志 杂上刊登后，所长比我还高兴。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我文章的 内容与所长的观点不谋而合。文章题目是所长出的，所长要求我基于１９８３年的 美国经济状况预测８４年美国总统大选。“里根会连任美国总统”也是所长当时的 观点。我在美国所，也受到过他的“敲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敲打”是，他说， 美国所的研究生不如大学生工作努力。生性懒散但又不甘落于人后（这是我父亲和 洪君彦导师对我的评价)）的我，只好对号入座。我当时也暗下决心，绝不负所长重 望。另一次是所长对我说，赵归，你结了婚再出国留学吧，哈哈哈。我也是借所长 这支令箭在出国前结婚的。 　　在我得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奖学金以后，所长批准我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波士顿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学业繁忙，与所长的联系就少多了。九三年七月所长 来华盛顿访问。温洋和我组织了一次原美国所成员在华盛顿的聚会。当时能通知到 的都通知到了，能来的也都来了。温洋还在聚会的餐馆墙上挂起了一条横幅，上面 写着：“久违了，慎之！”久违了，是啊，这些年来，我们既不能与所长朝夕相处， 聆听所长的谆谆教诲，也不能与所长同舟共济，穿过惊涛骇浪，驶向胜利的彼岸。 虽然您不在刺刀下做官了，可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敬爱的所长。 “久违了，慎之！”一条横幅，当时的确道出了我们在座所有人的心声。 　　一九九五年我父母双双长眠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回国期间曾去所长家拜访 所长，我的见面礼是我参加翻译的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的经典著 作《国家间的政治》那是我在美国所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与王燕生、林晓云等 朋友合译的，在我出国后多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我们的译本。见了我，所长 很高兴，招待我在家里与他家人一起吃了顿便饭，然后兴致勃勃地领我到他那间古 色古香的满是书柜的书屋里聊天。所长聊天涉及故友新朋、天南海北、古今中外， 父亲去世后，好久没与可亲可敬可信的长辈聊天了，与所长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 聊，我失去父爱的心灵似乎找到了某种依托。 　　一九九六年我在波士顿大学毕业，所长当时正好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波士顿 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只是一河相隔，我邀请所长和当时照料所长的高文谦出席波士 顿大学的授学位典礼。在查尔斯河畔的波士顿大学校园，所长高举酒杯祝贺我完成 博士学业的高兴劲，令我的那些父母未能来的中外同学们羡慕不已。我当时也没必 要纠正他们的想像。授学位典礼结束后，我和所长也在波士顿大学入口处的马丁· 路德金记念碑前合了影。在波士顿大学的入口广场，所长微微仰着头，注视着马丁 ·路德金纪念碑，若有所思。所长似乎在回忆马丁·路德金三十三年前在华盛顿的 著名讲演“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梦想是自由有一天能在全美实现。 所长当时在剑桥正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 义传统文化中实现自由。这是所长的梦想。在马丁·路德金为自由献身以后，他自 由的梦想在全美实现了。从所长对马丁·路德金纪念碑注目的炯炯目光中，我似乎 看到了一种使命感。对六四后的中国，所长虽然是“已知诸相皆非相”，但他仍然 是“欲待无情还有情”。这也是为什么所长要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国庆大典前 夕，向世人大声疾呼历史的谎言、民族的耻辱和人民的自由。所长的这篇题为《风 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的文篇当时震撼了中国的各界人士。记得当时我接 到朋友寄来的这篇文章后，一遍一遍地读着，天都快亮了，我都没察觉。 　　我和所长在电话里的最后一次聊天是今年春节期间。所长当时委托邓林通知我 们原美国所成员他搬到潘家园的新地址、电话。我接到邓林的电话后、就给所长的 新居拨了一个电话。所长接到我的电话格外高兴，像我们每次通话一样，我们谈到 了原美国所成员以及家人的近况，所长和我一样，每次通话都要讲讲自己的儿子。 所长对子女爱得很深，总想在晚年多为子女做些什么。所长在电话里还与我提到他 今年要为子女前程做的事情。所长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笑声还是那么爽朗， 但言谈话语之间，不时流露出对美国所成员及其子女前程的期望与忧虑。所长历来 惜墨如金，我当时借题发挥和所长说，那就请所长为我挥笔题词，我要高挂在我家 客厅里以做留念。所长说，我的毛笔字不行，我有毛笔字写得非常好的朋友，我可 以请他们代笔。 　　与所长的通话还犹然在耳，所长还没来得及做他今年要做的事情，他在今年春 天就走了。至今我每每思念所长的时候，总要翻出原美国所“年轻人”在所长遗体 告别仪式上的悼词看一遍，念一遍。这是我们（邓林、侯玲、胡亚非、林晓云、浦 宁、温洋和其他原美国所的“年轻人”）当时在电话里，传真上，ｅｍａｉｌ里字 字推敲，反复几稿的悼词。悼词回顾了所长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悼词凝聚了我们对 所长的深深怀念，悼词传达了原美国所“年轻人”的心声。所长，愿我们送您的鲜 花蓝的花香永远伴随您，这是温洋提议、 侯玲代表我们为您精选的最大的鲜花花篮， 都是最名贵的花种，绿掌、粉掌都是心形的花瓣。那最外一圈的粉掌， 按侯玲的话 说，权当是我们大家的一片心吧。所长，让我再给您念一遍原美国所的“年轻人” 为您写的悼词： 　　　　　　　　　　慎之所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 来自原美国所“年轻人”的悼念 　　慎之所长去世的消息，传遍了神州大地、香港和美国的东西两岸。我们这些原 美国所的“年轻人”（现在也都不再年轻了），从心底里深深地怀念我们的所长。 我们怀念所长的音容笑貌，我们怀念所长严师的教诲和忘年交的深谈。 所长，八十年代初，是您把我们从校门带进您亲手创建的美国研究所。我 们都曾耳闻目睹过您的才华，我们都曾为您的渊博学识所折服，我们都曾为您的敏 捷思想、独特见地所震憾。您身上集中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您先天 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您关心世事，不随波逐流；您学以致用，不趋炎附 势。 直到晚年，您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反思，从来没有忘记过国家的前途。 您一生坚持不懈地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坚持自己对中国和国际事务的独立见 解，您帮助发展了中美关系，推动了中国在各方面与世界的接轨。 　　您走了，所长。您之后的中国，又少了一个最肯深思、最有洞察力的真正的知 识分子。 　　十年前与您在华盛顿聚会时，我们曾挂起横幅，对您说：久违了，慎之！那时， 我们心中有与您久别重逢的喜悦，也有对辜负您重望的歉意。十年后的今天，我们 知道您不能再参加我们的聚会与庆典了；我们知道，我们将不再收到您寄来的文字 和信件了，我们将不再听到您的声音了，我们将不再看到您侃侃而谈、神采奕奕的 形像了。但是，所长，您在遍布天下的晚辈学子的心中，永久地竖立起了一个真正 的知识分子的榜样：我们将像您那样，态度鲜明地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走自己 的路，做一个肯深思、有作为的人。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所长有灵，当含笑于九泉之下。永别了，慎 之所长！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邓林、邓芳、段牧云、顾宁、何迪、侯玲、胡亚非、李小兵、林晓云、浦宁、 任东来、任越、师枫燕、王奔洲、王大新、温洋、张跃宏、张毅、赵归、赵毅、朱 宏前 　　 ≈≈≈≈≈≈≈≈≈≈≈≈≈≈≈≈≈≈≈≈≈≈≈≈≈≈≈≈≈≈≈≈≈ 主　编：夏维东　　　　　　　　　　　　　　　　　　责任编辑：雅　非 副主编：张　吉　　　　　　　　　　　　　　　　　　本期校对：晚　霞 　　　　胡亚非　　　　　　　　　　　　　　　　　　网络发行：寒　冬 ≈≈≈≈≈≈≈≈≈≈≈≈≈≈≈≈≈≈≈≈≈≈≈≈≈≈≈≈≈≈≈≈≈ 稿件建议等请寄：editor@zanmen.com 本刊网址：http://www.zanmen.com 订阅本刊请联系：majordomo@zanmen.com （content in email body: subscribe we-gb） 欲转载本刊原（译）作，须通过本编辑部与作者联系许可。 ≈≈≈≈≈≈≈≈≈≈≈≈≈≈≈≈≈≈≈≈≈≈≈≈≈≈≈≈≈≈≈≈≈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871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Tuesday, May 01, 2007 - 04:29 pm:    政治遗嘱》 -------------------------------------------------------------------------------- 作者: 路不易 2007-01-25 05:53:16 (阅读:61) 人物历史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普列汉诺夫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 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对我后天养成的品质不必再谈，因为在我的著作中已经一目了然，而关于我的性格则应该简单谈一谈。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不错，我还在沃罗涅日军事学校上一年级时很快就克服了腼腆——这要感谢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甴于复杂的性恪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侮辱过”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中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沦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粹派只是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起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未必还需要证明的是，我脱离了民粹派，但并没有像我狂热的对手——一个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着特卡乔夫世界观的巴枯宁分子，不可救药的列.吉霍米罗夫那样出卖他们。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与“土地平分社”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甫罗夫过去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笫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真正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茹尔·盖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识，此后相同的观点和友情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心存疑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灰心丧气者”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3个定语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辨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劳动解放社”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80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見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軟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二、 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极大的成就。19世纪上半叶末《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从资本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当时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的社会思想在翻腾，革命接二连三地震撼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需要有一个人交给无产阶级一个强大的武器——能使无产阶级懂得自己的历史作用、向他们指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说。历史推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宣言》在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社会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慑于《共产党宣言》铁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方面向无产阶级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试图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名声。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都比比皆是。从90年代末起这些批评者格外多了起来。但这些先生的批评不诚实，更不说有创造性了。他们起先有意地或出于不理解歪曲马克思，后来又大度地加以“纠正”。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批评，但批评的矛头最多地指向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5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的许多论点变得容易受到指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l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离(尽管不大)，而且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们在世时就巳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而贯穿整个《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则止今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大小，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批评马克思的人以难得的同仇敌忾一再尝试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很明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像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一样捍卫自身的利益．有权实行专政，更何况他们将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专政，而且只是在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专政。不管那些批评马克思的先生说些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来，仍然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社会基本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群众的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在加剧，赤贫化、犯罪现象及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罪恶都在加剧。阶级斗争即使有所缓和，那也只是暂时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得很明显，难道巴黎公社、俄国l905年革命及至今仍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没有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吗？不，批评家先生们，要一笔勾销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为时尚早!当然．伯恩施坦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及其他批评家都有合理的内核，但这些內核消失在吹毛求疵的莠草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破坏它的威信。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号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放弃阶级斗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被引入歧途的德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阀主义的经济意图和军事意图。 现在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要暂时来“批评一下”马克思。在不放弃我以往写过的一切的同时，我要说一些依布尔什维克看来不可原谅的“蠢活”。我以为许多年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者行列之中的经历使我有权这样做。我为什么把“批评一下”放在引号之中，下面就会清楚。最近几个月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反复考虑了许多问题，终于决定把早就因其新意而使我激动，又因缺乏论证而使我惶惑的东西表述出來。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其原因如下。隨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这一可能性，虽然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起知识分子的队伍相对来说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社会中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一范畴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力价值，因而工人的工资必然要提高，因为这样的工人的再生产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复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什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是! 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 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社会即使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学会克服各种危机。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近来我有时甚至想，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结合上述一切来看，不能排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某些思想将不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错误。但我请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稍安毋躁。因为这一切还不会马上发生。马克思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他的名字还将长时间写在革命者的旗帜上。 对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今天英国工人，尽管在打仗，生活得却比上一世纪中叶的工人要好，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这是马克恩的功绩! 明天的工人无疑将比今天的工人生活好得多，生活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里，这是马克思的功绩！资本主义，甚至资本家本人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只有布尔什维克看不到这一点)，连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的功绩! 当代的资本家早就明白。同吃饱肚子、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饥挨饿、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要来得有利得多，部分由于这一点，部分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否意味我放弃革命飞跃呢？完全不是！革命飞跃当然会有的。生产关系的任何质变，即使是不大的质变，就是一场小的革命。要是一切都如我所料，那么新的革命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呢?知识分子专政吗?劳动者的政权——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这一口号我去年不止一次提出过，我把它理解为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一切珍视劳动者利益的有生力量的联合。 三、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1903年，在战前年代迅速壮大，目前是一支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出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失去阶级特性的分子人数众多，俄国人不识字、没有文化。主观原因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思潮。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写了不少，其中也有我写的，因此我只简单谈一下。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充实了”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型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对人民的智慧、主动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独立搞好生产和实行监督的能力的信念，这是巴枯宁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毛病所在． “和平!”、“劳动！”、“幸福!”、“平等!”、“博爱!”，这是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采用的口号)、“给工人以工厂！”、“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彻底的反对者。布朗基分子和巴枯宁分子被第一国际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第二国际开除。因此，听取列宁忏悔的神甫在策略方面是布朗基，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巴枯宁和多梅拉.纽文胡斯。“失败主义者”采用的纽文胡斯的思想对俄国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多梅拉.纽文胡斯、古斯塔夫.爱尔威、罗伯特.格里姆、列宁——这是任何一个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的族谱。 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关于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没有必要去谈。“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工人以工厂!”、“给农民以土地!”，这些口号虽然引人入胜，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需要一场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并将其巩固。但布尔什维克连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证。一旦他们胜利，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不去尝试消灭轻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途径将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一封建主的农奴。众所周知，列宁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个口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缔结大量兼并和赔款的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竭尽所能地瓦解俄国军队，后来又把它解散，而现在他要大家相信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却痛苦地喊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列宁要是还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话，就应在夜间向上帝(或者是魔鬼——我不知道他崇拜哪一个)祈祷，祈求打败德国，否则俄国就将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而复辟的君主将成为德国的傀儡。同样众所周知，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欧洲社会民主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的——列宁把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给了反动分子和刽子手斯温胡武德，甚至不问一下芬兰工人和农民对此有何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这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大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论发现”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宁把他的“理论发现”变成法令，认为无需用最起码的论据加以论证。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行，甚至没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为。 例如，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现在要严谨地论证这一点既无力量，也无时间。但是我考虑到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考虑到俄国人文化异常低下，尤其不懂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仍然不得不谈几个逻辑前提。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活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 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 也存在反馈作用 。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布尔什维克力图进行激进的变革，不负责任地加速事变的进程，急剧地向左转，但是他们沿着封闭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变成反动的消极力量。人们很少从各种可能的后果来全面评价自己的行动。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担心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某一阶段这一危害将达到危机的程度。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等待它的将是印加帝国的命运。以“严酷的迦太基摧毁者”自居的“人民委员”们破坏的不是旧世界，而是自己的祖国，他们许诺的“莫里索诺夫药丸””原来是毒药。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态度”则是对社会主义声誉的破坏．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 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响应俄国的革命，这一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刨根问底的人现在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短短的执政史中找出不少引入深思的疑点。例如，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危在旦夕的危急时刻，列宁的瑞士朋友弗.普拉滕之流来到彼得堡有何目的?为什么列宁急于对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难道是为了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不久同惟一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吵翻吗?为什么列宁异乎寻常地匆忙给芬兰以独立并从芬兰撤出军队?在立宪会议开幕前几天行刺列宁，对谁有利？我可以继续列出这样的问题。但不再列下去了，因为处在我的境遇下我没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四、为什么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在十月事件后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些对我很不了解的人推测说，我的决定是十月政变后没过几天布尔什维克粗暴搜查我家的结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次据我推测是由水兵斯.科罗特科领导的搜查并沒有吓倒我，不仅如此，这次搜查也不是有些报纸所说的我健康恶化的原因。另一些对我了解较多的人认为，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我疾病突然加重的结果。但他们说得也不对，尽管我的健康在秋天降临后确实迅速恶化，以致1月里我的手甚至已经握不住笔。如果我认为斗争有意义的话，我的卧病不会使我止步，因为我写不动的话，可以口授。我放弃斗争出于一系列的客观原因。 1．我对战争的原则性态度，对布尔什维克和半列宁分子的批评，不愿讨好流氓无产阶级，拒绝推进革命，对临时政府持忠诚的态度——这一切都起了不利于我的作用。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不愿像策列铁里、齐赫泽、阿夫克森齐耶夫等同志那样为了保持声望而曲意逢迎，对列宁让步。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強化的阶级敌意和对立、政治上的闭塞和无知日甚一日。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我向右面呼吁，向工商阶级呼吁时，右面鼓掌，左面默不作声；当我向左面呼吁，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呼吁时，左面鼓掌，右面默不作声。其结果是这些人和那些人都不理解我。而惟一能拯救俄国的妥协却因政治虚荣心而被牺牲掉了。造成这一切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无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同样如此！），大量文盲、战争造成的人民严重贫困和疲惫不堪，欧洲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临时政府无所作为和有始无终，这一切都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阶级对立的种子得以迅速发芽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客观上业已形成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毫无意义的。 2。我把毕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现在，当政权已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时，我不能同我过去和现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斗争，虽然他们为一目失明的领导人所蒙骗，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首先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极为可悲。但是让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令人十分伤心)走完变幻莫测的历史给他们勾画的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吧，让他们成熟起来，登上理解自身使命的高度吧。 3．另一些考虑也使我不再进行斗争。要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垮台，就会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反动，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会受到伤害，而无产阶级的成果将丧失殆尽。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作出重大的让步。我为俄国而悲痛，但我由于仍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选择后一种可能。 五、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多久 这个问题目前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自己都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对祖国命运不无动于衷的俄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单值的，因为答案取决于许多客观的、主观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占卜是不体面的事，因此我尽可能对我的预测加以论证。我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未来、至少是不久的未来不可能是不明朗的、不确定的。不仅如此，我不止一次说过，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俄国目前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事态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导致的行动，都使我能断定他们在巩固他们政权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4个危机。他们执政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栽在其中的哪一个危机上。 第一个正在无情到来的危机是饥荒危机。如果列宁不摆脱同遏制阶级恐怖(普利什凯维奇先生的例子)并积极反对征粮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那么布尔什维克今年秋天将失去政权，到那时农民会把粮食埋到地下，全国将遭到一场罕见的饥荒。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要执政。但是布尔什维克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政府机关，从而放开手脚干，就能渡过这一即将到来的危机。列宁明白这一点，将利用最先出现的机会来破坏自解散立宪会议以来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昨天的盟友的威信，把他们一举粉碎。对这样做的必然性无需加以论证。不久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签署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人民委员会，不接受列宁的“粮食专卖”——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的危机已达到了未来几个月完全破裂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唆使觉悟很低的工人和打着写有“捞一把!”(按水兵亚.亚历山德罗夫一针见血的说法)的旗帜的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的对粮食的剥夺，能再支持上一两年，直到连无产阶级自己也清楚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恢复生产为止。 经济破坏的危机，即使这个危机他们也能克服，只要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并利用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话。国内战争使他们可以在全俄国实行战时状态并把经济破坏的责任推在阶级敌人和国外敌人的身上。顺便提一下，只要国内战争爆发，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将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战斗。俄国庄稼汉尽管目不识丁，却十分清楚，一旦列宁输了，土地就得退回给原先的所有者。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內战争的胜利，稍微恢复一下生产,哪怕是用强制的手段(如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来恢复生产，将再维持上5年或10年，直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矛盾激化达到极点为止。迄今为止俄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仍将是这样的国家，其大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产品构成。布尔什维克没有可能控制和支配这一部分国民收入，迟早会丧失政权。 列宁一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这样的联盟，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下则不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着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对农民的态度将赋予上述经济危机以政治色彩。 布尔什维克在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让步时，于19i7年给自己脚下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公有化，虽然原来他们的纲领计划要使土地国有化。布尔什维克为了克服这一最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不得不向农民宣布总体战并消灭最优秀的一部分农民——那些会劳动、愿意劳动的农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这一切，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将会指点布尔什维克，还要看农民到那时的分化程度。 布尔什维克克服了第三个危机后可以再维持上许多年，直到出现第四个危机 意识形态危机为止，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一个专制政权——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 ．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将会对我的预测作出修正，对这些情况无法预料，一切全取决于偶然性陛下的意志。例如，什么时候德国将被击败(我毫不怀疑德国必将战败)，战后的欧洲将是什么样子的，一旦列宁去世谁将是他的继任者，等等。我还不排除列宁作为一个策略灵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可能在一定阶段作出重大修正，放弃已宣布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这将引起流氓无产阶级的不满。但是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及其已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垮台。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 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列宁延缓了俄国的历史，因此他将带着与伪德米特里相同的印记进入历史。 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 我承认我曾犹豫过，该不该写写列宁，因为每一个他的拥护者都会把读到的第一行否定的文字看作是“来自阴间的报复”。但列宁是我的什么也没有向我学到的学生，此外，他也是我的对手，将来关于他会写出许多书，因此我回避这个活题是怯懦的表现。在这类情况下很难做到客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偏离真相的活，那就是背叛丁自己。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要写他很困难，因为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大错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占有制变得温和了。封建制度变得温和了，因此，资本主义也在变得温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及各阶层居民文化和自觉的逐步提高。 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马.高尔基这样说过，对于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 列宁是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已故的倍倍尔说过：“……我可以同魔鬼甚至同他的祖母一起去”，但他同时补充说，只有在他制服魔鬼或其祖母，而不是他们制服他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笔交易。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霍马飞跑一样。 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一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有强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仑自居，但却绝对相信他是“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只有在1917年2月前才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加之还被迫继续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有学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这些著作总是因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口号的吸引力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他尽管发音吐字不清，却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善于讨好听众，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同时他异常迅速而且正确无误地使自己的讲活适应听众的水平，忘记了为正义事业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讨好人群，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去。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誊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列宁则只限于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 “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十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承认列宁是伟大的。他对不对呢?拿破仑不以爱、善和纯朴见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家，但历史上也有过巨恶元凶。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 )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 。但是未来卻表明 ，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約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栗的时候吧！ 就能力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作用而言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列宁曾称他为“犹杜什卡”、“最卑鄙的追名逐利之徒和派别分子”、“骗子，坏透了的派别分子”，列宁说得很对。列宁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托洛茨基的话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对的。托洛茨基的作风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记者的作风——非常肤浅和草率，难以深刻，托洛茨基异常自负，爱面子，没有原则，是彻头彻尼的教条主义者。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非派别分子”，而现在他是“布尔什维克”。其实他过去和将来一贯都是“骨子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一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同取得胜利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不去尝试成为第一号人物。托洛茨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但他的手法单调，千篇一律，因此听他讲话感到有意思只有一次。他是爆性子，成功时在短时间里可以做好许多事，但一旦失利他很容易变得消沉，甚至张皇失措。要是列宁的革命注定失败成为明显不过的的事实，他会第一个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要是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将竭尽所能去排挤列宁。列宁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呆在一个营垒里，因为列宁需要托洛茨基的蛊惑宣传和他不断革命的思想，此外，他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把一切心甘情愿者收罗到自己大旗下的能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任何时候决不会同意担任其他派别的领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最主要的是成为领袖，至于是哪一个党的领袖并不重要。因此在未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与托洛茨基并列的是加米涅夫，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加米涅夫精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理论家。加米涅夫按其信念是孟什维克-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他没有必要的意志力，起不了有威望的政治家的作用。正因此他追随布尔什维克，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季诺维也夫是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派布尔什维克，伹没有彻底的信念。他尽管时常疑虑重重，仍将留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直到有可能转入别的营垒去为止。季诺维山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坚强的性格，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能执行列宁的任何命令。布哈林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信念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没有丧失逻辑性，有个人见解和理论家的天赋。他不止一次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持不同意见。也许正是布哈林在列宁一旦去世后将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主要人物。但不能排除的是，在列宁仍然在世时布哈林和上述其他人将像当年的吉伦特派一样，被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对列宁提出异议的第二梯队布尔什维克所消灭。 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未来 我同意王德威尔得的看法，对“国家”一词可以作狹义和广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消亡时是指狭义上的国家，这个看法我也同意。但未必因此就可以指责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淡广义上的国家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国家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作为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的调节者的功能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作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作为政治权威机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然将不再存在。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题增加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 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 以消灭剥削和阶级为使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一阶段两者都消灭不了。不仅如此，为时过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每一个懂得否定之否定法则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到另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周期性地发生变化，有时加强了，有时削弱了。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应大大加强，因为国家还承担起另外一些调节功能：计划、监督、分配，等等。在这一意义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否定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君主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于缺乏民主(上面已经指出，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可能变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封建主，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正是这样的封建主，尤其在头几十年里是如此，当然，要是布尔什维克能克服我上面提到的前3个危机，存在几十年的话。 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既然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多数，这一点不用恐怖也很容易做到)后，无产阶级专政应使各个阶级权利平等，求得法制和公正的胜利。阶级的消失是遥远未来的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保证阶级和睦和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在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文盲遍地、一贫如洗、文化低下的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什么也保证不了。 只有在各阶层居民的文化和觉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俄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发生革命性变化。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但这有点想入非非，因为人民的文化和觉悟是生产力的从属现象，而生产力不是文化和觉悟的从属现象。布尔什维克动员起知识分子，当然可能迅速消灭文盲，但是，第一，学会识字不等于成为文化水平高的人，第二，人们学会识字后很快就会明白，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 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执政时间的长短。俄国迟早将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存在的时间越长，这一回归之路就越痛苦。 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不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用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里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的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国人富裕起来，使俄国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才富裕!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俄国是一个绵延几千公里的大国。因此为了飞速进步，应该大力发展铁路和水路运输。毛奇说过：“不必建筑堡垒，建造铁路吧!”铁路既然对于德国重要，那么对于俄国更是迫切需要。汽车和航空在未来将有巨大意义，因此应格外关注这些领域的技术。必须大力发展通讯工具．争取普遍电气化，因为只有在电力的基础上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俄国迫切需要以优秀的民族传统、关于民主、政治自由权利、人道和社会公正的现代观念为基础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俄国经济平稳地、正常地发展。错误的意识形态产生并还将产生套上眼罩又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些人奉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只会抑制生产力、妨碍文明而繁荣的社会的形成。最后，俄国需要按照宪法明确规定的权限行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强有力的地方政权。 （……..）俄国农村的现状是对几百年专制制度沉痛的责备。应该竭尽所能改造俄国农村，使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个村子都应该有学校、邮局、电报局、电话局、银行、公共设施、医院、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为此当然需要几十年。但这是做得到的，只要国家转而面向农村，只要农民获得土地(不应忘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特殊价值，因此不可能是投机的对象)。长期租赁(俄国人是无偿租赁，外国公民是有偿租赁)是最近几十年土地使用的惟一形式。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要劳动是自由的，结合个人利益的，俄国人就会迅速消灭国家的落后。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我有条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分成3个阶段。 细心的读者可能以为，我的论断有矛盾，因为我在前面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而现在却淡论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有谁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按照当局的意志，而且可以无视当局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如果历史的意志要俄国首先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应该逐步地分阶段地去做。 第一阶段(25--30年)—早期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只应分阶段没收最大的银行、工厂、运输业、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如果到那时还有的话）、大商业企业。剥夺应在部分赎买、提供终生年金、养老金或获取一定红利权的基础上进行。中小工厂、银行、商业和服务业仍由私人经营。在没收的银行基础上成立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应监督金融的运行和私人银行的活动。在没收的企业基础上建立国有经济成分，其目的是学习经营、经商并保证社会公正。为了提高与工人个人利益的结合程度，国有企业在工人中发行部分股票，而不许转卖的股票应使工人获得分红权，但不是共有权。视当地条件将部分没收的土地在公正的基础上转交给农民，而在剩下的土地上组织大型的国有示范性农场。 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对用于扩大生产、建设道路和其他公共目的的收入不收税。在这一阶段当然应千方百汁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但要硬性控制其输出。扩大出口和控制进口。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使国产商品提高质量。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阶段应以承认国家、经营者、工人这三种力量为出发点。当国有经济成分的劳动生产率与优秀的私人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持平，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吋，可以认为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25—30年)— 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仍然在公正的基础上剥夺小型银行、工厂、批发上第二阶段(25—30年)— 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仍然在公正的基础上剥夺小型银行、工厂、批发业。例如，银行所有者成为银行主管，工厂所有者成为工厂经理，等等。部分赎买、终身年金或养老金也不排除。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国有经济成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仍然欢迎资本输入，对资本輸出的控制放松了。第二阶段结束时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超过西方国家优秀工厂的劳动生产率，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将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对于各国人民都有吸引力。在这一阶段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50—100)没收剩余的私人财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剥削完全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再存在，城乡差别也不再存在．阶级逐渐消失。这一阶段欢迎输出资本．购买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随着资本的互相渗透经济上与其他国家逐渐接近，精神奖励取代物质奖励。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各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拉平，建立足以宣布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而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不会摆脱种种社会矛盾。不作这样的设想——意味着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死亡或永恒的再生。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矛盾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物质基础，将是个人和社会间伦理的、道德的和世界观的矛盾的结果。 我简单地阐述了我对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看法，当然并不以终极真理自居。一个人不管有多大天才，不管掌握了多少辩证法，在作预测时总可能犯错误。未来的科学发现可能推翻现在的一切观念。但这一切是明天的问题，而现在可以确切地说如下一点：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个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质量和技术进步)、公正的政治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俄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因此潜伏着族际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危险。只有通过深思熟虑的行政改革，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信仰自由、相互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才能避免这些冲突的发生。我一贯反对宗教，但从来不否认宗教的作用。宗教作为一种观念、情绪和行动的体系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哲学因素、世界观因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将逐渐消失。第二个因素是社会道德因素。将存在许多许多年，不应该与之作斗争。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大致都经过相同的几个阶段。正如基督教经过蒙昧时期一样，伊斯兰教这一较为年轻的世界性宗教也可能经过类似时期。其最初征兆便是泛土耳其主义思想和对亚美尼亚人民的种族灭绝。要使俄国不发生这样的事，俄国人应该牢记，穆斯林不是异教徒，而基督教徒不是卡菲尔人。应该宣传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各种宗教的相互尊重以及使它们彼此接近的一切。应该大力欢迎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丈夫是穆斯林，妻子是基督教徒，或者儿子是穆斯林，而女儿是基督教徒，或者相反的情况，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 最后我要谈的几句话任何时候都不应发表。应转交给俄国未来的民主政府。 (………) 依我看，我已经把想说的活都说完了。我从来不利用别人的思想，但在这里用一下别人的思想是合适的：（这一句话没有被破译）。 于皮特克亚尔维。(2l一7)十4—18 （意即1918年4月7-21日）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872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Tuesday, May 01, 2007 - 04:32 pm:    胡发云《作者自述》/ 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e》1~9 -------------------------------------------------------------------------------- 作者: 朱学渊 2007-02-09 23:40:49 (阅读:113) 当2003年底动笔创作《如焉@sars.come》(下称《如焉》)的时候，胡发云或许不曾想到这部他用3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命运。它最初被贴到网上，经由网络世界征服了第一批读者，然后以电子文本的方式在读者中传递，进而竟然被打印成册在京城传播。直到2006年初，《江南》全文刊登了这篇小说，一时间令这本期发行量仅2000余册的纯文学杂志销量增至11000册。前不久，《如焉》的单行本终于出版，成为即将过去的2006年文学图书出版中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 作者自述： 胡发云，1949年生。少年爱诗，爱音乐，也爱玩。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以散文，随笔，中短篇为主。散淡，怠惰，任由性情，写得不多。近年的主要作品是《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葛麻的1976-1978》、《射日》等。《如焉@sars.come》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于一个非常时期。写完以后，一直放下了。如今能出来，我希望将它献给先我而去的妻子。 ＊＊＊＊＊＊ 当记者今年4月在武汉东湖畔采访胡发云的时候，《如焉》已在相当一部分读者中产生不小反响，但单行本的出版还没着落。一提到这部作品，提到书中人物茹嫣、达摩、毛子，胡发云就有些激动，用他颇具磁性的嗓音侃侃而谈。他的表达既富于理性思考又至情至性，那一刻他同书中人物完全没有文字阻隔，仿佛就坐在一起。书中的茹嫣是位独居的中年女子，她在儿子出国之后初涉网络，借此结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及其导师卫老师等人，被他们的思想所震撼。同时在同事江晓力撮合下，副市长梁晋生走入茹嫣的生活。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茹嫣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与达摩们的思想交流同与梁晋生的情感纠缠让她面临着抉择和矛盾，梁晋生同样面临着情感和仕途的两难……从文学意义上看，也许《如焉》不够完美，但这一看似并无太多特别之处的“言情”故事背后，凝聚了作者胡发云对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深邃思考，这使得《如焉》的思想深度超越其文本本身，触动了众多读者的内心。 读书报：一开始计划写作《如焉》源于什么？是网络带给你的触动吗？ 胡发云：这篇小说算是我的率性之作。网络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几年，非典、海湾战争，还有很多天灾人祸，这些在和平年代几乎要一百年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在一年中就发生了。在这些事情发生过程中，有个最主要的人物，看不见的人物，就是网络。它像是传统戏曲中的说书人，串起所有人的角色，所有人在和网络对话的时候，其角色身份才得到确认。如果没有网络，就不会有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在今天的真实生活。网络是虚拟的，但在中国，网络同时也是真实的。我们在一个大背景下其实都在演绎着被虚构的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网络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读书报：在《如焉》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达摩。他生活在当下，骨子里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又与现实和平共处，你如何评价这个人物？ 胡发云：达摩身上包含着一种情怀。现实生活中情怀往往比思想更重要，思想有时会过于晦涩，很多时候，一个人最高的思想境界会源于最普通的情怀。所以我会强调我笔下人物所拥有情怀的重要性。 中国现在缺少很美好、很和善、很高贵的情怀，这是一种悲哀。知识分子有时会用比较清醒的理性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情怀，而很多百姓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时时处于蒙昧状态，失去了应有的情怀。当然这错不在百姓，而在于整个社会进程中缺乏生长这些情怀的土壤。 书中的达摩也好茹嫣也好，我都对他们倾注了自己的爱与倾慕，也许是我在生活中邂逅了类似的人。很多读者觉得《如焉》中有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如果了解我，了解我身边的朋友，就会发现书中的人物就在我的生活中存在着。这些看似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实是具体的存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对那些善良的美好的人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如果把很多年来我们已经失去的这些常态的东西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那些市侩主义就是常态了。 读书报：茹嫣这个人物身上有女性感性的一面，但是对身边的一些社会话题又不乏理性关注，这个人物似乎很复杂？ 胡发云：在很多话题面前，茹嫣并不具备系统的深奥的理论基础，也缺乏理性判断。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很多事情其实很单纯，就是天地良心黑白善恶的问题，靠人们的直觉完全就能得出结论。而茹嫣无疑保持着这种朴素的判断力，内心有着对一些事物天然的怜悯和同情，有本能的痛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茹嫣的反应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出了问题？且让读者去思考吧。我想，茹嫣既不是一个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对社会有清晰明确认识的知识分子，她只是个靠内心感受来判断是非的女人。 读书报：茹嫣的这种并无理论基础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达摩的思考是非常有对照意义的。 胡发云：达摩是比较清醒的人，他从小就有系统的理论训练，他的理性思维和对于理论资源的把握都决定了他的清醒，但是达摩和茹嫣在某一个思想层面能够达到默契，这在某个层面上是统一的。或者说茹嫣具备了接受这种思想的素质，而达摩的思想是基于他情怀深处的肯定和追求。 读书报：书中的梁晋生也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他有着官员中不多见的思考方式和情怀，但是他最后依然选择能够辅助他仕途的江晓力，没有选择跟他更有精神默契的茹嫣，你觉得他这种选择是必然的吗？ 胡发云：这种选择有很多偶然性。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不接受江晓力，如果那天晚上他跨出门的一刻江晓力没有进来，没有对他说那番话，如果非典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显然会解甲归田回复到本真状态。但生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那天晚上江晓力那番话既有威慑又有诱惑，既有冷酷的批评又有很温柔的期待，是他人生的偶然转折点，很多人生活中都会出现这些偶然。但是梁晋生的偶然却存在着巨大必然，他无法摆脱中国官场文化带给他的价值判断能力，他这么做几乎是无可挽回的。 读书报：书中卫老师那一代人的生活中同样有着必然选择，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否足以支撑他们一生的坎坷？ 胡发云：我确实认识一批卫老师那样的老人。他们用普罗米修斯般的姿态为自己赎回前半生的蒙昧、怯懦、游移，他们宁愿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知道自己的某些痛苦会带来灵魂的安宁。卫老师是从他们当中派生出来的人物，他的选择带有某种宗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觉醒，况且卫老师最终还得到了一段美满的爱情。 读书报：在《如焉》的读者中，既有你的同龄人，也有年轻人，甚至也不乏中学生。书中有何超越时间的东西能令年轻人有所触动？ 胡发云：书中人物的情怀并不一定要年轻读者熟悉那些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才能感受，这些精神层面的情怀是可以穿越历史去打动每一位对这种情怀有感受力的读者的。读者有这样的反映，作家用文学创作来表现这些复杂历史与深刻情怀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障碍。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普世的方式来接近历史，可以多写写身处历史中的人，而不是非要阐释历史真相本身。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874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Tuesday, May 01, 2007 - 04:38 pm:    王小波寂寞生前繁华身后 -------------------------------------------------------------------------------- 作者: 亚洲周刊李静 2007-04-30 02:47:21 (阅读:38) 小说家、杂文家王小波逝世十年在中国影响力不减。在思想压抑的年代，他的小说与杂文启迪一代人对智、趣、性的自由向往，被誉为世纪末的启蒙者。他的小说在逝世十周年之际被翻译引介到美国文坛。 最初，多是与他同代的人文学者回忆和评论他；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钟情他的作品，模仿他的文风，追随他的信念，把他认作自己精神的兄长。一个青年在网路论坛里写道：“考完研究生了，我终于可以实现高中时代的梦想——给他扫墓。明天开始，江南出发，一路北上，一路悲伤……”这致敬和缅怀，在今年四月十一日他的十周年祭日达到了顶峰：多家电视台、铺天盖地的报刊和互联网站，自发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纪念专号；人们到他的墓地祭拜，探访他插队的地方，出版和重读他的作品……中国大陆的一代青年，正在用看似幼稚的“偶像崇拜”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唤醒他们独立思考的作家的爱与感激。这是一个悖论，这悖论环绕著一个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名字——王小波。 无论多少哀荣加诸他的身后，我仍能记得起他生前寂寞的身影。可能他的不少朋友都是像我这样找上门来的吧：先是偶然在杂志看到一篇他的文章——不禁捧腹、深思、著迷，顿时记住他的和北宋一个揭竿而起的家伙相同的名字；然后是饿狼般四处搜寻他的文字，热病般逢人便讲他的有趣，狗崽般竖耳探听他的行踪，幸运如我者，便终于被天赐了与他相识的机会——报社实习时采访他和他的太太李银河。 那是一九九五年，王小波正是中国文化报刊竞相追逐的专栏作家，我以为约他的稿子比登天还难。一九九六年，我到《北京文学》杂志工作，才知道他发表小说才比登天还难。他的文学天份一生只受到过三次正式的肯定，两次来自台湾——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分别获得第十三届和十六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一次来自国外——他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奖。在中国，尽管他以独到见解、幽默睿智的随笔杂文受到知识界推重，但是由于他的小说对于精神禁忌的大胆戏弄，文学界却一直未对他敞开大门，除了《花城》，他投稿的杂志很少敢于和愿意发表他的重要作品——反倒是他为了交差而写的应景之作，都能迅速刊出。当然，文学杂志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市场大潮的侵袭，“纯文学”作品的幽闭，已使它们的读者少而又少；僵化粗暴的发表禁忌，更令主编们如履薄冰，严格把关。对王小波而言，发表意味著他与真正的现代小说爱好者之间交流的可能（其时互联网刚刚起步，还无法网上发表小说），这种可能性的断绝，对一位作家来说是致命的。 这就是王小波生前彻骨的寂寞：小说创作是他付出心血和智慧最多的领域，却发表无门，文坛避之不及；杂文随笔是他信手写成、用力最少的领域，却炙手可热，媒体趋之若骛。他在世时，中国大陆仅有短篇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和中篇小说集《黄金时代》坎坷发行。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深夜，这位未满四十五岁的作家心脏病突发，身边无人，溘然长逝，直至次日下午才被发现。五月十三日，他的四十五岁诞辰，呕心沥血的“时代三部曲”终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然而他永远也无法得见。 十年之后，王小波的作品独自经历了它们的命运。主流批评家依然对他不予置评，但对那些富于探索精神的文学同行而言，他却是他们心中的挚友。不久前，作家莫言曾对我描述，他当年在《花城》上读到《革命时期的爱情》时是如此惊喜，以致他竟催促一位记者引荐他与小波相识，然而未及如愿，斯人已去。青年作家李大卫则这样谈论王小波带给他的阅读感受：“王小波的小说兼有约翰·欧文式的残忍幽默，卡尔维诺式的奇观场景以及翁贝托·艾科式的杂学旁收。可以说他是塞万提斯、拉伯雷和马克·吐温的精神嫡裔。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并以青春期顽童的方式对人类的愚昧言行进行恶作剧。这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其丰富的感性和发达的判断力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平衡。”王小波一生，因精神探索的真实无畏和艺术创作的精致独特，而走过了一条举步维艰的荆棘路。他的作品二百万字左右，数量不多，能量巨大，篇篇精彩。 王小波与他的妻子李银河是中国同性恋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经由他们的调查研究，中国存在庞大同性恋群体的事实才被首次公开，这一研究在九零年代初遭遇了激烈争议和巨大阻力——《他们的世界》一书出版艰难，发表相关文章的刊物受到官方警告。讨伐者认为他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有伤风化，于人有害。王小波对此回应道：“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他的中篇小说《似水柔情》、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和同名舞台剧本即是对这一无声人群的同情理解之作，他也是中国大陆触及此一题材的首位作家。现在，中国大陆同性恋人群已可以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而少社会压力之忧，与十年前的境遇有天壤之别，这一变化，不能不归功于王小波夫妇作品的浸润人心。他们的工作，极大促进了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宽容与理解。 综观王小波一生创作，“时代三部曲”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它们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揭示“智慧”在荒谬生活中的悲观境遇。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意图，和每个中国人切身的精神体验密切相关。当这一抽象主题化身为欢蹦乱跳的主人公王二、李靖或薛嵩，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展开自己的故事时，却是具体、清晰、幽默而出人意料的。中篇小说《二零一五》如此开头：“从很小时开始，我就想当艺术家。艺术家穿著灯心绒的外套，留著长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最后那一句没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最后这句话出现了，一切的味道就都变了——“艺术家”和“派出所”之间突兀而可笑的关联，埋伏著“智慧”被“权力”所规驯和惩罚的黑色线索。■ 王小波小档案 生于一九五二年，北京人。年轻时在云南农场做过知青，插过队，作过工人、老师。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九八八年获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一九九二年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一九九七年四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小说两度获《联合报》文学奖，剧本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875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Tuesday, May 01, 2007 - 04:41 pm: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送交者: sssa 2007年4月27日23:02:07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李雅明 主编 何淑铃 整理 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扉页：管惟炎教授真迹（内容为管序最后一段） 封底：管惟炎教授简介和半身照 管惟炎教授早岁参与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追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卡皮查，研究低温物理。回到中国大陆后，专研超导物理，卓有成就。1980年至1984年任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1984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6年底，中国大陆发生学生运动，科技大学是当时学生运动的先锋。1987年1月，与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同时被中共当局免职。后来，管教授在欧美作访问研究，并于民国80年底来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 本书是民国91年间，管惟炎教授接受当时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雅明教授的采访，所做的录音纪录。书稿完成后三个月，管教授不幸因为车祸过世，本书因而是管教授生前留下来的唯一历史纪录，弥足珍贵。在本书中，管教授叙述了抗战、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亲身经历，苏联和大陆物理学界的状况，管教授的心路历程，极有历史价值。 ISBN 957-29880-3-4 编者的话 管惟炎序 沈君山序 第一讲 中小学时期——抗日战争（I） 第二讲 中小学时期——抗日战争（II） 第三讲 国内战争时期——战争与土改 第四讲 大学时期 第五讲 在苏联学物理（I） 第六讲 在苏联学物理（II） 第七讲 在苏联学物理（III） 第八讲 建国初期 第九讲 文化大革命（I） 第十讲 文化大革命（II） 第十一讲 文革之后（I） 第十二讲 文革之后（II） 第十三讲 中科院物理所的改革 第十四讲 中国科技大学（I） 第十五讲 中国科技大学（II） 第十六讲 中国科技大学（III） 第十七讲 旅外欧美 第十八讲 补充资料(I) 第十九讲 补充资料(II) 第二十讲 补充资料(III) 第二十一讲 与方励之的谈话 附录一 管惟炎在业余党校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附录二 剪报:来台前后杂感 有自由的地方是家园 附录三 剪报:今天六四八周年 編者的話 管惟炎教授早歲參與抗日活動，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代到蘇聯留學，1957年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畢業，1960年在蘇聯科學院物理問題研究所畢業，專研低溫物理。1960年回到中國大陸後，從事超導方面的研究。 1980年到 1984年，任北京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所長。 1984年到 1987年，任合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 1986年底，中國大陸發生學生運動，中國科技大學是當時學生運動的先鋒，因而觸怒當局。 1987年 1月 12日，與科大副校長方勵之同時被中共免職。後來，管教授在歐美作訪問研究，並且在民國 80年（ 1991年）底來到新竹清華大學作超導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管教授到清華大學不久，我就有幸認識了管教授。民國89年（2000年）11月，清華大學成立出版社，我忝任首屆社長。這時，我立刻想到應該請管教授寫一本回憶錄。管教授雖然也有此意，但是因為擔心不能如期完成，有些猶豫。後來，我建議先作口述歷史的錄音，這樣就沒有什麼時間上的壓力。管教授終於答應了，於是從 2002年 3月 11日開始，我大約每星期都會拜訪管教授一、兩次，每次談一個錄音帶的時間，大約兩小時，這樣一直進行到 2002年 5月 16日，一共談了二十次。 2002年 4月 24日，方勵之教授正好到清華大學演講，我們三個人也在一起談了一次。這二十一卷錄音帶由清華大學出版社的何淑鈴小姐整理打字，這就是「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這本書稿的由來。 管教授對於中國大陸超導物理和材料的研究，有著重大的貢獻。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所長任內，對於物理所的管理機制，作了重大的改革。在科大校長任內，對於科大的建設，有著卓越的貢獻，特別是對於學生運動的了解和支持，受到國人高度的敬重。來到新竹清華大學以後，致力於超導研究和教學，久而彌堅。管教授為人謙和，與他談話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從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由於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而自然形成的長者風範。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完成這份口述歷史回憶錄，也對管教授的高風亮節而感到無限的欽佩。 李雅明 　　　　　　　　 　 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8日 編後記： 本書在編好以後，經過管教授親自審閱，並為此做序，也同意接洽出版。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在清華大學做了少量的發行。但是，在書稿印行後不久的次年三月二十日，管教授不幸因為車禍過世，使得這本口述歷史回憶錄的正式出版耽擱了下來。現在本書終於得以和讀者見面，本書的出版，得到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教授，前教務長彭宗平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勵，謹在此表示最深的謝意。在出版的過程中，管夫人表示了一些保留的態度，我們也為此有過溝通。為了對歷史負責，也為了達成管教授的遺願，我們決定還是出版這本回憶錄。沈校長在出版記序中，也對此做了說明。 為了閱讀方便起見，我們參照每一講的內容，加上了篇名。在每一講中也加上了章節小標題。管教授講話中括號內的文字，是管教授在審閱初稿的時候，自己加的附註。在編輯的時候，編者也加了一些說明，這些說明都另外用「編注」標明。 中華民國 93年 11月 24日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序 管惟炎 　　人生的际遇莫不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廿世纪初，在我们栖息的星球上，发生了两大变革： 　　其一是物理学方面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创立，颠覆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理论。在廿世纪后续的年代里，近代物理学引发了技术革新，开辟了全新的产业领域，使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彻底改观。廿世纪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一百年。 　　其二是社会制度方面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阿芙罗拉号炮击冬宫，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列宁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帝国。涅瓦河上的事变，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一九二一年年中国的左翼知识份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廿世纪后续的年代里，共产党人主导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一系列政治运动，使神州大地波涛汹涌，几度浮沉，经历了华夏史上前所未有过的政治洗礼。 　　生逢其时，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八日，我就在这两大革命铺陈的历史舞台上出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漩涡里，游走在物理学研究与共产主义事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我不是什么伟人，没有写传记的本钱。在这大变革时代的演艺圈内，我充当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唯一可用以自娱的是，我把这跑龙套的角色演得很认真，自诩为有声有色。 　　我喜爱物理学家的逻辑思维和穷于探索，我也仰慕早期共产党人狂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在这个世界上，我怀著赤子之心的、天真的、稚气的，有时却又是执著的演出，居然也一度博得“又红（共产党员）又专（科学院院士）”的雅号，被人们戏称为“一个红小鬼出身的物理学家”。 　　我从娘胎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时，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子民。我的祖父辈、父辈都是地主兼资产阶级。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叛逆者，我背叛了家庭，出生入死，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劳苦大众，推翻民国的浴血斗争。历史往往嘲弄人，我在一九八七年离开大陆，在欧、美辗转四年后，又再次叛逆投入民国的怀抱，重新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为亿万事件所证实过的，辩证法的“否定的否定”律，我又为它增添了一项新的例证。 　　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再说我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了。人们开始叽叽咕咕说，想不到某某人竟是一个“叛逆份子”。其实，“叛逆”未必是贬词。廿世纪初的那些物理学巨匠、大师们，不都是因为追求真理而最终成为经典物理学的叛逆者。鲁迅早年也是受封建礼教辅育的，但因为追求真理，在他晚年傲然自称是封建礼教的“贰臣”。 　　与其说我毕生经历过两次叛逆，不如说我毕生执著于追求真理。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必然会走向叛逆，这是人生的一个方程式。 　　我一生所犯的错误，举不胜举，错误远多于正确。十九世纪末物理学家认为宇宙间充满“以太”，以为它是光和电磁波赖以传播所必需的介质。任何略知近代物理的人，都知道“以太”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我们在给后辈讲解狭义相对论时，仍然不得不提到“以太”。爱因斯坦正是因为不存在“以太”才不得不提出真空中光速不变（即与光源的运动无关）这一伟大自然法则的。错误是通往正确的必经之途，这是人生的另一个方程式。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场景，分别是：儿时在家乡的范公堤上，依偎在母亲怀里，观赏落日余晖，那红遍了半个天的晚霞，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图画；还有，一九五六年卡皮查在莫斯科近郊他的办公室里，首肯我进入他的物理问题研究所，他牵引著一个蒙童进入了奇妙的物理世界。 　　有人说：“廿几岁的年青人不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热情，四十岁以上的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智慧。”我要藉此自我膨风一下：“如此说来，我不成了一个既有热情，又有智慧的人了。”当然，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愿读者仍然可以在这里观察到一个大时代的投影。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八日志于新竹清华园 沈序一——怀念 沈君山 管惟炎先生首先是位学者，忠于所学的学者，也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忠于中国读书人原则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相信，他到最后还是一位原始的理想共产党员，忠于原始理想（虽然他自己也知道那理想实践起来终究是只是幻想）的原始共产党员。 我第一次见到管先生是在一九九〇年美国加州的浩然营，一个聚两岸精英于一堂的暑期研习营，一九九〇年是第一届，那时六四刚过一年，管先生因为支持方励之和学生运动，从合肥的科技大学校长位上被拉下来，海外声望很高，而且确实学有专精，是理想的讲员。他正在朱经武实验室访问，我打电话和他联络，他说很乐意来，不过不愿意谈民运的事，这我了解，但他的专业学员们一定听不懂，商谈之后，选定了讲中国的科学和教育，这他当然是游刃有余，不过这不是一个刺激的题目，反映也就平平，但我看得出来，大陆的学员，无论国内海外，对他都很尊敬，私下我们也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短期内，他大陆肯定是回不去了，我问他是不是考虑到台湾，尤其是到清华来教一段时间书，他问了许多台湾的情形，但最后并未置可否。 回到台湾不久，就听说管先生可能要来清华，国科会争取他来台最是热心，显然也有政治动机。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从德国打来的电话，说他考虑来台，不过不希望做“反共义士”，不要做“政治”教授。我向他保证，若来清华，学校绝对以物理教授相待，外界的活动，若他自己坚持不参加，想来也不会有人勉强他。 Page IX 不久，管先生就来了清华，他的办公室在一楼，我的办公室在七楼，下班前后，只要他的房间灯亮，我又没有事，就去敲门，他若是不忙，就坐下来海阔天空地聊。管先生是位传奇人物，十四岁做红小兵，很早就入团入党——党龄比江泽民还早——从苏北家乡游击到东北，解放后在东北“干了一段活”（他自己的用语），调回北京，被选拔去苏联读书，应该算是“党”刻意培训的尖端红专人才。他在苏联追随卡皮查（Kapitza,一九七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回到中国，留在科研专业，当然也当上专业中的领导，一度是北京中科院的院长人选，后来去了担任合肥科技大学的校长，那时合肥科大是并不亚于清华北大的顶尖学府。后来，前面也提起过，因为支持方励之和学生运动，去职出国。八九年秋，曾被海外民运人士推选为民运组织的领袖，但他并未接受，后来就来了台湾。 管先生却是首先是学者，也极喜欢教书，和年轻人沟通。这对他去国后十几年的生活适应，有极大帮助。八九年前后的大陆民运人士，流亡到海外，常常调适困难。他们言论生活是自由了，却离开了群众故国，“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他们拥抱了民主，但终究是马列极权教育下孕育出来，西方的民主并不是他们血液中的一部分，水土不服。很多人，极聪明优秀的，也要一段时间才转型过来。管先生是少数的例外，他从来没有完全脱离本业，因此也很快地就又回到干净明亮的科学殿堂，怡然自得地过他的学者的生活，他并没有自我放逐，遗世隔绝，关心大陆，也关心两岸，偶尔也写写文章，不过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做一个真正的“物理教授”。 春去秋来，十几年过去了，管先生退休，离开清华，到淡江教书，然后又回到清华做兼任教授。这期间有两件大事，是他很得意的。一件发生在六七年前，有一天我走过他的办公室，那时因为担任行政职务，忙来忙去的，很久没见到他和他聊天了，看见灯亮，就敲门进去，才聊了几句，他忽然又神秘又兴奋地从皮包夹中拿出一样东西，说要向校长报告。我一看，原来是身份证，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他终于拿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了。那瞬间，他献宝似的天真喜悦之情，就像一个拿到毕业证书的中学生。 Page X 另一件就在一年多前，有一天我收到系里的通知，说要办茶会庆贺管先生得“杰出教学奖”，系里过去也有教授得杰出教学奖，但多没有由系里出面办茶会。可见系里对这次管先生的得奖有多重视。这确是不容易，杰出教学奖由学生推选，全校竞争，是清华最受尊重的奖项。管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退休了再回来教书，只是和学生自然相处，不多活动，忽然得了这么个奖，系里和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给他办个庆贺茶会，是物理系的人情味和系主任的周到。那天我当然去了，好几位已退休的老教授也到了，管先生喜气洋洋，好像个新郎倌，到处打招呼，又拉着我和我照了好几张相。 其实那一阵子，我们常见面，却不是在办公室，是在大操场。一九九九年我中风后常去操场散步复健，管先生也常去，两个人就常碰上，我一跛一跛的，他倒走得笔挺，但两眼往前目不旁视，我不打招呼，他还看不见我，毕竟我们都老了。最后一次相见，也就在他出事前三、四天，两人一边蹲躅着走，一边闲聊，他说他现在又不能回大陆了。 Page XI 八九年之后几年，六四的事情渐渐淡下去，因此出亡的人士也陆陆续续地回去。管先生在北京的朋友，让我传话给他，欢迎他用开会或探亲的名义申请回去，只要不公开、不活动就可以。但管先生不愿意，要回去就公开回去，他没有错，不说平反，也得光光彩彩来个欢迎会之流。我给管先生说，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大摇大摆地回去，有人脸上就挂不住，人家在台上，你就让着点儿，可管先生不同意，因此有一阵就熬着没去，或者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原则（或者别扭）吧。后来，大概是一次超导会议，管先生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回去了，这是中性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以后就常常可以去，管夫人还在北京中科院工作呢。 但管先生毕竟是管先生，一年多前他去北京，不好好在家里待着，却四处地走，人家知道，也没限制他，走着走着就到了合肥，和从前认识的学生教授见见面，人家也装作不知道。可管先生或许觉得这样还不够光明正大，就去找学校的党委书记，一个从前是他下属，有些过节的人，还要求和学生开个座谈会，其结果座谈会当然是没开成，那党委书记想想，管惟炎来找他，很多人都知道，管还是名单上的人，并没有正式拿下来，知情不报也不行，就给上报了。于是管先生就被劝着提前离开合肥，上火车后老觉得有人跟着，车到了徐州，果然露了面，是两个人，很礼貌也很客气，但说好说歹地要管先生赶快离开中国，不然他们不好交差。管先生和他们论理，可是他们只是苦着脸恳求，管先生到同情起他们来，当晚请他们好好的吃了一顿，第二天第一班飞机就出来了。从此，再申请也拿不到“台胞证”，回不去了。 Page XII 这个故事他不只讲了一次，我也不只听了一次，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嘛，可每次细节都多一些。那次在大操场上讲了后，不过两三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他在台中访友，被摩托车撞着，昏迷过去，当晚就去世了。朋友同事知道，都十分震惊哀悼，想起来操场踽(ju3)踽独行的身影，我当然怀念不已。但回首想想，人生一世，石光火中，须臾此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生老病死人之四苦，生死既不能免，只能求少些老病，管先生在老之方至，耳尚聪目尚明之际，忽然既无痛苦可能也不自知地走了，未必不是福气。在这世界的大操场上，我看来还得多走几圈，就将他讲的故事先写下来，他年有缘，在另一个世界的大操场，若偶然再逢，或者可再补充些细节吧。 管先生去世后三天，夫人自京赶来清理遗物，再携骨灰返京，管先生终于光明自由地归故乡，再也不要什么入境签证了。在京开了个简朴的追悼会，生前故交学生堂堂皇皇地来致祭，至于他不屑和不喜欢的官场人物，听说就不在受欢迎之列，这样，管先生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慰了吧！ 沈序二——出版记 沈君山 Page XIII 十月底一天的傍晚，我照例到清华的大操场去散步。和往常稍稍不同的一点是还带了一本书的草印本，准备在散完步后，到操场后面山路旁的椅子上去看。 我第一次看这草印本是二〇〇二年底。也是在这大操场，碰见也在散步的管先生，他照例地慢下来，陪我一边走一边开聊。他告诉我口述回忆录已经完成，相当满意，准备出版，要我先看看，并且要我“写几个字”。 当天晚上，他就把书稿和序一块儿拿来，我仔细地读了序，也快快地翻阅了本文，一口地读完了（当然有些地方是跳过的），很感动，也屡屡地掩卷反思。过了两天，把书还给他，说等出版时，一定为它“写几个字”。 后来，我们在操场上还碰了几次面，却再没提起此事，只是隐约知道出版的事正在进行。然后，就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完全没有预知，连手也没有挥一挥，管先生就忽然地走了。 几位朋友商谈管先生的遗事，知道出版回忆录的事，进行并不顺利。雅明兄接洽了几家出版社，都不太愿意接，传主在台湾的知名度不高，台湾的读者，对大陆上建国前后一个红专样板的故事未必有兴趣。管夫人来台短短三天，对出版本书也表示强烈的保留意见。这样，出版的事就搁下来了。 二〇〇四年二月，雅明休假在美国，希望我协助完成出版的事，并且写了正式的授权书。他在美那段时间，我的确也接洽了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软钉子。出版是极现实的事，台湾这么一个小小的市场，一年有五、六万本新书上市，有些书送到书店，还没上架，就原装退回出版社，一个出版社，赔个几次，业绩就会由盈转亏，再多几次可能就撑不下去。 Page XIV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原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天下文化协助发行。清大出版社是彭宗平教授的得意杰作。当时他任教务长时，有一天，他很兴奋地告诉我，清大出版社终将成立，会帮学校开源。大学有个自己的出版社是好事，但是要靠它开源？我是极度怀疑。果然，出版社成立后争取的第一本书也就是吴大猷先生的“Lectures on the Kinetic of Gases,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 and Statistical Theories”，这是吴先生晚年尽瘁心力之作，但所讲的是一个偏僻冷门的领域，所用的是严谨古典的方法，书名是如此诘屈聱牙（但此是吴先生自定的，谁也不敢改一字），其销路可想而知。为了出版此书，出版社还认真和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协商（因为吴先生家属把吴先生著作的权益转赠给基金会了），基金会当然慷慨同意，但后来究竟卖出几本，我屡次相问，宗平都支吾其词，渐渐地也就成为学校最高机密，讳莫如深不便触碰的数字了。 但这也许就是清华之所以为清华吧。新竹清华的建校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只授业还要传道，更要领导风气，这在以理工为重的新竹清华大学，想要承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真正大师之余绪，就非常困难，而大师之为大师还有必要的一点，人品风格可为当世典范，学校当然也要有她的格。清大出版社年来出的书并不多，但都够格，不与时俯仰，其事虽小亦足以窥大，很值得我们清华人引以为傲，只可惜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这样的风格恐怕也维持不久了。 Page XV 出版社的问题解决，管夫人的意见却成为出版最大的阻力。管先生去世后管夫人大部分时间居留美国，她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反对此书此时出版。而且表达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明确。她和我在电话中说着就哽咽起来：“你们外边人不知道，这书的出版，会给我们管先生的家属带来多大的麻烦！”隔了三千里的重洋，还能感觉到电话中传来的恐惧和不安。 我确实不知道不了解，被管夫人这样一说，就又把管先生的回忆录再读了一遍。横看竖看，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反右文革的回忆录，我也看多了，比这本回忆录写得凶的多得是，唯一不同的是最后几章里，管先生显露出来的倔劲儿。我读到那儿，都不禁“唉”一声，真是个倔老头！人家容着你，打马虎，可你却还缠着去争是非、争黑白，天下事除了棋盘上，哪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但也就是这股倔劲儿，让管先生在科学领域中，在社会活动里，得到真诚的尊敬。说不定，说不定哦，原始共产党员也就是靠这股倔劲，赢得天下的。不过，管先生管夫人那一代，肯定为此付出太沉重的代价，到今天成了惊弓之鸟，再怎样也不愿多惹是非了。 在那个时代，你一定得遵命讲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话，现在你可不讲自己不相信的话了，这叫做沉默的自由。从孩提时代起，把沉默的自由当作空气一样自然享受的人，就像不了解空气的可贵一样，当然不了解沉默自由的可贵。但对那曾经经过一切的一代，却不会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Page XVI “已经可以不讲自己不相信的话了，干吗还要争着去讲自己相信的话呢？”他们会这样想。 我虽然不懂管先生的回忆录有什么不妥，却还懂管夫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安，而出版的事就这样拖下来了。 春去秋来，二〇〇四年九月雅明从美国回来，又谈起此书，他在美国也接到管夫人的电话，回来后又接到管夫人的信。一些清大物理系的同事，也接到类似的信，主要是附上一封以我为对象，要求不要出版的正式函件，写得很严厉，有点依法论事的味道。 看来此事总要作个了断，就问雅明，究竟还想不想出版？“这本回忆录，你才是正主！”雅明想了好一会儿，回答是肯定的，我就说，那我帮你去问问。 问问的结果是，依法而言，管先生已经让雅明录音，并有书面授权，授权书是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签的，确有“此项录音内容之发表，应在事先得到管惟炎教授同意”的但书，但一年之后，此书完成，管先生写了序，又给不止一位朋友传阅，显然是同意出版，因此法上决无问题。 再说理，雅明和何淑铃女士为此书作了二十余次每次二小时许的录音访问，编排整理又不知若干次，因此，此书传主虽是管惟炎，作者事实上是李雅明，就此“淹”了，对雅明太不公平，这是系上朋友共同的看法。其实，雅明编这个回忆录，完全是义务的，只是希望为历史留下一个纪录。 Page XVII 剩下来就是情了，出版了给管先生家属添麻烦，不出版又让管先生遗愿未了，也对雅明不公平，怎么办呢？这可真令人为难了。 因此，这一天我带着书稿来大操场，准备再看一遍作个决定，在这操场上，管先生第一次向我提起此书，也许他在天之灵，可以引导我吧。 清华的大操场是很有特色的，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公共财，也是有机体。晨昏午晚四时之景不同。当然，不是操场本身有什么变化，是在那儿活动的人不同。 大约清晨四五时，第一批活动者就从十八尖山下来，他们是附近眷村的老荣民老荣眷，清早出来活动，操场是必经之途。有那么固定的几批人，带头的也很固定，一路走一路挥着拐杖，回忆往事评论今事。乡音很重，语调也很权威，大概是从前带部队养成的习惯。初时七八人一伙，后来慢慢凋零，近年两三人也是一组，或者竟有踽踽独行的。六七点后，这批人过去了，就有早起的教职员，他们不成群结队，是一个个的独行侠，走得很快地穿过草场，几年前刘炯朗校长就是代表的一员。七八点钟以后，操场就寂静起来。从前是有升旗礼的，八九年前，一位自由派的训导长，认为强迫升旗没有意义，改为一周一次象征象征，后来也维持不下去。现在，在这一段时间，老师去研究室，学生去课堂——当然也有赖在床上的，操场就很安静了，直到午后，开始有上体育课的，才又有了生气。下午四五点，是大操场最热闹最多元的时候。跑道上挤得满满的，练百米的，呼一下就过去了，但也有才牙牙学步的小baby，摇摇晃晃地在路中间晃，小狗前前后后的蹿跃护卫着，baby们笑得好开心，这是他们试探这花花世界的第一步呢。 Page XVIII 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我，肯定是全操场走得最慢最丑的，几年前，刚退休时，学生还认识我，多有停下来说声校长好的，渐渐地，当然都不认识了。一个雪白头发一扭一扭的中风老人，有点碍路，可也不必那些小狗小孩更碍。有那资深的学长，向刚入学的新生指点着说：“那是我们的老校长呢......” “哦！”新生用眼角瞄那么一瞄，一个蹒跚佝偻的影子罢了。 有一段时期，在我散步的时候，常有一位女教授带着她实验室的研究群一排展开地在跑道上呼啸而过，第一次越过我时，总会齐声叫一声“校长好！”这位女教授的研究教学都挺出色，却以“制衡”校长为己任，在做校长那一段时期，我真是吃足她的苦头，不过因为她研究教学出色，总忍让着，其实内心还是很尊敬她。后来我退休了，阶级的矛盾没有了，再后来又中风了，成了残障弱势族群的一员。弱势族群，那是她要保护的。于是，我们的关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我出院返校那天，完全没有预警地，她还捧了一大束花来献给我，那一刻我真是激动，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所以，当她第一次带着她的研究群横扫而过，叫“校长好”时，心中是充满着温馨的。但是，后来有一次，两三天没去过操场，再去时，她们又过来了，学生们叫“校长好”，教授却回过头来问：“怎么前两天没见你呢？”我支吾地呢喃了两句，一听就是借口的解释，好在他们很快地跑过去了，但不久又远远地跑回来，那时心中竟惴惴起来，好像小学生逃课被老师抓着。我为什么还怕她呢，真是的！好在一段日子后，研究群还来，教授却不来了，又一次在路上碰见，她说是改爬十八尖山去了，也许吧，但总觉得这就把我们扯平了。 Page XIX 还有一阵子，有一位教授听说是癌症末期，外表却看不出来，每天下午到操场来散步，见面也常寒暄，但走走走走的后来就不见来了，再后来收到讣闻，才知道他已经走了。 还有一阵子，在操场北郊的一隅，常有一对穿了运动服的学生，靠在一起，往往是女的帮男的推拿按摩，是一起训练什么的选手吧，但看得出来是相爱着，一推一瞥都是柔情，溢满了禁不住地要流出来，把四周的空气都电化了。哦！青春和爱多么的好，每经过那儿，我都感受着也感动着。 夕阳已经快沉下去，我从操场西端绕过栏杆出来。操场的东西两端，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东端是入口处，总是挤满了人，充满了各种活动，西端却是静悄悄的，栏外有一条铺了薄薄一层柏油的却又斑斑驳驳的土路，向后山延伸上去，路旁有一张洋铁皮做的，可容两三人坐的靠椅，就这么孤伶伶的一张，似乎被人遗忘在那儿。而且自从放在那儿以后，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坐过，我是那少数曾经的坐客之一，有一次还是和管先生一起。 稍稍地把椅子拂了拂，就很快地坐下来，今天走了三圈，可真累了，摊开书稿，想把那最后两章再看一下，可没一两分钟就打起盹来。打盹真好，老人是最能打盹的。坐着坐着，不管什么场合，就打盹了。老人的记忆中，有太多的往事，一生的往事，在打盹中都跳跃出来，结合了想象自由地飞翔。身体不听使唤了，但想象却禁锢不着，四十九年前，当时还是满头黑发青年的老者，曾陪着梅贻琦老校长来新竹看校地，当然不是这儿，是现在已是校门口的光复路口，但那通往深绿的土路岂不似曾相识？全校只有十八个学生，却要八十一甲地，人家问：“干嘛要那么多？”老校长说：“将来有用嘛！”真的，现在还嫌少呢！ Page XX 遐想又回到那看台北端依偎着的情侣，二十四年前，已经深夜，他和她从梅园下来，也是依偎着，穿过操场，一道刺眼的灯光，忽然亮起，直射过来，一声大喝：“谁......！”但是声音马上小下去：“哦哦哦，是沈院长，对不住，对不住......” 三个尴尬的人影，很快分开，校警急急忙忙像小偷般地逃走，他和她分得开开的，连手也不敢牵，连夜地她就赶回台北了，二十四年，快四分之一世纪了，现在她在哪儿？还记得那操场惊魂的一夜吗？ 夕阳的余晖穿过层层的深绿，像一根根精心编制的黄金丝线，洒落在老人雪白的额头，多么安详，多么宁静，谁能想象，那安详宁静的面容下，却澎湃着如此的热情？ 但那是青春和爱的回响呀，谁知道，谁知道呢，那回响还能再来几次？ 最后的阳光，温柔地拂过，老人微微地睁开眼，一片落叶，正缓缓飘落。台湾的树，虽在深秋，也从不凋尽，新竹风大，叶子不等黄透，几番风雨，就带着残绿，飘落下来。今天的风，算是温和的，可那落叶，并不直接落下，东边一荡，微微地翘起，一个转折，一个俯仰，西边一晃，再一个转折，一个俯仰，又荡回来。它是在跳舞呢？这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幕，下得好好的，认真地跳，终于落到地面，混入先来的枯叶。时辰到了，就必须走。但是不，一阵风过，它又飘起，回旋转折一番，对生命，它是多么留恋，但是，时辰到了，它还是得走，终于落入尘土，这次它不再起来了。 Page XXI 老人忽然想起《真善美》中的一幕，so long, farwell的歌： They compel us Cuckoo, cuckoo To say goodbye. Cuckoo! to you So long, farwell, auf Wiedersehen, adieu Adieu, adieu, to yieu and yieu and yien...... 七兄妹一个个优雅地在舞台上舞着，但时辰到了，就必须告别，告别那一生的故乡，从舞台上直接隐入深山。那最小最可爱的一个，却不甘心，已经去到幕后，还伸个头出来，摇摇可爱的小手，做个可爱的鬼脸，她还得谢幕呢。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业。安适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曾经这么说过，用来形容落叶的告别，再贴切不过。其实大自然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愈是优雅美丽生气蓬勃的，愈是如此。狮子、猎豹，面临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总觅一阴凉隐蔽的所在，轻轻地跪下，头一垂，毫不拖泥带水地走了。早早地就等着的秃鹰胡狼，很快地来收拾残局，这原是自然的法则。象有象牙谷，知道天命将近的大象，会自己走到那儿，接受自然的结局。当然也有长途跋涉中死亡的大象，在旅途中走不动了，很想休息一下，但这一倒下，却不会再起来，旅伴们围绕着它，尽力地鼓励，实在不行，躺下了，还用长鼻子去协助，去鞭策，但爬不起来了。 旅途必须继续，象群只好离去。旱季过后，它们又回来，昔日的旅伴，只剩下一根腿骨。领头的母象，用敏感的长鼻把腿骨卷起，用鼻指轻轻地抚摸，其他的象，围绕着慢慢地转，掀起鼻子发出低沉的吼声，它们在唱挽歌呢！但旅程必须继续，轻柔地放下腿骨，在老母象的带领下，象群离去了，但还有一只最后的，也许是它的子女，也许是它生前的伴侣，留下来再用鼻子卷起腿骨，用鼻指抚摸，一次，两次......终于放下，孤单的影子，追上同伴，一齐走了。 Page XXII 多感人的画面！但是人，万物之灵的人，对于死亡，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过程，又是怎样的处理？身体扎遍了针，瓶瓶罐罐挂满全身，再没有那样的丑陋，那样的没尊严。自己痛苦，家属煎熬，社会负担，真是三输的结果。 这就不得不想起爱因斯坦。弥留之际，医生秘书们问他，有什么遗愿没有？他先问死亡是不是很痛苦，医生说：有一点，可很快就会过去。爱因斯坦说：“那我就安心了，我已做到我此生可能做到的，了无遗憾，唯一希望的是，你们能让我有尊严地走。”因此爱因斯坦完全没用人为的方法延续他的生命，床边小几上放着没有做完的计算，停笔在手无握管之力的时刻，自然而有尊严地走了。 但有几人能像爱因斯坦这样理性，这样幸运？哭哭啼啼的家属，总在身边拼死拼活用各种方法延续将死者的痛苦。我自己是写好了安宁死亡的遗嘱，也作好树葬的打算，但最后能否如愿，却一点把握也没有。 树叶飘落下来，那是一个个体，相对于它，有几百几千片树叶的树是一个群体，但相对于整片树林，单株的树又是一个个体。个体的生命是在发扬延续群体的生命，今年不去旧黄，明年哪来新绿？这道理我们都懂，但是，站在落叶的立场，它的生命却是它唯一的，就这么来一次，没了就是没了，全没了，可不只是统计数目中小数点后的一位，怎能不珍惜呢？ Page XXIII 这就想起管先生来。也曾吸取阳光，也曾承接雨露，努力地为树的茁壮，做过一番贡献。但是一阵风雨，被吹离故枝，从此飘零，再回不去。那叶片还绿着呀，为什么呢？不过是想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罢了！ “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多么谦卑的一个愿望，但在今天不容易。海峡彼岸，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意志，只要一点点抵触到稳定，哪怕只是某个单位某个个人的稳定，就必须排除。海峡此岸，中国人已愈来愈成为异类，是中国人就不是台湾人，不是台湾人当然就不爱台湾，一切中国，历史的文化的，都要排除。管先生那么稚子般天真地珍惜中华民国身份证，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呢？共产党鄙夷它，一九四九年后就不存在的一个幽灵，民进党怨恨它，一个外来的政权，让人联想起二二八、高雄事件这些悲痛的回忆。国民党也想扬弃它，真是一个累赘，每到选举就躲得远远，能不碰就不碰。 但十分吊诡，这样一个被各方鄙夷，怨恶，扬弃的符号，竟存活下来，而且活得愈来愈坚定，现在连阿扁也都来拥护它，你说政治吊诡不吊诡？ 天慢慢昏暗，暮色笼罩下来，风也慢慢大起来。该回去了，绕过栏杆，风卷着黄沙，滚滚呼呼地横过跑道，操场早已没人，明天当然另是一番气象，又会热闹，又会充满了人。明天，永远会有明天，但对一个老人，过一个明天就少一个明天，连清华大学的名字也快消失了。那可是他看着诞生的呀，悲哀洋溢全身，蹒蹒跚跚的，老人横过操场。 Page XXIV 回到家，就给雅明通了个电话：“出版吧，我和你一起负责，老管在世，他一定会要出版的，我今天去了操场。” 管夫人，对不住了。但可以向您保证，这本回忆录现在只出繁体字版，销路不会超过一千册，不会激起波澜，恐怕连一丝涟漪也不会，我们只是想留下一个纪录，一位原来有热情有决心的革命青年，做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最后，为了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流落异乡，有家难归，也许，也许，若干年后，这本回忆录可以在他的故土出版，他的学生，他的子孙，翻阅之后，会认识到一个倔强高贵的灵魂，曾这样地过了他唯一的一生。 管夫人，你已经尽力了。所有一切责任，政治或非政治的，雅明和我共同分担，我们对管先生负责，也对中国的读者负责，中国毕竟不再是文革的中国了。 第十一讲 文革之后（I) 送交者: sssa 2007年4月27日23:23:16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由 sssa 于 2007年4月27日23:02:07: 第十一讲 文革之后（I） ·“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 ·批林批孔 ·胡耀邦 ·李昌 ·四五事件 ·文革之后 Page 230 李：我是李雅明，今天是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十一次请管惟炎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 管：我们接着讲一九七三年我们十三个人的“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第一站是美国东部的Brookhaven，在长岛。除了访问加速器外，杨振宁先生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所以他就在家里接待了我们代表团，他家就住在长岛的海滨，自己还有一艘游艇。后来又请我们到一个饭馆里吃饭，在吃饭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感觉很奇怪，他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就在餐厅打工，在西方是很常见的事，我们就感觉很奇怪，怎么博士研究生会在餐厅里头打工。我们除了见到杨先生，还见到吴健雄女士，还有一些搞高能物理的中国人，比较有名的是他们两位，还有王浩在纽约市请我们吃饭。 离开纽约，第二站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访问了两个实验室，一个是Argonne实验室，另外一个当时叫高能物理实验室，现在已经改名，当时正在建一个400GeV的加速器，这个加速器直径有两公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是建在地下，在加速器周围都是磁体。当时负责建造加速器的是威尔森教授（编注：Robert R. Wilson，1914-2000，1967-1978年间担任费米实验室的首任所长），也是这个所的所长，欧洲CERN（法文Centre Europe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eaire的缩写，即：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Nuclear Research）也正在建一个规模差不多的加速器，但欧洲需要花很长时间，因为欧洲人比较认真，一切工作都很细致，准备工作都好了才开始做。威尔森就比较讲究效率，比较快，但是就粗糙一些。正好我们去的时候，是调试的阶段，遇到很难的困难，甚至威胁到他是否会被免职。主要的问题是真空上不去，后来发现有一只鞋子在里头，这是一个大笑话，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这样精密的东西，怎么会有这种失误，不过后来还是按时成功地输出了，是在我们走了以后，威尔森还是保留了他的职位。现在这个加速器已经变成1000GeV，能量翻了一番，主要使用超导磁体，在加速器的周围，实际上是一个低温工厂，周围都是一些供应液氦的氦液化器。超导线圈的好处是，如果不用超导线圈，磁场可能只有20kG，是常规磁体的极限，如果要建一个还是用20kG的常规磁体的话，把加速其扩大能量的话，就必须换一个更大直径的环，原来的轨道就不能用了，必须重新建一个直径更大的完全新的轨道，那工程非常浩大。利用超导磁体把磁场加一倍，还是可以用原来的轨道，这是超导磁体在加速器上非常重要的应用。另外我们在Argonne实验时参观他们用七吨重超导体做的气泡室——高能粒子的探测器。在气泡室以前，主要是云雾室，主要是用气体。气泡室是液体，利用的低温的液氦，高能粒子通过时，就把周围的氢气气化，形成气泡，然后就可以看到径迹。所以需要很强的磁体，因为要靠磁场使带电粒子弯曲，要求弯曲的半径小的话，磁场就要大，或者空间要大，分辨率才比较高，如果能量非常高，基本上是直线。所以如果不在很长的空间，很难看到是否有弯转，所以需要大体积或是高场强的磁体，超导磁体先在高能物理方面得到比较重要的运用。这是在大陆，我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也就是发展超导材料，能够用作强磁体。当然一般比较小的加速器，用超导并不合算，大型的加速器或探测器，就非用超导不可。 Page 232 在芝加哥的加速器理论研究室，专门研究加速器理论的人是一个华人叫邓昌黎，那时我们代表团不能接见邓，因为邓被蒋介石接见过，而且在台湾被认为是模范工程师，蒋介石给了他这个称号，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亲台湾的。但是整个接待工作当中，美方当然安排了有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单独跟他会谈。当时确实有些人要求单独跟我们代表团见面，美方一般都是制止的，怕出意外事故。当我们到旅馆时，我们的保镖在我们前面先下车，在旅馆大门口排成两行，把人行道的人挡住，让我们过去，以免在这过程中出了差错。当时有些美国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发生争执。我们巴士的前后都有警车，感觉很威武，但是行动被限制，当时我们也不敢自由行动，使馆方面也不准随便上街乱窜。我们的旅馆一般都是比较高级的饭店，每天我们的招待费好像是三百美金。除了国际旅费是我们自己出的，进了美国就完全由美方招待。 从芝加哥再到旧金山，就是SLAC，那时看到一个斯拉夫人叫柏金斯基（编注：可能是指W.K.H Panofsky，1919-，在1961-1984年间担任SLAC主任），这个人就是SLAC的头，这个直线加速器的长度是两公里，2.2GeV的能量，当时计划要用微波超导腔来改进，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当时有这个意图，用在直线加速器上，用超导体作微波的腔。还参观了附近工厂及斯坦福大学的材料中心，在旧金山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 最后一站是Los Alamos，是做原子弹实验的地方，我们提出参观的理由是，那里面也有一个直线加速器，斯坦福那个是电子的，这边是一个质子的，能量只有800MeV，就是能量比较低，也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主要的目的是产生中子，所以也叫中子工厂。是在新墨西哥州，从Albuquerque改乘巴士，盘着山道进去，那里等于一个小的科学城，周围都是为这个研究所服务，相当于中国的三线省，就是在很隐秘的地方，第一个原子装置就是在那里爆炸的。市长是一个女的，有一天早上接见我们，就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礼物，是一个亚克力里头嵌着第一次核爆以后融化的岩石小块。当时我们为了这件事讨论了一个晚上，要不要接受这礼物，因为原子弹虽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讲也是有好处，但是这是美帝的原子弹，接受了可能有问题。中国有一个科学代表团到日本去访问，日本科学家就送给每人一个蜗牛，回国以后，江青发现了，就把这个代表团的人去批得一塌糊涂，说他们是受了人家的污辱，蜗牛动作很慢，就便是在讽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进步很慢，你们居然还把它收下来。总之你在接受外国人东西时，像原来那个国务院的原子笔我们就不敢要，这个东西拿回去以后，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当时有一个外事局的人，跟黄华联系，黄华当时在华盛顿。拒绝人家这东西，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不拒绝又怕回去以后出问题。最后我们经过讨论以后，决定还是收下，但是回去以后不要讲，这东西现还保存在我家。 Page 233 最后回到华盛顿，美国科学院举行一个比较盛大的招待会。会上有不少当时在美国有点亲大陆的学者，那时亲大陆的还不是很多，一部分是参加保钓运动当中，比较亲左的。在华盛顿见了黄华，然后从纽约经过大西洋到日内瓦，十二个西方国家合资建了一个核子研究所，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在苏联郊区都普纳，也建立了一个联合核子研究所。因为高能加速器的投资很大，需要许多国家来合作。这个加速器也是在地下，在日内瓦，有一部分在法国境内，所以在法国那边也有分部，我记得为了要参观另一半，还要通过海关，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李政道，还有丁肇中，当时他还没有得诺贝尔奖，很年轻。我们内部曾判断，杨振宁是没问题，因为他已经到大陆访问过了，但是对李政道就心存疑虑。后来李政道还特地赶回来见我们，丁肇中当时就在日内瓦做实验，还有袁家骝。袁家骝、丁肇中、吴健雄、邓昌黎、李远哲，这五个人是推荐我到台湾来的，那时台湾邀请旅居海湾的大陆杰出科学人士，有个规定，一定要由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推荐。袁家骝长期的工作地点是Brookhaven，当时他到欧洲作访问学者，他跟我们接触比较多，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关心。在日内瓦访问完以后，他们招待我们到伯尔尼、苏黎世，然后就回中国了。 我们原本担心会出什么政治性的问题，后果就很严重，还好没有。七二年到欧洲，七三年到美国和日内瓦，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觉得，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参加了共产党，终身为这个理想去奋斗，宣誓时甚至生命都可以牺牲，当然也觉得很高尚。另外却又有一种感觉，从我入党以后不久开始，觉得自己被一个东西绑住了，不能完全自由自在，所以就很羡慕自由世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国内你走哪都有人监控你，尽管像我这样的人也一样。为什么我在科技大学胆子那么大，敢支持方励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问题，是真正有一种在党内是主人翁的感觉。并不是真正有人监控，但是你就是放不开，因为那时就是每个礼拜，后来是两个礼拜或一个月，要开一次会，缴党费那倒是没什么，要换个地方就是组织调动，一般来讲都很难。另外其他所有事情，不管你走到哪，都是有不自在的感觉，当然自己也愿意为这个事情而牺牲，但是知识分子还是希望有比较自由的天地，属于个人完全自由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方比我们要自由一些。另外物质文明的差距，当时来看是比较大的，大陆那是比较贫困，现在可能慢慢也进步了，这方面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因为即使我们没去我们也知道，普通老百姓也许不知道。我们在法国时，他们还故意让我们去看贫民窟，马克思也写资本主义的另一面无产阶级，我们一看，只觉得非常好的公寓嘛。像物理所很多人很长时间住在“鸡窝”里头，结了婚以后是石棉瓦做的房子，很矮，而且不是真正的房子，我们住得比较正规的房子，也是很小，生活条件来讲，那时差距就很大了。 Page 235 七二年总理比较权威一些，原先总理好像是边缘人物，江青、陈伯达，这些人很嚣张的，这时他们好像都有点问题了。接着就是邓小平复出，好像是在七三年。在复出以前，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我现在要给你们推荐一个人，你们会很吃惊。因为刘邓路线，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头之一，最后毛泽东就说是邓小平，当然他也讲了一些好话，希望他当总参谋长，兼副总理。那时周恩来好像就开始身体不好，所以有邓小平来管一些事，另外他讲邓小平这个人是绵里藏针，又柔又刚，很有能耐。后来邓小平来参加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一九七四年我在干校时。另外美国福特总统访问中国，我们也到机场去列队欢迎了，邓小平也去了。第二次可能就是卡特了，可是那时内部已经开始批邓了，邓小平还到机场接见，那次我也去了，看见邓小平的样子，我们已经知道，内部都已经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要批邓，看他已经很紧张的样子。另外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介绍邓小平的报告里，同时宣传红楼梦，因为过去老旧的书都是四旧，唯独他认为红楼梦是好书，还问江苏省委书记许世友读过没有，这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好像经常毛主席讲话会常引用红楼梦的文句，他在苏联给我们讲话时说“东风压倒西风”，就是王熙凤讲的话，毛泽东对西方或现代的东西知道得很少，中国的古籍知道得比较多。他接见尼克松时，人民日报登他在书房接见的照片，他的书架上全是线装书，另外还有一个大痰盂，这个人基本上对西方现代的东西所知很少。我曾经称赞过他对战争的天才，打仗这方面确实很厉害。 Page 236 ·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时，江青推广样板戏，因为样板戏要拍成电影，需要用胶卷，认为这是一个大事，所以根据江青的指示，科学院在七四年左右专门成立一个“感光研究所”，现在还有这个研究所。接着在一九七四年轮到我要去干校，也是坏事也是好事。七四年是批林批孔开始，在物理所来讲，具体情况就是在批我写的提纲，好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包括我们研究组里，比我们年轻的人，当时我很积极，很支持这些东西（基础科学研究），不只提纲还写过别的东西，在他们看起来完全是反动的。那时有年轻人就嘲笑我，说我太幼稚。我当时觉得不会，因为经过反复，还是证明科学院的研究工作，还是要有比较常规的秩序，不能这样乱搞。结果还是他们说对了，我当时确实顾虑不够，比较幼稚，我就觉得总结前面的教训，应该不会再反过去了。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开的七千人大会，他自己都承认错误了，就应该收敛，不该再乱搞，结果还不是又搞了个文化大革命，比大跃进还要厉害，而且搞了十年。我们进干校以后，江青发动了批走后门，那年开始很厉害，声势很大。走后门就是说，什么事通过关说，干部子弟从农村到城市里参军参干，都是走后门。批走后门影响面很大，对各级领导冲击很大，很快被总理制止了，所以江青很恨总理。江青发动这个批走后门，当时下面老百姓非常高兴因为对象是干部，老百姓有什么走后门，他又没权没势，各级领导干部实际上都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亲戚朋友或其他来关说的子女，安排到比较好的位置。这样一来，所有的干部都紧张，都涉及了。周总理为什么制止了，前面一次已经因为走资派把各级领导打下去了，这样一来，又要把新的领导打下去，很危险，后来就很快刹住了。 接下来不久就开始批林批孔，批林可以理解就是林彪，过去把他尊为副主席，现在要清毒，把孔老二（孔子）拿出来批，大家就不太了解。当时毛主席在林彪事件公布了他给江青的一封信，其后果，包括我这样的人，对毛泽东的印象就一落千丈。为了推卸他将林扶成副统帅的责任，心中似乎早就知道林不是好人，他给江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写的，内容大概是说，林彪这些人虽然拥护他，实际上是心怀鬼胎。那你既然早就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还把他弄成副主席，因为一直宣传毛主席明察秋毫，什么事都看得清清楚楚。批判刘少奇很大的罪状是招降纳叛，刘少奇重用了包括薄一波、彭真这些人，当时被认为是叛徒的人，他们都是关在国民党监狱里，抗战初期才放出来，说他们在监狱里都自首了，所以是叛徒投降了，实际上是冤枉的，要说刘少奇是招降纳叛的话，毛泽东便应该是更大的招降纳叛者，因为他把刘少奇这个大叛徒来作为副主席。林彪不是也是叛乱吗？毛泽东的说法实在说不过去，你既然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还要重用呢？心中还说了一些故作谦虚的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自己并不怎么样。发动参观林彪在北京毛家湾的住处，说他生活腐朽。 Page 238 干校一般都设在比较落后的农村，我去的是在河南省的确山县，是在平汉铁路交通干线上，不过我们不是在确山县城，而是在确山的乡下，山沟里头的人民公社叫做香店大队。一般干校规定是一年，前半年是插队落户，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三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后半年是集中在干校里学习，同时也劳动，并不是正规的学校，只是有几间房子，全部的人挤在大通铺。前半年真是看到中国最落后的地方，比我在东北土改时还要落后，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住在那老百姓家，真的是跟牛住在一起，夜里牛反刍我们都知道，床上虫子很多，门口就是一个大粪坑，为了施肥用的，味道很重，也没有厕所，就直接背对着粪坑解决，如果不小心就会跌到粪坑里头。吃饭的话是粗粮，没有稻米、白面，只有玉米、大麦这些，几乎没有菜，只有一点辣椒，整个这一段生活真的是很艰苦，当然就是为了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Page 239 李：是每个人都要去还是？ 管：每个人轮流都要一年，我轮到是比较晚，在我前一年去的人，从一个意义上说很好，那时因为周恩来的缘故，晚上可以学习英语，学业务，还能搞一点劳动以外业务的东西，所以我去时带了一箱子的书，到了以后，才发现我这一届不行了，因为开始批林批孔，不允许看业务，当然到了后期比较轻松的时候，还是偷着可以看，我记得我看了狄拉克（编注：Paul Dirac，1902-1984，英国物理学家，获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物理奖）的量子力学。贫下中农觉得我们劳动不错，临走的时候，他送我们一面奖旗，旗子上面就写“中国科学院‘无’理研究所”，他们也搞不清出什么物理，就以为是有理无理的无理，真是哭笑不得。在后面半年除劳动外主要是批林批孔，我们就发现物理所正在批我写的提纲，一起去的都是物理所的人，大家也知道是在批我，不过在那倒是相当友好，没有人批我，假使我在物理所的话，可能就得上台接受批斗了，倒是没有把我揪回去批斗。当时带队下乡的是一个复员军人，后来在物理所当副所长，他还跟我比较友好，保护了我。在那里一开始是不准看书的，打扑克牌倒是没有人批判。在干校时，我们负责种西瓜，西瓜成熟时夜里还得到瓜棚去守夜，因为怕被偷。那时比起跟老乡在一起时生活就比较好了，到干校时因为自己养猪，每天杀一头猪。 郑宗爽在原子能所，比我早两三年去干校，她去的时候是跟他们说永远不回来了，所以他们也不问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是在湖北省荆江，在长江上游武汉上面，比我们还要苦，下田种稻米、除草什么的，完全跟农民一样。我在大陆下放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四川参加四清，第二次是到五七干校。 Page 240 李：像到这些地方，知识分子又不太会种田，怎么办？ 管：就要学啊！那时有些复员军人跟我们一起下去了，他们原先就是农民出身，就很厉害，也会教你。 那时提出来“儒法斗争”，一方面批判孔老二儒家，一方面推崇法家管仲，大家学这方面的历史，当初怎么儒法斗争。始终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批孔，有人说是因为林彪在毛家湾的家里，挂了很多孔子的教条。传说周恩来是大儒，但是没有正式摆出来批，实际上原意要批周。就像第二次庐山会议，批陈伯达，当时也有感觉不只是批陈伯达，后来证实是批林彪了。 李：你们在北京不是应该有些小道消息？ 管：小道消息后来还有，更加莫名其妙的是一九七五年批水浒，那时我已经从干校回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把批水浒联系到哪一个国内的政治人物或事件。物理所也批水浒批得很厉害，我刚刚讲我到干校的领导，他对批水浒就很积极，这个人的好处是，水浒你批宋江怎么批也没关系，要是对活人批就怕对不起人了，所以他对这很积极，对其他的反而不积极。批水浒最核心的一条是，原先认为说水浒是正面的东西，宋江是英雄，后来又说宋江是叛徒。小道消息就有人将说这是暗批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叛徒。周恩来在重庆待过八年，更早时跟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就合作过，抗战胜利又到南京梅园，一直到国共全面内战才撤回来，所以这中间好像有问题，这个始终没有摆到台面上，只是下面传的小道消息。其中有一个小道消息是，周恩来临死以前，康大姐（编注：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去看他时，他说他不是叛徒，这是传出来的。他也知道批宋江可能是暗指他，只是没来得及事情爆发，他就死掉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的去世震动很大，我认为从此是多事之秋了，就是事情会比较复杂。因为周恩来在的话，还可以顶住一片天，那时邓小平已经第二次被批下去了。就在一月八日前后，毛泽东发表了他最新的诗作，几首诗，那些事的含义大家不太理解。我的男孩是一九七三年生的，到一九七六年三岁左右，也能够背那些诗了。 Page 241 ·胡耀邦、李昌 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科学院当时很乱，就派了胡耀邦到科学院，胡、李、王三个人。李是李昌，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念清华大学物理系，还没毕业就到延安了，后来在哈工大也当过校长，后来是团中央书记，跟胡耀邦在一起，有好几个书记，胡是总书记，文革初期时都被打下去。除了北京市政府，北大彭真这条线，首先被打下去的就是文艺界的头，然后就是团中央，团中央书记都一个个被押在团中央楼上示众。那时真是革命，一般人有问题顶多是抓到牢里，这个还游街戴高帽什么的。王是王光伟，主要是胡、李、王。在这段时间里，后来又调来两个人，一个是非常大的干部，刘华清。刘华清我还跟他打过交道，因为他是负责管后勤。这些人能解放出来就算已经不得了的事，本来都是走资派，都被打下去关在牢里。原来的中央委员里有两个人首先被解放，其中一个胡耀邦，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解放了，是毛主席点的名，先把这两个人解放出来。所以这些人，像你看到刘华清这么大的干部怎么到科学院管起后勤来了，当时他们都觉得很不错了，因为至少被解放，不是敌人了。胡耀邦跟李昌很活跃，经常跟我们联系，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就是邓小平出来的那一段，每天开座谈会，实际上是拨乱反正又把以前的东西（文革认为不正确的）统统都搬回来了。整个思想体系，这些人跟我们比较符合，所以我们那时也很吃香，一直到批邓以后，才又被打下去。胡耀邦是党组书记，不是院长，实际上是第一把手。他直接由司机载到物理所，事先没有通知，跑到二楼会议室，所有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来了，就马上通知革委会主任郭佩珊，立刻将所有党委委员叫到二楼会议室，那时我也是党委委员，跟胡耀邦一起座谈。结果他什么话也没有说，第一句话就问郭佩珊，工资多少，而且每个人都问，问完以后就说“太低了”。他就说要怎样让科研人员条件更好，住的房子要改善，两地关系要解决。像我也有这个问题，郑宗爽是在郊区很远，只能每个礼拜见一次面，后来郭佩珊也帮忙，把她调到物理所来了，胡耀邦的意思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后来不是打下去了吗，他们跟着也统统被打下去，就把胡耀邦、李昌，由造反派揪到物理所在五楼会议室批斗，这是七六年批邓以后的事，还要让我们这些人参加揭发。我记得胡耀邦表现还是不错，因为胡耀邦并没有被宣布有罪，只说他有问题，造反派就可以把他揪过来斗。这是科学院出现小四人帮，以柳宗阳为首，之后四人帮被打垮，他们也被打下来了。那时就是他发动的，物理所也有他下面的人，就是物理所的造反派，一直到我们室里也有造反派。我们室里的造反派就是原来科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的学生，原来也是我的学生叫钱永嘉，他那时整我也整得很厉害。在我们研究室里干部要站队时，我那时当然也说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第三类，自己不能认为自己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因为毛主席说分四类，自己通常干部都说自己是第三类，那时干部只要能争取到第三类就已经不是敌人了，第四类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我们室里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其中有一派是以钱永嘉为代表，我和他讨论过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想说明我不是走资派，他就是不同意，还认为我是敌人，当时不是只有他，是一派人都这样认为。理由是，我学的是苏联修正主义的东西，而且我写的汇报提纲什么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另外一派是保我的，这一派的头头是赵忠贤，他们就批赵忠贤是远程大炮，光批刘少奇，你自己面对的修正主义分子你就不批。后来说要三结合，要解放一个干部出来，我们室里选来选去还是认为我比较好一点，上面规定说要实际考察，看行不行，另外要参加造反派的学习，当时我比较聪明的是，这两派都在争取，有的地方是两派各推荐一个老干部，为了让自己推荐的上去，两派就互相批斗，所以很多地方都纠缠很久，因为造反派始终两派兜不在一起。我就采取一个策略，因为要解放，必须跟造反派学习革命理论，他们就组成一个帮助干部学习的会，我就参加反我的那一边，因此他们就比较不反对我，我参加这个的选择还是比较成功的。 Page 244 当时批判胡、李，其中“五子登科”是他们的罪状，就是搞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说他搞大差距，要给研究人员提高薪水，就像苏联一样搞特权阶层。另外是镇压造反派，因为他来了造反派就靠边站，不受重用，其实那是造反派也还算是有分量，没有真正被打下去，只是不像以往可以当头了。 李：除此以外，您对胡耀邦的印象怎样？ 管：那个时间并不是很长，给我印象比较深是我们直接接触。凡是经毛泽东一批就是不得了的事，当时科学院研究所的一个人，自己办了一份生物方面的通俗杂志，被毛主席看见了，认为办得很好，后来这个人就诉苦，说他办这个杂志有多困难，大家都不支持，就批他所里的人。那时胡耀邦是领导，所以胡耀邦也有问题，你们科学院的事怎么胡不知道，还直接通到毛主席那里去，而且毛主席也支持，你们怎么不支持，所以胡耀邦那时也有点慌了手脚。就在会议上，把所里的领导大批了一顿。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所里的郭佩珊他是革委会的主任，三结合时他站出来的，他的行为言谈举止，无形之中就受到造反派的影响，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讲，后来邓小平一出来，他就变成有错误的人，下面原来保守的人，在开会时就攻他，李昌还出席过一次，郭佩珊当时就有点不服，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没点名的批评了郭佩珊，而且还拍了桌子，郭佩珊本来就有心脏病，那次以后心脏病也发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胡耀邦在团中央被批下去时，有一份非常长的胡耀邦的检讨，是红卫兵的小报里头传的，这份材料我现在没有，后来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如果要是看到那份检讨，那对胡耀邦一定是全盘否定。他检讨批判了说邓小平怎么不好，邓小平搞阴谋，然后承认自己完全是为了往上爬，所以巴结邓小平，反正就是百分之百完全否定自己的一个检讨。当然在文革期间每个人都被迫要斗私批修，他这个是相当彻底了，别人一看，这个人根本是大坏蛋。这个材料西方好像也没有人听说过，但是是真是假也没人知道。胡耀邦在那个地方发火了，我当时也感觉到他太容易冲动了，后来他下台跟这个太容易冲动也有关系，批邓后又反过去他们又打下去，郭佩珊又神气了一番。第二次胡耀邦就没有来了，邓小平打下去了以后，后来四人帮打倒，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一下子就变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就没有到科学院，但是李昌来了，郭佩珊又有问题。我们所里头，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紧张得很，原本是中间斗来斗去，弄得互相仇恨，原来八个党委委员，有两个自杀。按常理来说现在我比他们权大得多，后来我当所长，我并没有收拾造过我的反的造反派，而且后来派人出国访问我还把他们放在前面，差不多是第一批能到国外去深造的，我理解这些人是上了毛泽东的当，自己认为很革命，当然一方面他们也是有私心想夺权，但是归根究底都是毛泽东搞的，如果继续报复下去，那不是永远没完没了，文革期间就是这样。 Page 245 文革十年甚至十年以前，一直没调过薪，大概有二十年左右，忽然在邓小平主政时要调薪了（那时的调薪还不是后来李昌想搞的，主要优待研究人员，当然李昌的思想是对的），但是下面反对得不得了。那时调薪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那要哪些人可以调呢？就要群众讨论，三板定案，要经过三次的讨论。这时就相持不下，因为平常如果每年都调的话，今年百分之四十没轮到，明年可能会轮到我。现在就不同，这次是突然上面来的命令，也许得过二十年才能再调，所以大家就拼命要往里头挤，因此复杂得很，群众斗群众。有一个笑话，物理所有一个研究组讨论到最后压缩成五人，还是多一个，要从最后的两个人里挤下去一个，这两个人僵持不下。后来其中有一个人要上厕所，结果就决定把他去掉，因为他在场的话，不好意思这样做。所以就有笑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如厕。这是在七六年，四人帮还没打倒时。 Page 246 ·四五事件 以上讲的都是文革期间的事，在文革期间我还有七二年七三年到国外去访问，七三年以后七四年又去了干校，七五、七六经过批邓，中间有不少反复。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去世，紧接着华国锋代理总理，就开始批邓了。批邓在科学院，就开始又紧张起来，本来胡耀邦来了，邓小平复出，我们有一种感觉是解放了，但是忽然有一天要所有的人到礼堂集合，说邓小平有问题要复辟，要批邓，我也不记得说他是什么问题，我们就知道这事情不妙了。这以后不久，邓小平还出面接待美国总统，在机场我也去了，看见邓小平神色很凝重，因为内部已经开始批他了。一开始还是胡耀邦他们传达，后来因为胡耀邦是邓小平路线，实际上胡耀邦好像是毛泽东点名要解放的，安排到科学院是邓小平的安排。总理去世以后，那段时间开始批邓，毛泽东的威信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高了，人民心目中实际上对邓小平很欣赏，就以纪念周总理去世为名，发生了“四五事件”。“四五事件”在北京，总理送葬时规模很大，那次就有点像“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胡耀邦一样，说是纪念周恩来总理，实际上更多的是反对批邓。“四五事件”整个有一个诗集，收集群众自创的悼念的诗文，影射四人帮，很多诗把他们的名字串在里头。 Page 247 李：“四五事件”有死人吗？ 管：有二十几个人被抓起来，用木棍打，没有听说死人，所以“天安门事件”被认为是邓小平大的败笔，就是“四五事件”是四人帮的，当然是用华国锋出的名，实际上是四人帮挟持了华国锋，搞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在四五事件前后听到很多传闻，有点像天安门事件一样，就是传闻很多。内部传达是说他们是反革命，甚至说他们的后台是邓小平，四人帮是这样讲，那时四人帮还在台面上，很嚣张。在四五事件以后，等于又把反对王张江姚的人镇压下去，可使人心已经对他们恨之入骨了。在事件过去后的五六月份，我们在长沙开一个会，是超导的学术会议，科学院主办，由我主持，把全国研究超导的人集中起来开会。科学院派了一个新技术局局长造反派邓述慧（女性），是科大数学系毕业的，本来是年轻的科大学生，毕业以后分发到科学院当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因为造反变成新技术局局长，这个人倒是相当不错，她没有乱整人，而且她整个思想体系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她没有一些劣行，所以后来就一直上去了。她算是头头，我是主持学术方面，我们还合作的蛮好。最后她提出说我们去访问杨开慧的故居，离长沙大概几十华里，我们只能保密行动，因为实际上是表达对江青的反感，所以不能够传出去。大家凑了十几块钱租一辆车，只找少数比较可靠的人一起到杨的纪念馆，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还不能否定。就在这时间朱德去世了（可能是五月份）（编注：朱德，1886-1976，逝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当时我们也只能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江青的不满。 Page 248 不久以后，发生唐山大地震，夜间我们全家从三楼宿舍跑出来，接着有两个月的时间，不敢回到家里，就住在物理所院子里搭的帐篷，北京倒是没有死人，只是有些老旧的建筑倒塌，当时我是物理所革委会的成员，我要负责到城里看我们的同仁有没有事。就在那期间，忽然宣布毛主席去世了（编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事先没有任何警觉，柳宗阳来宣布。开始学习毛主席一生伟大事迹，大概一个月以后（编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才开始把四人帮揪出来。事先也没有想到，因为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好像都是毛主席文革的领导。 李：当时知识分子对周恩来、毛泽东两人相继过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管：知识分子当时都是处在无权的地位，不敢有什么表示。当时我们所上一些老科学家，几乎是处在社会阶层最低的地方，文革期间被罚扫厕所、罚站、住牛棚，所以他们好像都是处于一种抬不起头来的地位。我自己在任何一个时刻，我还是比较乐观、自以为是的态度。而且在有一段时期，刘邓发动群众批评领导，我也是站在群众那一面，当然我没有造反行动，但是在思想感情上认同。虽然我不主张把这些人关牛棚惩罚，但领导有不少不好的地方，群众提意见写大字报，应当有这个权利。但是后来搞成把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敌我矛盾，这是我就不能接受了。文革当中，造反派也要求我们斗私批修，我检讨承认有私心，现在我也不会否定，也会承认那个检讨是对的，因为当时我是诚恳地检讨，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逼不得已，我自己觉得任何时候不能说违心的话。我看到胡耀邦的检讨就是这样，后来他又作了检讨，在天安门事件以前胡耀邦刚下台，又作了一次检讨，在那次检讨就骂方励之这些人是坏人，因为包括赵紫阳都说我们学校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到后来学生慢慢起来，胡耀邦又说他们的检讨不对了，错怪了一些人，总之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我为什么对陈云印象比较好，就是虽然大家都说陈云是左的，但是他的人品很好，一方面在东北解放战争，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来了，我们亲自听他报告，把危机在他的领导下解决了，把局面打开。后来像国内发生很多经济问题，大跃进饿死很多人，他又出来管经济，两三年就恢复了。当然他是计划经济，苏联的那一套，但是他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什么异想天开的大炼钢铁，乱搞的，他把这些都收拾起来了。他没有做过假的检讨，他就算靠边站坐冷板凳，他也无所谓，因为不做检讨就不能再出来。由此种种来看，陈云这个人实在是不错。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都派人到外面去出差调查每个干部的历史，也包括我，要清算我整个历史，实际上是拿公家的钱去旅游，要自己交待一切，还派人一一去了解核对，验证你写的书面材料，是不是有假。这不光是我，包括所有的干部都是这样。实际有人就借这个机会去公费旅游，另外也是想从这里尽量找出你的毛病来，所以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有的证人不老实，说的加油添醋就糟糕了，本来他们就希望你是第四类的走资派，再加上调查出现有些地方有问题。当时张劲夫已经被总理点名说他是走资派，要打下去的，从这一点看周总理也是有问题。张劲夫是新四军后勤部部长，抗战时跟方毅在一起，所以当时造反派就去方毅那调查张劲夫，调查多半是证实他当时没有问题，但是方毅不但证明他没问题，还讲了很多他当时的功劳、优点，我当时就觉得方毅这个人不错，他那时还没打下去，是商业部部长，已经揪他揪得很厉害，但是还没完全下来，定为走资派，他实际上也是没有权了，可是人家去向他调查时，他还是讲了很多好话，他们确实也是老战友了。有的人就不实事求是，反而添油加醋，他确实就是想把这个人保下来。 Page 250 ·文革之后 在四人帮打倒以后，还没公布的头一天晚上我就知道了，科学院有一个人消息灵通到我家来告诉我的，我们所里的造反派也不知道。那时华国锋是主持的，但是内部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因为华国锋后来也被打下去了，所以在我看对他有点不公正，至少这是在他主持情况之下打倒到四人帮的，当时他当然也有不正确的地方，譬如，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毛主席”，这些社论这样讲法后来有点阻碍邓小平复出，不过虽然邓小平被批下去了，群众还是希望要把他给请出来。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邓小平才复出，这是不是他在阻挠我们不知道。但是揪四人帮就是大事，如果四人帮还在上头，那不得了的事，而且四人帮当道时华国锋好像是被架空，毛泽东临去世前，华国锋还见不到毛主席，是毛远新在中间传达。华国锋也不是毛泽东嫡系的人马，他是科班从地委书记一步步上来的。他当副总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时，就是科学院胡、李、王那时候，他还到科学院开过一次会，约见了六个人。还是还没有批邓，但是已相当紧张，四人帮跟邓小平都在上头，所以他比较谨慎，但是会议上的人都说是科学院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搞法，他好像都还听进去了，他当然没有表态，因为他很慎重。我跟华国锋一共握了十四次手，因为那时好像各式各样的会比较多，他可能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瞎统计的。后来又有人说打倒四人帮是叶剑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老帅军权在握，但是华国锋当时毕竟是第一把手，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也不能做。所以把四人帮捉起来和邓小平复出，是两回事，但四人帮如果没有下来，邓小平也不可能出来，因为批邓嘛！所以捉四人帮这件事，他应该有一份功劳。后来大家批他，仍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毛泽东那时的口号，华曾主持开了一个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个我没去。又有一个工业学大庆会议，前半段在北京开，后半段在大庆，我参加了这个会。前半段是学文件，后半段在东北，开会期间，很多部长都去了，强调大庆这个油田是在地下的，地上是变成农场、牧场这类地方，工业跟农业结合。最重要的，当时提出来很多指标，相当振奋人心，当时我回到北京还在物理所传达过纪录，大家都很鼓舞。 第十二讲 文革之后（II） ·物理学界外事 ·物理所所长 ·住房问题 ·“卡斯比亚” Page 254 李：今天是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第十二次请管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管：在大庆会议期间，我曾经开玩笑写过两首打油诗，把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部长的名字穿插在里面，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后来刊登在会议的小报上。这个诗最主要是人名穿插进去，其实也算不上一首诗，内容是“大庆红旗飘万里，油田健儿战沙风，昔日荒原今谷牧，不忘主席永世恩。”另外一首是“北国边疆，油海汪洋，保华光亚，斗志方强”，反正都是部长的名字，登载在会报的花絮上。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一小部分是原先被打成走资派，刚刚开始解放出来的人，胆子还很小，因为文革十年都被打在最底层，原本都是很重要的干部。其中在我们这个组里，有一个叫武衡，文革以前是国家科委副主任，从运动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派，这时刚开始解放，所以虽然他是非常老的干部，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的，什么都要偷偷问我能不能讲，该不该讲。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很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一些优惠，我们这个组的人可以分配买到一个冰箱，那时大家都没有冰箱。这个组还可以买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抽签，但是冰箱就没有人要抽，因为太贵了，买不起，要八百块钱的样子，所以就由武衡包了，他有钱。在会议上提出很多振奋人心的口号，譬如说，在几年之内中国要发展十个大庆油田，总之要振兴经济，不再像以前一样政治挂帅，所以还是很激动人心的。当时口号还是继承毛泽东“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邓小平、胡耀邦复出以后，批判为洋跃进，以前的大跃进是土跃进，现在这个洋跃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华国锋就不管事了。 Page 255 ·物理学界外事 我今天集中讲跟外事有关的事。在文革期间甚至文革以前，中国除了能跟苏联和东欧交往以外，跟西方几乎完全没什么交往。科学研究方面，我们不参加国际的科学学术讨论会，中国也不会举办任何有外国人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中国的研究论文，只能用中文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不能寄到国外去，包括苏联。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宣传说苏联有铁幕，中国有竹幕，中国力量没有苏联那么强，不过也是不让外人进入的。我曾经讲过的曼德森，他很特殊在文革期间访问大陆四次，写过一本通俗的书叫“向绝对零度进军”，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级讲师，实际上早该是教授了。这个人在超导物理及超流液氦的研究方面，都有不少建树，所以以后可以写一下他的贡献及为什么他要到中国来。 在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以前，我就曾出国参加过第十四届国际低温技术会议，会议在荷兰举行，之后他又以皇家学会的名义请我到英国访问，这是第一次我到西方世界。第二次就是我上回讲过，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我们十三个人的科学代表团访美。回来以后，我就到五七干校，又经过批林批孔，一直到七六年文革结束，我自己就没有任何对外的活动。在四人帮打倒以后，就有比较多机会。邓二次复出后初期还提出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认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是成功的，因为文革结束要开始搞经济了，就以这两个地方作为榜样。因为不能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作榜样，苏联又是敌对的，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一个是公开反对苏联，一个和苏联有很大歧见。铁托跟齐奥塞斯库（编注：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1965-1989年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一九八九年被推翻，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处死。）这两个人我都见过，铁托是在他访问苏联莫斯科大学时，他在大礼堂演讲，挤得人山人海，原因是那是很少外国人来苏联，而铁托在斯大林时代又被认为是叛徒，所以很轰动。一九七八年，齐奥塞斯库跟他的夫人访问中国时到物理所，因为那时我作为物理所的领导人，所以要去接见他，我们所里也借此机会向院里敲了一笔钱，把接待室重新装潢，因为那时经费很困难。以后不久，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都被民运分子枪毙了。从这以后到八七年我离开大陆以前这段时间，我可能出国过十次左右，多半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另外有一些是回访。中国有一个口号，叫做“外事无小事”，就是跟外国人来往没有小事，都要很认真，我们所里还设有外事科，都必须遵循这一个准则。 Page 256 我想先讲一些比较趣味的事。中外的情况不大一样，所以刚开始开放时发生一些事情。譬如曾请到美国一位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在Berkeley发现反质子的人，他带来个女朋友，经过广州，在旅馆安排时就发生问题。他要安排在一起，但是中国法律、规矩是不允许这样，这样就有所僵持，后来有人想出比较通融的方法，就是安排两个房间，但是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门，他们自己可以互通。物理所有一次邀请一位德国康士坦特物理教授伯克，他也是带着一个女朋友，原来是要带夫人来，夫人住友谊宾馆可以合法住在一起，他带女朋友，我们就不允许住在一起，所以必须另外安排一个房间，要另外付费，他不愿意，说还是要住在一起，他说没关系，他的太太同意的，而且她女朋友的丈夫，连同他的太太，四个人从小就在一起，所以他们也是同意的，为什么要安排住在一起呢？因为他有病，夜里有可能会发病，所以他的太太就安排她来照顾，本来是要带她的他太太来的，可是她临时有事，所以才请她（女朋友）来的。 Page 257 最早带队到大陆访问的（十三人的华人代表团）科学家任之恭，六四以后，吾尔开希到马里兰大学演讲举行一个晚会，发了请帖邀请他，他也想去，但是华盛顿大使馆就跟他说，吾尔开希是通缉犯，你是每次国庆宴会上最主要的贵宾，你怎么能去参加这样的晚会。据他跟我说，他当时就跟大使馆的人说，如果你们觉得我参加这个会以后就不能参加国庆招待会，那就不要请我好了，他还是去参加晚会。他在科技大学访问时，在校门口看到一张布告，内容是说学校的老师过世，校方安排了一个追悼会。他就说，你们这个校长，比外国校长事情多了。的确是这样，连生老病死学校都要管，而且学校自己还办中学、小学、幼儿园，还有食堂，所以校长就像管一个小社会，什么都要管。 跟我们物理所关系比较密切的美籍华人，一位是Berkely的沈元壤，吴家玮（现在刚退休的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当时是西北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他们两位比较早跟我们打交道，我们也聘请他们为兼职教授。那时就开始安排所里的研究人员到美国进修，或是访问、交换。开始中国官派的访问学者每个月国家补助三百块美元，生活非常困难。居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北大的一个副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国家公费派去进修，所以政府付给他三百美元，可是他的学生在那做研究生，是九百美元一个月。沈元壤、吴家玮说你们不需要公费，像有些人很优秀，相当于教授、副教授，我们所里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去了完全可以接受美国的待遇，那时教授、副教授去得很少，大多是比较年轻的，但也可以由美方给钱。可是当时科学院的外事局不同意，为这件事争吵很久，原因是不能接受外援，现在看起来是大笑话，其实是不了解外头的世界。后来在沈、吴多方解释及帮助之下，物理所才去了相当多人，也是跟我们领导思想开放有关。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物理所，说我们出去的人太多了。像上海硅酸盐所严东升，就批评我们，他们规定一年出国顶多不超过六个人，而且都是有目的，选好对象，对口的所，能够达到目的才去，你们这个就是放任自流。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做法是对的。当时大陆的科研经费非常紧张，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实际上没有条件做实验。譬如我们做低温物理实验要用液氦，液氦一礼拜只用两次，不能每天做实验，这两次还得排队，不像现在液氦二十四小时都可供应，随时都可以做。所以实验受到限制，经费又不够，这样一来也腾出空间了。十年文革期间基本上不看外国文献，跟国外也没有任何交流，实验课题可能都很陈旧了，你到外国去熏陶一下，就可以把新的课题带进来，等于是利用外国的经费作实验，又可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后来陆续我们就变成一个潮流了。而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所内也是怨声载道。 Page 258 李：这时候您已经在负责物理所了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管：对，我正式任命为所长是一九八〇年，再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四人帮打倒以后，我们的所长是施汝为，我是执行所长，名义上他是所长，有四个副所长，里头有一个执行所长，他实际上因为年纪大了也不管事了，一九八〇年我正式被任命为所长。所以刚才讲的，都是我在主持物理所时候的事。以后我会专门讲一下物理所的改革，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我们的改革非常有利，而且是走在国家现代改革的前端，现在有很多也是我们那时的做法保留下来，那时的改革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份。杨振宁还说，就是因为我在物理所的改革做得很好，所以后来升任为科技大学的校长，实际上不是。 Page 259 一九七八年为了振奋学术界的人心，组织了一次全国的物理年会，实际上不是年会，因为多少年都没有开了，就是恢复物理年会的制度。在这个年会下面，一共有五六个小会同时召开，声势很浩大。大会主席是周培源，我是大会秘书长，实际上是由我布置这个会的，地点在庐山，那次会比较重视，科委主任方毅去了。还闹了一点纠纷，因为方毅跟周培源都要到，那两三天就把庐山封起来，不让游客上去。 这次会议以后，紧接着我就去法国开会——第十四届国际低温物理会议，从第十五届到第二十届，我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去了五个人，包括我的学生。 李：您在科学院怎么会有学生？ 管：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开始五六年，那时我还在苏联，曾经实行过副博士（候补博士）制度，到五七年就停止，但是可以收研究生，研究生没有学位，所以我六〇年回国以后，在文革以前，就收了一些研究生。 Page 260 李：研究生是哪里来的呢？ 管：是大学毕业生，中科院招考进来的。另外，中科院已经自己办了一个中国科技大学了，科大是一九五八年创办的。周恩来提议的，仿莫斯科的科学技术大学，苏联这个学校是保密的，卡皮查兼任物理系的系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办的时候，一共十三个系，都是属于理工科，理科有物理系、近代物理系、物理教研室。工科并不是传统的工科，都是和国防有关的。 李：科技大学设在什么地方？ 管：北京的西郊，文革时搬到合肥去，原址就被海军给占了，邓小平下令把海军赶走，特别指示高能物理所占了。 中国当时是由邓小平管科技，派了一批中学生，到外国去念大学（这其实是不太合适，只派了那一批），到德国、法国、英国都有，一国都是四五十人，出国前先在国内训练一下外语。这期学生去了以后，由国家付钱。我们去法国开会时就听学生跟我们讲，法国要填表说国家给多少钱，想要了解看学生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政府就要他们多填，不能填原来的数字，太可笑了。但是多填以后，又有问题，学校有规定，如果收入低于某个限度，可以住在比较优惠的宿舍，填多以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很多学生就发牢骚，生活很苦，因为要缴比较多的房租，自己国家给的钱又很少，结果就传出去了，登在法国的报纸上，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闹了这场笑话。还听说，有一个学生，他跟一个台湾的女生谈恋爱，当时是绝对禁忌的，这个学生很坦率，就跟大使馆的人讲了，大使馆当时就把他扣留下来，台湾的女生就在外面要求法国方面支援，可是人在大使馆里头，法国方面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要把他押回国，在过海关时，法国方面就把他留下来，说要找他谈话，实际上是救了他，后来听说他好像就入了法国籍还去服兵役。 Page 261 北大跟中国科学院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北京清华研究人员在国外的收入要缴公，研究人员接受对方给钱，有的就给得很多，在外国来讲其实是很平常，但和中国比简直是大发洋财。所以那时候有人说，知识分子在国内受气，不如出国去，还可捞点油水回来。后来这些行政人员眼红，就要求超过多少要上缴，尤其是北京清华。太太一律不能同行，因为怕两个一起跑掉，德国有个洪堡基金，专门为四十岁以下拥有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而设，这个基金非常优惠，名额有限。这个洪堡基金先有六个月在德国学德文，然后两年做研究。年龄一定要四十岁以下，这两年的待遇相当高，尤其是和中国大陆比非常高。还有很多其它优惠，比如说如果太太一起来，也都是免费。每年还有一个月在德国或欧洲游览，完全由基金会招待，两年回去以后，还把部分仪器送给你，之后年三、四年还可以再回德国一次，也是完全由他们招待，这是终身的。德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培养一些亲德国的科学家，这些人跟德国一直有联系。后来中国也有人选上了，但是给的多余的钱要上缴，而且太太不让随行。德国人知道了，有一次方毅到德国访问，德国就向他提出来说，以后不接受中国学者，或者接受了但是给另一种低的待遇，因为我们给钱是给学生不是给政府，假如钱要缴给政府，那还不如缴回给我们，同时要允许太太同行，方毅当场就同意了，一般的人都没有这么大魄力，这样就比较好了。我们物理所从来不要你在外面的钱缴回所里，连问都不问，各地方都有一些土政策。还有，如果你到国外接受了礼品，超过一定的金额以上，也要上缴。根据两院交流的协议，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回访瑞士，一共有五个人，由我带队，瑞士是讲法文和德文，所以我们还带了一个翻译，总共六个人，那个翻译就是内蒙古的头头乌兰夫的女儿。瑞士有两个高工，一个是乐山高工，另一个是苏黎世高工，苏黎世高工就是爱因斯坦待过的地方。乐山高工有一位教授他跟我讲，我看你们有的人没有戴手表，有的带的手表很简陋，我想让我太太选五个手表送给你们，但是听说你们回去还要上缴。但是当时按规定不能说回去要缴，怕说出去笑话，所以我们还硬着头皮说不上缴，他就真的给我们每个人买一个瑞士的表，回去以后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缴回科学院的外事局。我们回去给钱三强汇报，钱三强还说可以廉价处理给我们，后来外事局又说不行，根据我们的了解，交上去的东西，都是外事局的人自己分了。 物理所的党委书记甘柏，在东北解放战争时，他是金县党委书记，我当时是在省的教育厅工作。他后来到物理所担任党委书记，这个人很不象话，跟我的关系很恶劣。我们物理所有一个研究员叫吕大钧。人是相当能干，但是很会吹牛。唐山大地震后，预报地震变成全国很热门的课题，物理所也有人有兴趣做。这个人就赶时髦，他原先是做镭射（激光）的，他就在北京郊区的山洞里头，找到一道缝隙，他用镭射去测量，监测宽度在二十四小时内的变化，他说他能非常准确地预报地震，因为那时余震还很多。但是我们科学院还有地震研究所及地球物理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研究地震当然比我们专门，这两个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反对他，认为他是瞎吹，这个人不服气，就跟他们吵。后来我跟他说，你要预报的话就给我预报，如果正确的话，我出去帮你证明，结果他给我预报都是不准的，所以我当然也不相信他。那时我们物理所有人真地把地壳固体潮测出来了，二十四小时一个周期，但是固体潮有异常是不是跟地震有关系还不一定，这到现在都还是科学上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准确预报地震那是不得了的事。这个人跟甘柏关系很好，甘柏也相信他的这个东西，因为甘柏的知识水平不高很容易被他骗了，他又跟日本奈良市的市长（也是自认很能预测地震）不知怎么挂上钩，那个市长就邀请吕大钧，到日本交流地震预报的经验，党委书记也想要去，原本学术交流党委书记时不能去的，一方面是他不懂专业，也不会说外文，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吕大钧帮他联系上了，日本奈良市市长，也是个政客，就邀请他们去访问。我们也无法阻挡，虽然知道他是瞎吹，但是他跟外国联系上了，没受邀请日本是很难去的。去了以后，奈良市长送了很多贵重的礼物，回来以后按规定要上缴，但是党委书记不缴，吕大钧当然也跟着不缴，外事科科长就来跟我讲，我就批了一个条子，说按照院里规定一定要缴，甘柏就大发雷霆说我怎么可以管他，说他去的时候也花了二百块人民币带礼物送给市长。后来他还是不缴，也拿他没办法，当然吕大钧也跟着不缴。还有一件事，科学院那时候开始要照顾知识分子，就分了一间房子给我们的老所长，八十多岁了，他原来住的房子就已经不错，他自己也要求比较严格，就说他不要，这是照顾科学家，并不是照顾党政干部的，他（甘柏）又要去了，群众反弹也很大，但是院里也就给了。前面的几位党委书记虽然有点胡搞，还有点事业心，他就完全是来享受的，其他什么都不管了。 Page 264 有一年去日本开会，“中日双边超导交流会”每两年一次，中国和日本轮流举办。这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我们有五个人，也是我带队的到日本仙台开会，会议时听到大陆东北金属研究所的学者在日本访问，访问期间在日本的咖啡馆被台湾的女服务生勾引，而这个台湾服务生是间谍，他回国内还真地给过情报，后来被查出来了，这不知道是真是假。当时只要跟台湾打交道，那是非常危险的事。 我们到法国开会期间，他们告诉我们有个地方是贫民窟，但是我们看了以后，比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物理所的研究人员都要好得多，因为那是物理所的助理研究员就住在用石棉瓦盖起来的，不是真正的房子，也没有卫生设备。所以和人家贫民窟一比，我们还宁愿住在贫民窟。 ·住房问题 李：四九年以后一直都这样吗？还是文革以后不同？ 管：文革以后还有两三年，有一部分人一直住在这种房子。 李：文革以前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Page 265 管：文革前也有一部分人住在里头，新毕业刚结婚的大学生，没房子住，就住在这里头，如果没结婚就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一间。科学院在物理所旁边有一集体宿舍，刚毕业的分配到科学院，就住在集体宿舍。 李：向你们这种领导干部，是不是可以住得稍微好一点？ 管：我刚去的时候，有两三个月住在旅馆里头，因为那时还没有分定，国家科委还想争取我到大使馆工作。像我这样从苏联回来就比较特殊，就分配给我一间房子。 这份资料是国内有人已经为我写过一本传记，是王新荣和刘兵合写的。刘兵是研究物理学史，现任北京清华大学理学院副院长，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这个稿子本来已经在云南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已经都谈妥定稿了，后来政府没让出版，这个是他们的原稿（编注：只有部分影印的原稿），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访问过我，过去跟他们也很少接触，他们全靠回我家乡找我弟弟、我爱人，到科技大学等等地方找资料写出来的，我到美国时就看过原稿，其中有一篇是讲“我的大学——战争与土改”，这句话他打了引号，可能是确实我自己讲过。之前曾经把稿子寄给我修改，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我当时看了以后，他们要求看我能不能改，后来改了一段以后，我想与其修改，还不如我自己写，修改更费事，所以我就停止了，后来我估计大概也出版不了，就算了。这些稿子也可以当作参考，当时后面这个部分我完全没有看，前面因为要改所以我看过，有些事情可以帮助回忆。 Page 266 我回国以后，分配住房也相当不容易，分配在一个套间的内室，和人合住，我出去的话要经过另一家，房子面积大概跟我现在的研究室差不多（编注：大约六坪左右）。外面住的就是陈春先一家，陈估计我回国以后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在物理所一定不简单，就主动把我拉到他住的地方合住，后来房子稍微宽裕以后，他们就搬出去了，变成我自己住，就比较宽裕了。当时住房相当紧张，我们住在三楼，但是我太太在郊区工作，她每个礼拜六才回来，曾请过保姆来带女儿，一个月后我女儿生病了，我看不是办法，就把我女儿托给岳家，在北京市内，每个礼拜到我岳家聚会。这时就变成我一个人住两间房子，按理也不算多，但是后来又一家人口比较多，我就主动把这房子让给他们，我搬到一个四楼，很小的一个房子，而且是两家合用一个厕所。由于这件事物理所员工对我印象比较好，因为一般人不会这样做，而且管房子的人都劝我不要这样做，以后再争取这样的机会不可能了，但是我还是把它让了。当时比较困难的是，我太太在外地，不能喂奶，只能给小孩喝牛奶，当时在城里买不到牛奶。我在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回来以后，我虽然是助理研究员，但是七级以上，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是十三级，所以在困难时期有一点特殊供应，所谓特殊供应是，一个礼拜有几瓶牛奶，一个月有半斤肉，两斤黄豆，二十个鸡蛋，两条烟。我还记得当时我不抽烟，管这事的人就帮我写抽烟，正好我的岳父就占了这个便宜，当然我把这些特殊供应送到我岳家，给我的女儿。这样的情况大概有两年，从六一年到六二年。到六三、六四年因为陈云主持经济有了所谓高级糖、高级菜出现，困难逐渐好转。 Page 267 李：您的女生是哪一年生的？ 管：她是一九六二年生的。当时生活条件确实很困难。后来一旦到了外国，如果不是公费而是别人供应的话，那就很了不起。有一个笑话，就是黄昆，美国方面邀请他参加“三月会议”，告诉他除了来回机票以外，到了美国以后全由美方招待，外事局一看，既然全包的话，就给你二十块美金，他就有点害怕说他不想去了，如果美方无人接机，二十块美金到不了会场，后来我们物理所有点外汇，就说借给他，之后科学院觉得不太对头，才多给他一些。我们当时出去开会也都是这样，一个人身上只有二十块美金，像我们去巴黎，中间经过沙巴停留，连喝点水都不敢，因为就只有那一点钱。后来就好一点，像我们出去开会，不是大使馆全程陪同，而是发给钱，一天多少钱这样，当然也是很少。钱是稍微多一点，但是和中国工资就不能比了，就舍不得花这些零用钱，所以很多人都会带泡面这类的东西，尽量把钱省下来，买别的东西。还有很多留学生也是这样，就到穷人商店买东西，有的甚至只买一点面粉做面团吃，反正就是尽量把钱省下来，卖五大件，因为当时买进口的东西要加税，价钱非常高。在国内我曾经有资格买过一台十九英寸的彩色电视，那是很特殊的，因为我是所长才有票可以买的，我二十年的储蓄大概五、六千元，买电视就花掉三千多元。所以如果能直接在国外买就比较便宜，但是规定只能带一件回国，所以千方百计要省钱来买。 Page 268 李：你们到法国开会感觉怎样？ 管：格兰诺布尔是除了巴黎以外的法国第二科研中心，那里有名的有一个劳埃-郎之万研究所，劳埃（编注：Max von Laue，1879-1960，德国物理学家，获得一九一四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德国人，郎之万（编注：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是法国人，实际上是德、法、英三国集资，建立这个研究所，因为英国后参加所以只有以德、法科学家命名，这个研究所主要是有一个高通量中子堆，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通量是10的14次方，主要应用的对象是研究凝聚态物理。中子的散射分两种，一种弹性散射，另一种非弹性散射，弹性散射是做结构分析，非弹性散射是做能谱，进去的中子和出来的中子不一样，那里头有所谓的冷中子，把中子冷却到4K。这样的能量，才跟固体里的准粒子能量相当。中子本来在核物理是很重要的武器，中子发现以后，核物理就解决大问题，原来要研究原子核只能用加速器，要撞原子核必须用非常高的能量，所以后来重心就到了美国，原来英国是物理中心。而中子不需要能量就能进去，但到现在来讲研究核物理已经完成它的历史（郑宗爽就是研究中子物理的），转向应用来研究凝聚态物理，开辟了它的第二春。我在这个研究所停留三个月。因为认识他们的所长Turner，那年我们在他家过圣诞节，他的女儿跟那朋友同居还没有结婚，这在中国肯定是不允许的，圣诞节就在一起过，还有另外一个中国人跟我一起去，我们两个和他们夫妇四个人玩一个游戏，把某个东西放在我们四个后面，他的女儿在另外一个房间猜，看是在哪个人的后面，他的女生每次都猜对，后来才知道是作假，他跟女儿约好了暗号。在我们离开法国不久以后，他的老婆就跟别人私奔到巴黎，他有段时间心情很不高兴。后来他的老婆又回来找他，他竟然还接纳了，在中国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事。朗道的学生阿比里寇索夫，他解朗道-金兹堡方程，得出第二类超导体非常成功，而且预言第二类超导体会出现阿比里寇索夫点阵（磁通点阵）。这个人在法国拐走一个科学家的太太，到苏联去，但是不久以后那个太太受不了苏联的苦日子，又跑回去了。 Page 269 当时如果你能够出国，而且待相当长的时间你就成为富翁了，中间也有很多不幸的事。化学所有一个人在外国待了两三年，带了好几大件很高兴，可是回来后才发现他的太太在这期间有外遇，他就很生气把这几大件从窗户扔下去，自己也跟着跳楼。 李：从国外买得几大件要自己提回去吗？ 管：不用，在外国买了以后，在国内提货，有专门这样做中国人生意的，透过大使馆，在纽约或其他国家都有，专门做驻外人员要回国买几大件生意的。一般驻外人员包括大使馆的待遇都很低，比不上在国外拿钱的访问学者，所以他们对这些人的态度都很不好，因为很嫉妒。在国外上厕所可以不带卫生纸，到处都是这样，但你如果到大使馆上厕所，就不供应卫生纸，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在外面不会随身带卫生纸，大使馆的人就说，我们不能放卫生纸在里面，因为如果放的话，你们都偷走了。留学生真的是这样，因为千方百计要把钱省下来买几大件。 苏绍智（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曾经总结从开国到那时候为止，一共搞四十二次政治运动，这四十二次运动主要的内容都是要整一部分人，所以把人际关系搞得很紧张。我们第一次到日本就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三个参观京都大学的研究所以后，晚间一起在一个小胡同里散步，一字排开边说边走，后来我们才发现，因为我们走得很慢，又一字排开，有一个日本女孩骑着自行车被我们挡住了，但是她也不声张，就下来推车在我们后头慢走，我们回头一看，就赶紧让开一条路，她并没马上骑车，牵车通过我们，还回头跟我们鞠躬表示感谢，然后才骑车离开，当时我们觉得很有感触，因为在国内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文革以后我到合肥去，从北京坐火车到合肥，天津是个大站，停留十多分钟，我就下来到月台看看。有人买栗羊羹，是天津特产，我就问“同志这栗羊羹多少钱一个”，他瞪眼说：“你没长眼睛？”态度非常恶劣，后来仔细看是有价钱在上面，因为当时是傍晚，我的老花眼镜放在车上，所以看不清楚，就不敢再问他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对比，确实是不一样。我刚到台湾时，有一次到中坜看话剧，我就坐火车到中坜，下了火车我就问路旁的人打听剧院在哪里，那个男生骑着摩托车，后头载的可能是他的女朋友，正在等红灯，他就跟我比划老半天以后，他觉得太复杂了，我一定找不到，就说干脆他带我去，让他的女朋友在旁边等，他先把我送到剧院。我想，经过文革，大陆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后来我跟我开玩笑，就说这样会不会得罪你的女朋友，他说不会。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大陆是彻底被毁掉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样。 Page 270 我小的时候，想到俄国东北那边，就觉得天应该是黑的，像德国，天也应该是黑的，因为有希特勒，杀人魔鬼。可是我们到西德看，并不是这样。心里有这种印象，当时以为外国好像是很糟糕。我第一次到美国是经过大西洋，先到法国，刚好是星期天的早晨，从机场坐巴士经过市区到大使馆，看到巴黎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感觉特别安静，跟中国每天敲锣打鼓要搞运动，差别很大。 Page 271 李：您最近又有机会回到大陆去，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好一点？ ·卡斯比亚 管：因为接触时间很短，所以还不清楚。李政道他是比较热心帮助中国大陆，他组织了一个“卡斯比亚”（编注：卡斯比亚是Chinese-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简称CUSPEA）招考大陆物理系的留学生，每年一百个名额，派美国两位教授大陆来面试，由各个学校推荐人选，最后由这两个教授一个个面试的。一共维持了十年，大约一千人，最近有人跟我讲，一千人里头只有二十六个人回去。每年一百个名额里头，当年我在大陆期间，科技大学占三十几个名额，北大只是科大的一半，清华一开始没有物理系所以比较少，科大学生占的比重相当大。科大学生质量是很好的，科大物理系毕业生，有百分之八十进了研究所，而且有很多在国外研究所，另外百分之一二十是分配在科学院，所以良性循环，虽然科大比别人晚一年毕业，而且合肥的地点不好，不如北京、上海，老师很难维持得住,学生则不请自来，因为学生在乎得是出路。另外科大也比较注意到外面招学生，每年都要到各省去宣传，科大还有少年班，最小有十一岁的学生，各省将近二分之一的状元都在科大，现在没有了，最近方荣川（原科大物理系系主任，现在中央大学）来访，告诉我。 Page 272 李政道做的第二个贡献是，建立了一个高能加速器，虽然是高能加速器里能量最低的。建这个加速器时，邓小平亲自挖第一锹，我还参加这个典礼。当时国家科委主任是宋健，原本在哈工大时他当过我的学生，他跟我的出身差不多，都是早期参加革命，念哈工大，到苏联时我在莫斯科大学，他在波曼高工，也是差不多七年，他也是念完研究生才回来，回来以后他就在七机部，跟钱学森在一起合作写了一本书。我还记得邓小平去挖锹时，不认识他，还问人说他是谁，可见邓小平不会管那么细。李政道后来发现他的“卡斯比亚”实际上帮助美国了，中国很好优秀的学生，前期的训练都在中国，美国等于是捡了便宜，再加上六四以后，他们都拿了绿卡。他后来就想怎样帮助动员这些人回国，建议成立一个博士后流动站，现在大陆很多单位都还有，当时的目的就是吸引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这个博士后流动站有什么好处？本来大陆都是由国家分配，这个你可自己找单位，第二，马上就有房子住，而且马上解决两地关系的问题，这在大陆是很大的问题，像我跟郑宗爽在同一城市，只是一个在郊区，一个礼拜见一次面，有的人甚至一年才能见一次面，在流动站这个问题马上解决。以三年为期，三年以后还可换地方。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很多人回国，现在变成国内的博士流动站。 李：我看那个新闻我不太懂，像在台湾拿到博士学位，可以申请教授的职位，这个只是博士后研究员的话，出路是不是有问题？ Page 273 管：如果优秀的话就可以变成正式的研究员。 李：假如在台湾来讲可能就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因为你到一个地方只是暂时的工作。 管：不过可以当作你永久工作的前提。物理所后来杨国祯当所长还规定年龄超过三十五岁不要。李政道就主要搞这三件事，杨振宁当时也帮了忙，把中国物理学会跟美国物理学会挂上钩（他当时要筹一百万美元的基金，后来好像没有成功）接待中国的中、高级学者，到美国非常优秀的大学进修，由美国物理学会负责推荐，像甘子钊、物理所所长杨国祯都曾参加过这个计划，杨在我之后接任所长十四年，在没当所长之前也参加过这个计划。杨振宁当时的意思，希望他们一方面在外国进修两年，培养领导人才，后来也真的都是领导。先后大概有二十多人去，一年两三个人。另外有一个计划没有成功，这个计划是希望他们在这段期间跟卡斯比亚的学生组织讨论会，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交流会，这样的话等于母鸡带小鸡，互相有些影响。有一次我到美国，他请我吃饭，跟我讨论一件事，他建议能不能在昆明中美合办一个研究所，他对那个地方有感情（西南联大旧址），另外是他也知道中国政治干扰科学太厉害，远离政治中心，在那个地方可以比较安心作研究。他说成立一个董事会，五个中国人，五个美国人，这样就可以减少政治干扰。我说这个可能很难，大陆重视党的领导，这样让外国人参与领导，党怎么领导，这个事情当然也不会办成。我们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美国物理学会曾经想把一台加速器送给中国，不用花钱，只要中国自己拆装，自己付运费就可以。这个加速器能量是7GeV电子同步加速器，在美国的坎布里奇（Cambridge），那时毛泽东还活着，一九七三年时，当然不能接受外援。当时美国觉得7GeV已经没有用，因为那时同步辐射还没有那么吃香，其实那是如果要过来的话，7GeV做同步辐射非常好，虽然做高能加速器可能没什么用。李政道在外面民运人士给他起了外号叫“李政委”，原因是六四时，国际很多科学家正在香山开一个会，后来弄得非常紧张，他（李政道）去联系派了专门车子，把他们送到机场，那时很危险，这件事倒没有什么。后来主要有一次他见了李鹏，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愿意见李鹏。六四以后有一次我在纽约，袁家骝跟吴健雄家里，吴健雄说以后如果到大陆的话，只到南京，不去北京，因为南京中央大学是她的母校，所以她不能不去，而且南大还建立她的铜像，中国物理学会也有吴健雄奖。李政道回来以后，就说他通过e-mail的方式，跟海外华人的头头联系，说他见李鹏是有条件的，要求公布六四被害人的名单，还有其他三个条件，后来实际上也没那么回事，所以留学生对他有意见，就是觉得他不应该去见李鹏。 一九八〇年时，我去参加UCLA开的第十五届国际低温物理会议，这时我已经是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有一个邀请报告，主要是介绍二十年大陆的低温物理。我是经过香港到洛杉矶去，海关就问我身上有多少钱，我告诉他一个数目很少，他说，你凭这些钱，哪能开会待七天（后来实际上待了一个多月，因为接着有很多人邀请）。后来我拿出会议邀请函，主办单位会付我一千美元，这样才勉强进去了。第十九届是在英国剑桥开的，那是在一九九〇年九月份。我开会期间正好方励之刚从国内放出来，在剑桥的天文研究所，开完会以后我就去找他，还到了苏格兰，我弟弟那时正好从大陆到那里访问，他当初跟我一起离开家，那时他只有十五岁，所以没有到东北，他就留在苏北进了华中军政大学学医了，现在是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授，当时他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第十二讲完） 十三·物理所改革 送交者: sssa 2007年4月27日23:37:09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由 sssa 于 2007年4月27日23:02:07: 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第十三次请管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物理所改革 管：今天我想讲一下我在物理所担任所长时的一些问题。那是在四人帮打倒以后不久，在文革期间派过胡耀邦，批邓时又把他打下去，第二次胡耀邦已经升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不可能再到科学院来，就派了李昌重新回到科学院。他是一二九学生领袖，念过清华大学物理系没有毕业，后来就到延安解放区，所以是老干部。他之前当过团中央的书记，又当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这次又重新被派到科学院。他到科学院以后，曾经到物理所提出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拉大差距，希望给研究人员的薪水猛提一下，但是遭到当时党政干部的强烈反对，一般的科研人员不能提，因为那时的经济情况还很差，不可能普遍都提，少数人先提的话，好像很不得人心，就如同在文革期间包产到户，农村一家一户的种田，已经被批倒批臭了，认为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刚开始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四川提出包产到户时，也是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因为万里魄力很大等于是蛮干，后来才被邓小平肯定，万里贡献很大，因为这样一来农村粮食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是非常有效的。同样的，李昌也是想要对知识分子再优厚一些，后来遭到反对，就没能成功。这说明很多正确的东西，在你的研究单位有很多庸人或有些人事、党政干部，互相介绍一些亲戚朋友，跟物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充斥在研究所里，相当多，加上大跃进时有一部分解放军，复员到物理所，担任见习员，有的担任党支部书记等党政干部，也有相当数量。这些人就制造一些舆论，因为这些人在所里要生存的话，必然创造一种哲学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每一个研究室有一位党委书记，他是头，但是这个头平常在业务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一点都不懂，完全是外行，但是他又是领导，这样无法显出他的地位，所以这些人非常愿意搞政治运动，就是要无事生非，一搞运动，他们就有权威了。所以平常搞思想工作，每周还有思想汇报，挑人毛病，被挑的人不服气，就争论起来，越争越厉害，就制造是非。这些人极力反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如果要改善，得连党政干部一起，当时阻力非常大。 另外是关于出国的问题，我们比较开放。李昌来了以后，觉得原来的所长八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实际上不能管事，但是大陆也没有任期制度，等于终身制，其他的单位也是这样，不可能把他弄下去。他到西德考察，Max Planck固体研究所，很有名的，我在那也待过，实验室的装备，仅次于贝尔实验室，关于凝聚物理方面，这个研究所里面有十个研究室，每个研究室的主任轮流当所长，一个人当一年。同时那个大楼里有一个金属研究所，那个所长也是老得不得了，就是终身制的，所以德国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各个不同研究所都不一样。李昌回来以后就想出用这样的办法，任命四个人作副所长，包括我在内，但是把我确定为执行所长，准备要轮流，但是后来也没有轮流，就把我正式任命为所长，这是一九八〇年的事。其实在这以前，文革以后，我也是实际负责物理所的工作。 Page 279 李：我记得您刚回国是一九六〇年，那时是助理研究员，什么时候升成副研究员？ Page 280 管：副研究员是在一九六六年，就是文革要开始的那一年，到文革以后就完全停止升级了，十年中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升级，连教授的称号都取消了，我转为正式研究员是一九八〇年，四人帮打倒以后，同时在那一年我就是所长了。也是在一九八〇年被选为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那是要经过选举的，现在改名为院士。 李：物理所那时有多少人？ 管：在我开始当所长时，可能一千人左右。 李：这一千人里面，真正研究物理或跟物理比较有关的，大概有多少人？ 管：可能有四百多人。另外一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这也是必要的，可能将近有一百人左右吧，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人可能是不合格的。在我担任物理所长以后，就做了比较重大的改革，这个改革在中关村也有震动、有影响。现在不是讲下岗吗，比下岗好一点，把一部分人挂起来，薪水照发，但是你没事了，当时我们哪有魄力让人下岗，社会主义是铁饭碗，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一个人赶走。但是我就说把他们挂起来，原先每个研究室有一个支部书记，支部是党的组织，我们也能取消，就把研究室取消掉，直接由所来领导的各个研究组。确定所的编制，分成四十几个研究组，首先确定四十几个组长，有学术委员会来讨论，每个人都有权利申请担任组长，因为那时大陆人都没有学位，极少数的人是在解放初期在外国拿到学位回国的。申请的人必须提出课题，然后在学术委员会里论证，最后确定四十几个组长。由所里提供编制即每个组长可带几个人，其他的人就可以向这些组长申请，组长可以挑选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也选择组长。原先都是服从组织分配，每个人要换单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给全所编制的数目，比所内现有人数少将近一百人，换句话说，有一百人会在所内找不到位置，我们是故意这样，这一百人就挂起来。薪水还是照发，但是在所里就是没事，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办公室。这个措施在当时，如果没有很大魄力，是没有办法做的，搞得不好如果有人跳楼，我就完蛋，批评的人当然也不少。当时有一个好处，科学院办了一个工作组，卢嘉锡是院长，这个人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很不错的，他好像还是台湾人。他派了一个工作组，方案是我们提的，这个工作组研究了以后，表态支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试点单位，原本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物理所和计算所改成所长负责制，党委只是监督保证，只能监督不能下命令，还要运用党的力量保证所长提出的任务，削弱党在研究所的地位。大陆跟台湾不一样，党委也是拿国家的薪水，在大陆各单位都有党的组织，拿薪水是理所当然。物理所改成所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就不需要党委的讨论，我就可以做决定。另外把组分成A、B两种，B组表示组长、课题弱一点，经费、编制就有差别，每年要重新评议一次，A组如果表现不好，就降为B组，反之，B组如果表现好，就可以升格为A组。这样搞了以后，那些被挂起来的人就待不住，当然他们是怨声载道，很有意见，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找地方，陆陆续续走掉了。后来我们总结经验觉得这样做很好，原本李昌提出说把这些人交给北京市去分配，北京市也不愿意。那时没有别的单位这样做，我们第一个试点单位大胆这样搞。我们后来发现，组织分配反而不好，他自己去找，一定会找一个他比较满意的地方。第二，过去很多人譬如住在东城，他要跑到西城来上班，他自己找，可以找一个离家近的。他们那些人根本没什么专业，到哪工作都可以，他自己找，比组织分配乱点鸳鸯谱来的好。基本上这些人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都消化掉了，我们坚持把他们挂起来。现在比我们那时厉害叫下岗，可能有失业救助什么的，我们那时叫挂起来，让他们自己感觉难受。 Page 282 李：这个做法是完全你自己想的，还是也参考国外的经验。 管：当时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在苏联的话，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按劳付酬的原则，知识分子待遇就比较高，而且，像卡皮查也讲过西方学者都羡慕他们，觉得苏联的教授比较好，因为苏联只要是教授的话，就是铁饭碗，西方有的研究员并没有那么稳定。苏联真正是按劳计酬，所以大家还拼命，做得多薪水就多一点。中国是吃大锅饭，有很多不学无术、无所事事的人在里面，就制造一些舆论，让你上不去。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现在物理所还是分A、B组，因为继任的所长杨国祯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他贯彻得很彻底。现在物理所在凝聚态物理方面，在大陆是第一名，他做了十四年，我只做了四年就到科技大学去了，他做得相当不错的，而且那个所里收入相当高，比北大、其他地方都高。 李：是有一些其它的补助吗？ 管：现在大陆的制度大大的改善了，假如你申请一百万经费，你可以从这一百万里提百分之十放自己腰包，这样就有些组收入很高。原来我在时，一直到我离开，我的工资是二百多块人民币，完全固定的，现在一般大学教授，像北大可能是两千人民币左右，但是物理所的研究人员可能拿到六七千，差别就很大了，原因是他有办法，国家给的钱还是那么多，但是如果有额外的方法可以搞钱，就可以抽成，从这些研究经费里提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不一定完全进组长一个人腰包，组长有权可以分配给下面的人，这个弹性很大的，甚至说大陆现在比台湾还要资本主义。住房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后来科学院盖了一些房子在中关村，逐年有一些人可以改善，完全按照工龄、职级分发，这样一排，知识分子不一定能排得上。我就利用所长的职权，争取了二十一套房子由我来分配，这个也是很武断的决定，其中只有一套是分配给一个特别技术很强的工人，其他二十套都是给了知识分子，副研究员以上表现比较好的。当然那时我也很忙，因为大家都要来找我，挤破了头，因为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房子。我的意思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纠正一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那种东西，来扩大一点差别，就是像邓小平后来讲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个精神。李昌原来就想推动，后来没成功，我在的时候还没办法改善工资，都是固定的，分房子我把权卡住了，这个争议性也是很大，知识分子都很支持，党政干部当然都很反对，所以从党委书记起，历来跟我都是有矛盾的。另外我还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当时并没有周休二日，只有周休一日，甚至文革期间连星期天都要搞运动，文革期间每天都开会，早请示、晚汇报，真正做业务的时间很少，平时也是开会。后来邓小平提出来保证六分之五，就是六天工作日至少有五天是搞业务的，一天是搞政治运动，这在其他国家来讲也是很不可思议，哪有非要一定挪一天出来搞运动。文革以后，大家思想开始活动起来，这一天的政治学习并不能达到上面要求的效果，反而是大家发牢骚，传播小道消息，并没有像要求的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或中央文件、统一思想等等，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样只是白耽误时间，有些人想做研究的，时间也都耗在那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夫妻俩口都工作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决定星期六下午自己回去自习，这也是我的一项改革。我当时的想法是，有些研究人员可以利用星期六下午洗洗衣服、买菜啦、做点家里的事，星期天还可以回所里做点研究。真的想干活的人还是有，不像现在，周末没有什么人工作，所以我们这样反而有利于工作，星期六下午虽然说回家自习，有的人也是回到所里搞业务。这几项改革，当时中关村其他研究所的人也纷纷到所里来取经，有的也打算要这么做，但这是比较大胆的侵犯了政治工作。后来杨振宁才会认为是因为这样才提升到科大当校长，实际上并不是。当时海外的科学家也很关心大陆内部事务，尤其是物理界的就会关心物理所，听到这样的事也很高兴，他们当然赞成这样改革。现在来看，效果很好，物理所的工作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研究室这一级取消了以后，党支部的作用就削弱了，我们无权取消党支部，所以还是若干研究所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党支部，但是业务都是归组长管，支部也没什么事，原本研究室的室主任也是在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干脆把室主任取消了。这件事在当时来讲是有争论的，院工作组是支持我们的。周光召原来是在二机部，调到科学院，二机部原来的副所长是钱三强，正部长是一个老干部宋任穷，周光召是钱三强的嫡系。二机部是制造原子弹的，他在二机部的九院，真正原子弹之父是彭桓武，主持工作的是邓稼先。钱三强到科学院当副院长，就把他调过来，后来很快他就升任为科学院副院长，而且分管我们所。我第一次跟他发生矛盾的原因是，他召集各个所教育处的处长开会，教育处是管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收研究生的办法是出广告，某某研究院要收几个学生，是用个人的名义受学生。大陆在文革以后恢复研究生制度，文革中间完全停顿了，恢复研究生制度以后，大家都用个人的名义去召集研究生，七十八、七十九届应考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十年左右都没机会进城。十年里陆续毕业，所有优秀人才都集合在这一年里头一起来考，等于是好的里头再选好的，大学招收的学生也是七十八这一届最好，十年储蓄起来自学的人。招研究生就每个人规定考试科目，那年我记得报考我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很少。报考我们那个老所长，虽然他不管事，挂名跟另外一个人联合招生，有三百多人报考，当然也有可能他的名气比较大，最后考完以后，我的二十几人里有十几个人合格，他的三百多人最后却没几个人合格，原因是我要考量子力学或统计物理，他规定了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是一二年级的课，所以学生看他的科目容易，就统统报名到他那里，而真正敢报名我的人，都是比较厉害的。最后我不能收那么多，虽然有十几个人合格，但是我只能收两个或三个，其他合格的就再转给他人。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叫周大伟，他是蒯(kuai3)大富的哼哈二将，蒯大富就是红卫兵四大领袖之一，他报名考我的研究生，考试以后他没有被录取，我录取的人也无法全收，譬如我只收三个人，剩下的也转给别人，有的人是抢研究生，他招不到研究生，当时磁学研究所有一个人想要周大伟，但是他考试成绩不合标准，因为判题是他们自己的人判的，他们就说他们判错了，所以就把成绩改了，变成合格。后来我想肯定是有问题，我一气就说，既然合格，那我就要了，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蒯大富的左右手，后来，这个人也出国了，要出国当然得我同意才行，我还是同意了。那时审查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分成三种人，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继承那是搞政治运动时的做法，虽然邓小平已经出来，比较好得多。就是要清理文革时四人帮的走狗，像蒯大富者这样的人，因此就分成三种都是有问题的人，周大伟就是属于这三种人之一，应当要挨整，但是他已经到美国，现在也一直没回去。当时政工人员就来找我，说我怎么把他放走了，是我同意的，党政干部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整我。我就说，我是他的业务指导的导师，政治审查是你们审查的，是你们有问题没有审查出来，怎么能怪到我这来，后来就不了了之。 Page 286 ·周光召 各个研究所有一个教育处，就是管研究生的，周光召就召集三十几个研究所的教育处人员开会，因为当时对我们的改革议论很大，他是副院长，在上午开会时他有个讲话，就认为物理所这样搞法可能有问题，打了很大的问号。但科学院工作组已经表示支持，工作组也是院里派来的。他讲以后，三十几个研究所的教育处人员，原本大家对物理所的做法本来就已经有争议，一听他这样讲大家都有不同意见，中午休息时就要求把讲话录音，回去口头传达，传达错了，那影响很大。后来他不敢录音了，但是人家要求回去传达，不是转述，要你的原话。结果他把这段话抹掉了，再让大家录音。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那个教育处长，回来就跟我讲，然后也传到下面去了，下面的人本来就有一些反弹，听到院领导好像也表示反对，我就受到更大压力。后来我就去找周光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说第一个你应该先跟工作组商量一下，因为院里派来的工作组支持我们这样做。第二，你当然有权认为这样做不对，但是我跟计算所都是所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你应该先找找我来谈，你不应该先到底下教育处长来谈，等于是发动底下、中间的人来攻我们，那就是文革的做法，人家说文革是“爷爷领着孙子闹革命”，譬如说赵紫阳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如果上面的人认为他有问题，就把赵紫阳找来撤他的职才是，你也不跟他讲，反而在底下发动红卫兵，让红卫兵造反，然后慢慢把他打下去，揪来揪去，有的不知道的还保他，形成两派，为什么要这样搞。我是共产党党员你是国民党领导，我才在底下闹革命，然而你是自己的人领导，中间的人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发动底下的人去闹革命呢？这等于是江青的搞法。另外计算所的所长也对他（周光召）有意见，不是这件事，是另外的事。他有个很大的功夫是遇事他不表态，他不讲话，也不说你对还是不对，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非常喜欢向万里、方毅这样的干部，以后我再讲万里的事。方毅譬如说，我当了裤子也要把科大加速器搞上去，这样讲话讲错的话人家能抓得住，他敢表态，像他到西德去当场就答应洪堡基金会。周光召就是不表态，我们也没有办法。后来我下台的原因，从内部来讲，实际上就是周光召，这只是第一次和他打交道的过程。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郭沫若，创办的时候，还有一首校歌是他写的歌词，现在学校还有他的铜像。郭沫若主要是文学家，但研究过甲骨文，也可以说是科学家，第一任的科学院院长兼科技大学校长，他还是人大常委的副委员长。 Page 288 李：当初怎么会找他来当科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文人。 管：他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也算是科学，就是研究考古，后来方毅也当了科学院院长，那更不是科学家。那是大陆外行领导内行已是规律了。文革以后郭沫若去世了，严济慈担任科大第二任校长。严济慈还是科学院主席团主席，也相当于郭沫若的院长，也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年纪很大了，他是法国科学家朗之万的学生，也是法国科学院的海外院士，他每次都跟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卡皮查也是海外院士。如果接待外宾跟他一起的话，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你都不用插话，他全都包了。科技大学成立第一年，讲普通物理的是严济慈和吴有训，他写过普通物理的教科书，他们两个讲普通物理，教室都是满座，而且有很多人旁听。后来严济慈九十多岁了，就需要找一个年轻的来更替，当时听说周光召想要自己去兼任，严济慈反对，说如果要兼任，还不如我兼任。科技大学的前两任校长，说实在的并没有在学校管事，像郭沫若自己的事情忙得很，严济慈年纪很大，也不可能到学校去。但是他们的作用非常大，有什么问题无法解决，他们只要在上头说一句话，或写个条子，就可以打通。所以教育部对这个学校也没有办法，虽然名义上教育部也管我们，但是科学院有很多事情，譬如说，办少年班、五年毕业、或者其他制度跟别人不一样，教育部有的不同意，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Page 289 李：行政上科大属于教育部，也属于科学院？ ·胡乔木、谷羽 管：对，党组织还属于安徽省。依中共中央规定，任何中央党委在地方上都要一元化，所以我们有三个“婆婆”，一个教育部、一个科学院、一个省委，三个都是我们科大的上司。后来找来找去找到我，但是我一直在北京，科大从文革时期就已经搬到合肥去了。科技大学在北京，第一届时，我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我在科大时给高年级生上过半年低温物理，所以我只有半年教书的经验。科大的三年级升到四年级时要选专业，各个研究所要派人去介绍自己的专业，让学生了解，我就负责介绍低温物理，那一届的物理系，低温物理的专业是最好的，那一批学生在科大里确实也是最优秀的。后来我就跟科大没有关系了，因为它搬到合肥那么远，就没法有什么关系。 李：科大搬到合肥是那一年？ 管：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所以可能是六九、七〇年左右的事。科大学生五年毕业，有一年要在研究所做论文，有些人就到我们研究所做论文，有这样的关系，跟学校倒没有直接的关系，文革以后，我因为是在研究所曾经兼任过科大的副系主任，说实在是挂名的，主任就是我们的所长施汝为，那是文革刚结束，我们还到科大去过一次，是李昌带队，把我们这些研究所的人，统统都挂名到科大的系里面，人却都在北京，科大那里当然还有一个副系主任是实际管事的。所以科大的系主任都是了不起的科学家，但是实际上都是假的。万里当时是安徽省省委书记，他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当时安徽下面的干部对他反映很强烈，觉得他这个人霸道不讲理，蛮干，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不错。就像我在物理所也是蛮干，因为你不蛮干不行，吃大锅饭那些人的哲学，你得把他顶住。万里接见我们，跟我们一一握手。他还问我多大年纪，我说五十，他就说“正当年”，意思就是正好可以干活的年纪。他对方励之很了解，因为方励之一直在科技大学。还有温元凯，万里也支持他搞教育改革。温元凯的教育改革，主要是跟外面的产业结合，这一方面是万里比较欣赏、支持，但是何东昌（教育部长）是一直打压、唱反调。后来就任命我去科大，但是安排了五个副校长。副校长就各人分管一些事，另外学校还有党委书记，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有两个副书记。还有党委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集体领导，校长要听党委的决定，重大的事情都是党委讨论决定后，校长去执行，这叫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当时决定我去当校长时，另外五个副校长，都是原来学校的人，五个人在提名当中，两个人是有争议的，一个就是方励之，一个是包忠谋，包忠谋也是西南联大的，也是党员。当时科学院有一部分人同意，但是也有部分人像谷羽（编注：1918-1994，本名李桂英，安徽人）就反对，这个人是胡乔木（编注：1912-1992，本名胡鼎新，江苏人）的老婆，胡乔木原来是毛泽东的秘书，人家说“邓小平拉二胡”，一个是胡耀邦，另一个就是胡乔木，也就是邓小平最得力的两个助手。胡乔木曾经是中宣部副部长，是大百科全书主编，还担任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主任。这个学位评议委员会分若干个组，我是物理组的召集人之一，召集人共有四个人。大陆很多人的名片都写上博士指导教师，这个博导就是要这个委员会最后审查。譬如像安徽省的大学，先送到安徽省审查，再报到国务院，物理方面的，就由我们这个组来审查。胡乔木是头头，我根本没见过他，等于是挂名的。他的老婆也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当时可能有七十岁左右，这个人不学无术。她到科学院的时间很长，在文革以前担任过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但并不懂新技术，是一个完全的党政干部，她很霸道，科学院很多人都拿她没办法，因为她是胡乔木的老婆，所以大家都不敢得罪她。当时胡耀邦已经是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经通知科学院，因为那时提出干部要两个化，一个是专业化，另一个是年轻化，谷羽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一方面年龄早就超过了，另一个方面她根本就没有专业，所以中央组织部曾经告诉科学院党组，能不能动员她退休，叫她自己退下去，比较好看一点。科学院党组没有人敢去跟她讲，怕一讲以后得罪胡乔木。谷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对方励之，也可能是胡乔木反对方励之吧，因为方励之在文革后讲过“马列主义过时了”这样的话。在反右时，本来是预备党员，撤销预备资格，他的夫人本来是正式党员，被开除党籍。他本来是分配在原子能所，后来认为他政治上有问题，转到科技大学去。科技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叫郁文，比较开明愿意要他，所以科技大学收罗了一批学术上相当不错，但是人家认为政治方面不好的。谷羽当时就不同意这两个人，她也不是院党组成员，那是在科学院的身份是顾问，已经不是正式的职务，但是她说话别人不敢不听，所以这是科学院党组就跟我说，没办法。有两种意见，既然由我担任校长，就由我做最后决定，把矛盾推到我这来。当时我是说，这五个人我都不了解，院党组书记就说，那你到合肥去一下吧。当时大家也还不知道我要当科技大学的校长，我就用物理所所长的名义去访问，私下了解了一下。包忠谋是负责同步辐射的，大家对他反映很好，没有理由不让他当副校长。当时谷羽看中一个姓李的，不是科大的人，很会拍马屁，想要把他调进来负责这个事，包忠谋不善于逢迎拍马，所以谷羽就不喜欢他。大家对方励之印象也不错，唯一有顾虑是他是学理论物理的，过去没做过行政工作，怕他没经验，只会纸上功夫，不会管事。后来我也找方励之聊了一下，，觉得好像还可以，所以回去以后，我就决定这两个人都可以，这就得罪了谷羽。 Page 292 李：我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副校长是谁提名的？ 管：是院党组提名，包括校长也是他们提名的。这不像这边还要教授讨论什么，完全是黑箱作业。当然他们也有派人到科技大学去了解。 李：有人以为你是因为物理所进行改革，才被提升为校长，你认为不是，那您担任校长当时是什么原因？ Page 293 第十四讲 ·中国科技大学 (a) 送交者: sssa 2007年4月27日23:39:36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由 sssa 于 2007年4月27日23:02:07: ·中国科技大学 管：因为当时的改革，也没有人认为一定是很好，所以反对我的人就说，我是在物理所搞不下去了，才被弄到那里去，这也不对。因为在物理所也没什么搞不下去，当时反对的主要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都很赞成的。到了科大以后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我去以后，党政干部肯定是不欢迎，最后就拍板定案。那年夏天我到德国的Max Planck固体物理所待了一段时间，有一位教授请我去。然后又去了意大利，就是第三世界的理论研究中心。再去丹麦，参加一个北欧的学术会议，回国以后就去了科大（一九八四年九月）。到科大以后，加速器要开工动土了，这个加速器和北京的高能加速器，都是谷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北京那个还是邓小平亲自挖第一锹。我们合肥这个加速器，也是国家重点项目，要什么东西，经费都是国家保证的，组员由我、安徽省的副省长、科学院合肥分院的院长。可是成立这个小组后，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组长不召集我们也不能开会。那年加速器要动工了，声势很大，譬如严济慈来了，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胡启立也来，省委书记、科学院党组书记。谷羽是领导小组组长，当然也来了。在我去科大前，学校里头原有党委书记叫杨海波，他在文革前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嫡系。后来杨海波就升任安徽省省委副书记，不再兼学校的事，学校没有书记，就让我代理书记。在我整个任期中间，始终没有派书记来。 李：那你变成第一把手。 管：我一直是代理书记，不是正式书记。原因是全国有十个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科大，校长跟党委书记是要中央组织部任命，中央组织部一直没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所以就一直悬在那里。像我的担任校长，是赵紫阳的任命状，任期是五年，我没到五年就下去了。谷羽要来以前，我们另外两个副书记，就跟我讲，说她以前来过，架子很大，你必须要到火车站去接她，不然她会有意见。我当时就把这副书记批评了一下，我说她是延安的老干部，是老八路的作风，那有像你这样要讲排场，而且中央那时刚好发表一份文件，就说邓小平不管过路到哪一省都不要你去接，所以我说连邓小平都不要人接，为什么谷羽就要人接。我这个人比较天真，就像我到苏联人家跟我说苏联有小偷，我还批评他们。正好那天临时又有事，就没去接，谷羽到了以后，我们有人接待她，把她送到稻香楼，合肥市最好的宾馆。谷羽就发牢骚说你们这个新的校长，架子真大，意思就是没去接她。我也没怎么注意，只觉得这个人不大对头，不过也没理她。 我现在插另一段，说明当时省委的水平真的是非常低，安徽省当时的第一书记叫李贵鲜，他是留苏的，是大学毕业生，没有念研究所，后来在东北工作是跟李鹏很好，所以李鹏上去以后，就把他提拔到安徽省第一书记，实际上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次，因为他领导我们，水平很低的。后来六四前后升任为中央人民银行行长，更荒谬了，确实搞得很不好，已经下台了。我去科大后想改善一下知识分子的待遇，觉得学校有一个总机，我就想给副教授以上的教授家里都装一个分机，这样互相联系都方便一点。装了以后门数变多，总机也要稍微扩大一点，改装了以后，第一天通话，打出去电话没问题，外面却都打不进来了。我就问副书记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必须要出面请客，请电话局的领导、处长等，这样才能打通，就是这样的风气。后来我说这样怎么行，如果是别的机关还可以，我们是教育机关，校长每天还要跟学生讲马列主义，怎么反而自己请客送礼来解决问题，以后怎么讲呢？所以不能这么做，不这么做电话又不通。后来省委要找我们开会，打电话通知我们打不通，省委只好派了一个人来批评我们，说我们值班的人怎么都不接电话，我正好逮到机会告一状。我说因为是第一天新总机运作，连不该值班的人都去了，不通的原因是没有请客，可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不能请客，如果因为这样请客，以后怎么教育学生，不能讲假话。他们没办法就回去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但那个书记，就跟我们的人讲说，看来你们新来的校长不会办事，办不了大事，专门在小事上计较，请一下客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年轻入党时的理想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在学术机关工作，不知道地方基层全都在搞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后来回到北京，洪朝生就问我去合肥有什么感觉。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他（并不是党员）就说哪有这样的省委书记，应该开除党籍。后来这个书记没被开除党籍，反倒是方励之被省委开除党籍了。 Page 295 我这个人有一个职业病，因为长期跟年轻人打交道，自己当过学生，大学又念了七所大学才毕业，后来在研究所也一直收学生，所以有一个“职业病”——特别袒护学生。因此对天安门事件那样对待学生，很不能接受。在科大时，因为科大根据国家规定，在淮河以南冬天不能安暖气，但是冬天实际上很冷，手都伸不出来。后来我们学校自己筹了一部分钱，可以安暖气了，我当时就决定先给学生宿舍装暖气。老师家里都还没有（暖气），所以有的老师就很有意见，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很穷，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好东西，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这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就用这个办法来说服他们。我当时到科大时，学校给我安排了五间一套房，我很快就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空在那边没有用，就改成一个里外两间的套房。学校在我去那段时间争取到很多经费，因为校长的责任也就是这样，捞了很多重点项目，包括同步辐射加速器，也开始盖了很多新校舍，现在叫西区。原来科大从北京搬到合肥时，是把原来的安徽师范学院撵走，把师院的房子占了，师院就搬到芜湖去了。原本师院的规模并不大，我去了以后就开始扩大校区，离原校区有段距离的地方，叫西区，重新买了地，争取很多经费，盖新校舍。当时我们确定一个方针，就是行政大楼包括校长办公室，因陋就简，不要重盖。先建学校的教学、实验室或学生、老师宿舍，行政楼就保持原来简陋的作风。现在不是，我去年去的时候，已经盖了一个很大的行政楼。 Page 296 李：那时有多少学生、教职员呢？ 管：学生大概是四千人左右，研究生占一千多，研究生的比例相当高。教职员大概有四五百人。 李：这比现在的清华（编注：新竹清华大学）稍微小一点。 管：对。现在台湾很多人都有私人轿车，那是大陆根本没有私人车，学校里当然会有公用车，车子始终是上海的国产车，省委啦，其他地方官僚是开进口车，起码是日本车。不过那时候的车进口税很重，一辆车相当于一栋小洋房的价钱，所以街上跑的车，就像一栋小洋楼在街上跑，老百姓看了很眼红的。可是另一方面，合肥的小学、中学校舍，有的连玻璃都没有，合肥虽然不像北方北京那么冷，可是冬天也差不多，可能冷的时间短一点，夏天也非常热，冬天又非常冷。所以中小学教师，冬天的时候手指头都伸不出来，冻得没法写黑板。可是省委书记却开着那么高级的小轿车，住的条件又非常优越。我当时有一条罪名是“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一个讲政治课的人，怎么能把现实讲得天花乱坠，让学生觉得你很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万能的，不是说你实际上贪污、乱七八糟，再讲得天花乱坠，人家就会觉得你好，所以应该是要配合，实事求是的讲。 Page 297 学校里头我们办了五个食堂，科大食堂办得好是有名的。这五个食堂有竞争，通用饭票，五个食堂学生任意选择，因为大陆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招标外面的厂商进来办，大陆是学校自己办，所有的事情学校通包，学校等于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当然效率会不高。我们用这个办法，哪个食堂办的好人就多，不好的自然被淘汰，这样就有竞争，食堂办得好就会比较好，连外面来出差的人都称赞。我们自己也在食堂吃饭，本来学校有安排小灶给我们校长、副校长、书记，我们就只用来接待外宾，平常也在食堂跟学生一起吃。司机对我的反映是，觉得我不像一个校长，像生产大队的队长，就是没有架子。所以谷羽这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大架子，还要人家去接，不过这个人实在是瞎胡闹，她因此对科技大学有意见，也对包忠谋管同步辐射的人意见很大。越是这样我们越想去了解，因为包忠谋这个人，底下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认为他带头干活，而且又专业。但是人家认为他这种人是“旧人员”，在中共那时始终对国外回来的人或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人，总有看法觉得是旧人员，像我这种人没问题，虽然我的出身也不好，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也不揪我的底细。所以我到那地方倒是有个好处，我两边的人都能镇得住，一边是教授，一看就知道我是学物理的人，另一方面党政干部也拿我没办法，因为我的资历不会比他们低。当然更老的干部，想原来物理所的书记，资历当然比我深，但是一般像我们学校，下面的复员军人，他们肯定都比不上我，所以我两边都能压得住。但是通常领导都希望下面有一定的矛盾，然后他在中间才能压得住。譬如说邓小平，为什么他改革开放用胡耀邦、赵紫阳，但另外彭真、胡乔木、陈云这些人他也要保留着，他保留的意义是，这样他在上面两边都驾驭得住。如果把那些人都去掉，剩下胡耀邦、赵紫阳或年轻的，他未必比他们更能干，但是胡耀邦、赵紫阳去管陈云肯定管不了，非得要像邓小平这样的老资格的才管得住。所以我其实在共产党这么多年，我并不是不懂，要像保住官的话，我有的是办法。当然我是有点天真，因为很长时间，我总觉得共产党是讲理的，这就是我最天真的地方。所以在学校里头，这两派一直是彼长此消，互相在权力斗争。在我还没去以前，严济慈是校长，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出面，不管事，学校的书记是杨海波，杨海波这个人也是不管事，是个老好人。当时有人反映，有人晚上去他家里找他，他也接待。大陆领导真的不一样，白天黑夜都有人找你，我刚才讲当物理组的召集人，就好多人找，就是要说下面怎么不公平这些事，这种事找到家里来的人多得不得了。晚上人家找杨海波，他也不得不接待，但是他一面看电视，一面听你说，人家就认为他是官僚主义，态度不热情。那时下面有几个副校长，其中有两个是老科学家，一个叫钱临照，另一个是杨承宗，他是留法的，另外有两个老干部副校长（我当校长时老干部副校长都没有，都是学术方面的），一位姓马，一位姓卢，这两个人是死对头。老干部跟搞学术的两方又争权夺利，杨海波不太管事，所以整个领导班子处于瘫痪状态，我去了以后就完全换掉了。 Page 299 李：是您去以后才把他们换掉，还是之前就换掉的？ ·同步辐射加速器 管：我去之后才换下来。我去以前，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被换下去，所以其中有些人知道我要去当校长，还到北京来找过我，都是互相在攻击对方，希望我去以后会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后来决定把他们全部都免掉。我上任以后他们就都免掉，换上来五个新的人，但是他们仍在学校里头。一般来讲，新校长上任应该会找旧校长、老干部请益，我一个也没找，因为找他们一问，他们就会讲一些事情，另外一派人反对的，你不按照他们建议的做，他们对你就有意见，自然就卷入那是非里。所以我采取的方针根本不理他们，新的班子自己来搞。 谷羽她想把我们的同步辐射加速器砍掉，她带了章综（也是学物理的），与几个人到西德参观柏林跟汉堡的同步辐射加速器，回来以后就写了一个报告，认为科技大学的同步辐射没有必要再建了，高能所有一个就够了。正好那一年，国家一百五十项建设财力不够，发了一个文希望能砍掉一些，一般很多单位都是不希望被砍掉，还去力争的，科学院自己的提出来说要砍掉，那计委当然很高兴。我们也不知道她要砍掉，因为她在北京直接写报告党组转中央，说不要做了，要砍掉。要砍掉的话，按理来说我们领导小组应该要开会，但是她始终没有召开会议。她就写报告让院党组成员传阅，因为不能每天都开会，院党组的人都不敢不同意，只有卢嘉锡院长去意大利访问不在，还等他回国后签字就定案报上去，这是我们同步辐射派了两个人到科学院找谷羽签字，我们要买仪器需要外汇。这两个人找到谷羽以后，她就大发牢骚，你们这个同步辐射根本就不应该做，之前已经浪费很多人民币就算了，现在怎么又要花这么多美金，她忽然说她以后不管了，你们以后有管校长管。我听后大吃一惊。那时同步辐射还提出一个口号是政治任务，因为大陆强调政治任务，就是和台湾比赛，我们见同步辐射里面有几个专业人员很厉害，斯坦福都想用几千美金的薪水挖他们过去，他们都很想去，因为薪水跟大陆比那简直是不得了，我们就用政治任务硬是把他们压住，不让他们去。现在说下马，他们当然就要走了。为了建这个加速器已经作了十二年预先研究，还在北京开过一个四百人学者论证会，王淦昌主持的。这个会议方毅、计委主任、胡启立、严济慈都出席了，论证的结论是方毅说他当了裤子也要把加速器盖起来，这么严肃的论证，当时我是物理所组长以“用户”的身份也出席了这个会，怎么能这么随便说砍就砍呢。这两个人一听愣住了，我们那边热火朝天努力地做，你怎么说不做就不做，而且谷羽发牢骚说她领导小组组长不干了，你们有什么事不要再来找我，你们有管校长管。我们科学院机关秘书室，也有我们科大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工作，看到这个下马文件，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一听这不得了，也没开会怎么就说要下马，我当时非常生气，就赶回北京，要跟院里讨论这件事。我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打电话给党组书记严东升，他当时正在开会，我说不管，开会也要出来接这个电话，他的秘书以前当过我的秘书，就请严东升出来接电话，我把严东升大骂一顿，批评他太没原则，随随便便就签字，也没告诉我们，我们还在那热火地搞，究竟是什么道理。他当然没什么道理，电话讲了有半个多小时，后来他的秘书跟我讲，他说他长这么大年纪还没有人这样教训过他。我就一个一个找那些党组成员，他们都不敢得罪谷羽，我一想这事情不对头，再等卢嘉锡回来一签字就完蛋了。上面本来就希望能砍一些预算，人家都赖着不肯砍，你现在愿意砍，当然很容易就批了。我就想要找方毅，因为方毅当时说他就算裤子当了也要把加速器做起来。那是方毅刚好腿骨折没上班，在家里，我就跟他秘书讲，我有非常要紧的事，非得见他不可。后来方毅同意在他家里见我。他住在中南海里头，我原先不知道。到他家里去我就把这事情一说，我本来想提醒他当时讲过的话，当时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说如果国家真的没有钱了，我们宁可挪用学校其他方面的经费，省一点，也要把加速器搞上去。方毅当时是科学方面最高决策（科委主任）也是政治局委员，他说加速器绝对不能下马，很明确。而且他还说胡乔木这些人，专门给人家打棍子，蒋南翔、何东昌是花岗石脑袋，怎么办教育，这样我就安心了，这件事刹住了。后来卢嘉锡回国，我也去找他，他说，就算你没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他跟方毅两人是表兄弟，可能方毅跟他已经说过了，所以他也不会同意，就这样把这件事挡住了。 Page 302 后来李政道想在Brookhaven开一个三家同步辐射的学术会议，就是台湾的同步辐射、北京的高能所一机两用、还有我们，他是好意想拉近两岸的关系，但是在台湾开也不对，在大陆开也不是，所以在美国开这一个会，确实也成功了。除了这三家，另外也请了美国的同步辐射方面的人，一起参加这个会。这个会议决定大陆去二十五个人，台湾我不知道去几个人。二十五个人是高能所去十五个，科技大学十个。十个人里面，因为我们加速器的分支很多，如果每个分支派一个，有点不够，结果科学院还把这二十五个名额抽走十个，按比例科技大学就只能去六个了，科学院的十个是谁去呢？就是谷羽，还有谷羽的秘书、张百发（北京市副市长）、周光召这些人去了。觉得很奇怪，学术会议这些人去做什么，下面当然意见很大，趁公费旅游，花国家的钱。后来我们这边加速器的人就说，既然这样，反正六个名额也不够分，就让我也去，虽然我不是搞加速器的。而且谷羽去了，如果她在会议上乱讲又把我们砍掉了，为了保险起见，就帮我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但是我坚决拒绝去，就浪费了一个名额。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管这个的，但是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去做什么，这毕竟是学术会议。开会的时候，像谷羽他们这些当然就打瞌睡，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后来参观的时候，她也打瞌睡，美国方面解说的人就不太高兴，就问旁边的人说这个科学家是谁，旁边的美国人了解情况，就说他是邓小平朋友的夫人。另外张百发到芝加哥参观费米实验室，有三天时间参观，他当然没有这个耐心，他就要到跳蚤市场买东西，当时学生怕这样影响不好，就跟他说看他要买什么去帮他买，学生想维护国家的面子。但是跳蚤市场也无法事先说要买什么东西，总之是个大笑话。回来以后闲聊时，我就跟方励之讲这个事，方励之有一次在北大演讲时，学生很支持很欢迎，希望向学校借大礼堂，但是学校不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不借给学生，就在一间比较大的教室，挤满了人。他去讲了很多东西，他讲的话都是别人心里的话，只是没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下讲。譬如他讲知识分子的待遇，横着比、竖着比都是最的，横着跟理发的比也比不过，竖着比跟刚解放时，国民党留下的老科学家，都是三百块人民币，现在的一级教授连三百块都没有，而且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学生当然都鼓掌，顺便他就讲了张百发这件事，还说像张百发这样的人，在国外早就下台了，他其实也是随便讲。过不久以后，谷羽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得了了，你们那个方励之大骂张百发，把张百发得罪了。张百发如果生气不干的话，北京市的高能加速器就要完蛋了。你赶紧叫方励之向张百发道歉。我一听，第一，方励之讲的话是我告诉他的，第二，这也是事实。我当时就顶回去，我说，张百发不可能不干，邓小平有没有骂他，是方励之骂他，那是方励之的事，如果他这样不干的话，对邓小平不忠，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也没告诉方励之，他始终不知道这件事。 Page 303 对同步辐射这件事，我意见很大，虽然已经被我挡回去，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气，实在是太欺负人，而且毫无道理。这是一九八五或八六年的事。后来我跟方励之有一次到北京找周光召，因为周光召当时是副院长，是分管科大的。我就顺便给他提了意见，因为那时中共中央正好要整党，还组织了一个“中共中央整党委员会”，主任是薄一波。每个单位都要整党，科技大学也是，我们把它应付过去了，以前每次整党都很厉害，都是要整人。我跟周光召讲，现在正在整党，我向你汇报一件事，党的纪律非常重要，不要只整下面的小萝卜头，有个老干部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是谷羽。你们不是任命她为我们加速器领导小组组长，她自己说不干了，这是违反党的纪律。我跟方励之一起去找他，不过这件事是我讲的，方励之倒是没讲什么。周光召这个人就是这样，当时正好内部胡乔木他们要提名他为中央委员，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怎么能得罪谷羽，所以他就不表态，只说他会调查了解一下，我们也不能要求他立刻表态，因为不能只听我们的片面之词，虽然他是知道这件事。后来他就找教育局长何龙（这个人原来也是哈工大的），叫他去调查，但是何龙千万不能说是他要调查的，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可是我还是不服气，科学院每年终都要开一次全院的工作总结会议，像科技大学还有各所的所长、书记都要参加，一百多人开会，分成十二个组，我是教育组组长，然后大家提建议，最后再开大会，组长汇集意见以后，在大会上发言。我在小组里没有讲，在大会报告时，除了汇总我们组里的意见，就把谷羽的问题给端出来了，除了把谷羽的事情讲一遍，还说我们已经跟副院长汇报过，但是不了了之。谷羽也在现场，但是她也没办法。散会以后，其他的组长就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批评是真刀真枪，我们的发言都是不疼不痒的，领导人能接受。所以后来我为什么会下台，我在合肥有个亲戚问我，我下台之前心里有没有事先准备。我说一方面我没有事先准备，因为我并没有犯错，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把领导都得罪了，他们当然有可能借机把我搞下去。周光召支持把我们的同步辐射砍掉，他还有一句名言，“你从二层楼跳下去，总比从四层楼跳下去好”，意思就是同步辐射虽然已经盖了一段，现在下马会有一点损失，但是如果继续往前做再下马，那损失就更大，所以他支持谷羽把我们砍掉，当然最后没成功。后来我在美国时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说科技大学同步辐射建成了，是国家的大事。学校同仁也给我发了贺电。 （第十三讲完） 第十四讲 中国科技大学（I） ·科大民主改革 ·方励之 ·李淑娴 ·何东昌 ·校长负责制 ·万里 ·学生上街 Page 308 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五日，第十四次请管教授录音，管教授，情。 ·中国科大民主改革 关：今天继续介绍一下关于科大民主改革的事情。我到科大以前，原来的领导班子内部有两大矛盾：一是两个老干部彼此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老干部和老科学家之间的矛盾。校长严济慈基本上不在学校，所以由党委书记负责，但是党委书记不太管事，因此整个学校在我去以前，领导是处于半瘫痪状态。我去后完全换了新人，摆脱原先就领导班子的矛盾和包袱，这是我们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也决心不去请教他们。他们对我们也许有些不满，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原先的领导岗位了。我去科大以后，争取了相当多经费，一是扩大新校区，中央当时拨出七亿多经费补助几所重点学校，我们争取到一亿多，这样科大的校园面积至少扩大一倍。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地，而且同步辐射就盖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些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之类的。在学校进行的民主改革，第一是废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校长负责制。这对科大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代理书记，假如有另一位书记只能监督保证，被夺权了，恐怕会有反弹。 李：您上回讲过是有几个学校试点这样实行。 管：教育部规定了两个学校试点，我们是自作主张参加试点。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工厂要逐渐改为厂长负责制，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我们这个决定报到科学院、安徽省、教育部，安徽省委和科学院都明文统一了，但是教育部何东昌不同意，不过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Page 309 ·方励之 第二件事，我自己任命方励之是第一副校长，原先他们几个副校长都是并立的，各人分管一部分，校长才能协调管理副校长，副校长彼此之间不能管的。第一副校长的涵义就是可以代理校长来协调管理副校长，等于是培养接班人。原因是我到科大后，我发现方励之这个人，原先人家担心他有没有行政能力，我觉得他处理事情非常有条理，最重要是他很公正、客观，所以一般下面的人比较拥护。我到科大是外来的，方励之在那儿十多年了，对学校的事务、教师都比我熟悉得多，我如果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的话，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事。举例来说，大陆的领导，尤其是基层领导非常辛苦的，任何群众都可以到你家里来找你，常常因为搞运动都是有矛盾，所以告状的很多，尤其是调整工资，提升研究员，这时领导家里便乱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会来找。因为有名额限制，似乎上头故意制造群众矛盾，群众斗群众，所以每当有调整工资这事，告状的、纠纷的非常多。可是方励之处理以后相当平稳，当然还是有人找，可是比起其他单位或以前情况要好很多，原因是他比较公正。从这件事我判断，他不只有行政能力，而且处事公正，纠纷矛盾比较少，因此我就充分让他来处理这事。 李：您认得方励之是什么时候？ 管：以前知道有这个人，不过不太认识，而且在外面那对他的评论，因为知识分子互相嫉妒，听到都是负面的比较多，除了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我接触以后发现并没有，而且他没有政治野心。因为如果他有政治野心，我首先应该能感觉得到，因为他应该会想取代我这个校长，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他对我还是很尊重的，我对他当然是很信任，放手让他去做的。他包括到学生里头讲一些东西，譬如说他反对赵紫阳，并不是他想做总理，取而代之，他只是知识分子讲心里的话。我觉得他当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确实比我们这些人看得清楚。因为我们多年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没有接触其他东西，就习惯成自然。譬如，我们都跟学生讲，你们都是党、国家培养的，你们毕业以后，一定要报效党国。方励之就说，根本不是这样，是纳税人出的钱给政府，政府有义务要办教育，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所以不是党、国家培养了老百姓，而是老百姓养活了政府。这种观念一讲出来，觉得也对，但是如果没人讲，认为之前讲的也对。另外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标兵叫雷锋，大家学雷锋。雷锋的好处是做好事不张扬，很多事迹都是他死后才发现，所以说学雷锋时，他已经死了，雷锋活着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有雷锋这个人。这件事使我想起来，中共曾受到一个教训，当年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培养一个全国有名的劳动英雄，是陕北的农民叫吴满有。抗战时期还没有土改，二五减租，他劳动非常好，所以创造很多财富，延安是很穷的，地方贫瘠，生活困难。毛泽东培养吴满有这样一个全国的英雄，有很多首歌歌颂吴满有的，我们当时也唱过，毛泽东亲自跟他谈话，有很多次访问，是全国有名的劳动英雄。但是后来在内战时期，延安失守，吴满有被俘虏了，因为他后来参军，更加突出英雄，国民党就让他广播大骂共产党，变成叛徒。所以后来共产党表扬的人，都是死了以后才表扬，因为这样才无法叛变。所以雷锋死后毛主席、总理都表演过他，全国都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其中雷锋有一个特点是，他要做一个螺丝钉，在大机器里，不求名位，无声无息的。这样听起来也对，总不能说自己想要当总理，但是方励之说，大家都当螺丝钉的话都是让别人来统治你，你让老百姓都是螺丝钉，就安于本分，任人摆布。像这些问题，如果习惯用那套系统去想，就觉得是对的。可是方励之这样一讲，就觉得有问题，他讲的才是对的。所以方励之确实表现某种程度的先进性，在外面这些很容易看出来有问题，可是在共产党国家里头的人，就很不容易看出来，多少年习惯了那一套教育，他却能超脱看得见问题。他说什么叫知识分子，不是说有学问、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而是要有独立“意识”，要有能自己独立的思考的能力，在我们科研工作上也应这样，他在政治上就强调这一点。他在学生当中的威信相当高。另外他有勇气，有些人也许看到这些问题，但是不敢讲，方励之有这个勇气敢公开去讲，这一点也很不容易。 第十四讲 ·中国科技大学 (b) 送交者: sssa 2007年4月27日23:40:31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由 sssa 于 2007年4月27日23:02:07: Page 211 李：那他的太太李淑娴当时采取什么的态度？ ·李淑娴 管：李淑娴比他还厉害，所有的观念都比他还要前进一步。但是我跟他接触不多，她在北大，担任副教授。当初在他们的学生时代，李淑娴是党员，他跟李淑娴比较好以后，李淑娴帮助他成为预备党员。反右时，李淑娴打成右派，正式被开除党籍。方励之取消预备资格。为什么说他没有野心呢？六四后一年他出国以后，许多民运人士希望他当头，他也没有同意。原因是，在国外喊打倒共产党非常安全，但是在海外讲话，已经没有启蒙的意义了。在国内讲话需要勇气，在国外，随便讲都没有关系。另外，他说如果没有真正的先进性，没有本领，如何去带领民运。这个人是透明的，所谓透明是指你对他不需有任何戒心，这个人不会讲假话，跟他讨论问题可以直截了当，我也曾经直接批评过他，他也无所谓很坦然，不记仇、不记恨。因为我跟他的关系，等于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通常第一把手对第二把手都是戒慎恐惧，我们之间就没有这个问题。譬如说，后来有三位省委领导批评他找他谈，一般的人被批评以后都不高兴，他回来很高兴，也不认为那三个人不好，但是他也没接受批评。他的态度是，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我尊重你，我也向你表达我的观点，对人我没有意见。这就是一种民主的精神，这很不容易的，常常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意见时，也会记仇，不看意见本身，也不坦然地去面对意见。他有一句话是“你对不一定我错”，你我都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对的，你对我一定错那就是敌我不能调和，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东西很厉害。实际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多元化的，你对可能我也对，就等于我们物理学里头，你说它是粒子也对，说它是波也对，也不能说是粒子就全盘否定波。同样在政治上也应多元化，不见得是你对我就错。我们在科大公然提出一个“兼容并蓄，民主办学”，这是我提出来的。这句话其实是当年蔡元培办北大时提出的口号。可是当时蔡元培是进步的，因为当时保守派势力占上风，在学校里头，后来为了吸收一些人进学校，才提出“兼容并蓄”。何东昌后来有一篇社论，中国教育报，就批评我这个观点。当时蔡元培提出兼容并蓄，是为了把进步的势力引进北大，你现在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弄到学校里头，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唯我独尊的，你要打破这个东西你就是反动分子。 李：何东昌这个人是怎样的背景？ ·何东昌 管：他是在清华解放以前，航空系的学生，清华解放的时候刚好毕业。他是地下党员，而且清华比北京城早解放一个月，这个时期他就出来公开，学校成立党委，他就是党委书记，我进清华念一年级时，他已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清华当时的校长梅贻琦到美国去了，他的夫人还在北京，中共那时为了争取梅贻琦，因为统战的关系，就把校长缺空下来，成立一个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叶企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是这样空着，一直到很后来觉得梅贻琦不可能回去，甚至到了台湾，才任命蒋南翔为校长，蒋南翔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了，也是清华的学生，他一来以后就是校长兼党委书记，何东昌一直在清华担任副书记。我在东北时就跟蒋南翔有接触，蒋南翔在哈尔滨时，那时叫毛泽东青年团，蒋是哈尔滨市团的书记，共产党原来在早期有共青团，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就没有了，好像出了什么毛病，把共青团的一些人吸收入党，年龄不够的就成为预备党员。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团结青年人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就成了民主青年联盟，我还是辽宁省民主青年联盟的负责人，所以开会时有过接触，但是接触并不是很多。后来他到清华时，我已经离开清华到北大，后来留苏去了。方毅说蒋南翔和何东昌都是花岗石脑袋。北京的清华是国内最左的一所大学，学校的老师在外国拿到钱，回去以后就要缴上去，清华执行最彻底，像北大、科学院都没有。另外这个学校的政治工作做得最彻底，每个班里头都有一个政治辅导员，都是高年级毕业的学生留下来，本身原来是学生，毕业以后觉得这个人政治上最好、最可靠，就留在学校里头做一个政治辅导员，专门管一个班，到现在可能还有。后来提倡很多学校都有，科技大学本来也有，我们去了以后就把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人家也不太愿意做，因为以后没什么出路。另外何东昌规定，本来就有一套马列主义的课程，他又规定一门课讲道德，也是政治课。除了原本的政治课以外又加了这个课，我们到科大以后也取消了。这些他当然都很不满意，但是我们是科学院办的学校，在他那里也只是备案，对他就不太买账。 Page 314 李：何东昌那时就是教育部长？ 管：有一段时期他是教育部长，我们去的时候他是教委副主任，不叫教育部长了。 ·校长负责制 我接着讲科大的教育改革，我们取消了教育部的一些规定，更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自己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实际上对学校的领导阶层来讲并没有太大关系，本来就是我一个人，左手换右手而已。但是对每个系，原来每个系是党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负责制，我们把它改成系主任负责制，这就有实质意义了。原来每个系都设一个总支书记，这个总支书记是处长级的干部，是领导系主任的，是一个脱产干部，专职作总支书记，他们是党政干部完全不懂业务，有的是大学毕业生留下，原来是政治辅导员再升为总支书记，相反的系主任是由教授兼职的。实际上系里的业务都是由这些书记来处理，因为他们是专职的脱产干部（脱产即脱离生产，专门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不做其他业务方面的工作），他们是领导，但又不是真正的权威，因为没有业务，做领导只是空架子，人家不佩服你，所以这些人就喜欢搞运动。这些人如果占那个位子白吃饭也就算了，实际上还要兴风作浪，所以我们去以后搞系主任负责制，把他们的权限削弱了。第二，按照党章，总支书记选了谁就是谁，并不是由上面派一个人指定。原来指定的那个人，如果不当总支书记，他在系里就没事了，没有地位，所以派来这个人，虽然叫做选举，实际上是假的，是由上面指派的，我们就说，你选了教授、实验员都可以，党员都是平等的，按照党章应该是这样，而且苏联、东欧国家都是这样。我们物理所的党委委员李林，他到罗马尼亚去访问那时中共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比较好，邓小平出来，提出要学习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我们有一个物理代表团，去罗马尼亚的物理所访问，访问完以后李林就提出我是党委委员，希望能见他们的党委书记交换党的工作经验，就把他领到实验室见一位实验员，就是党委书记，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且我在苏联物理问题研究所，有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完全听卡皮查的，卡皮查比他权威多了，并没有党委书记领导的问题，只有中共才是这样。因为中共是政治挂帅、突出政治，非常厉害，政治凌驾在一切之上。我们提出来选了谁就是谁，这个非常要害。第三条是，不设专职的党政干部。譬如说你是实验员选了担任党支部书记，但是你还是做实验员的工作，只是同时做总支部书记的工作，也就是不脱产。这一来以后，这一部分人意见很大，但是教授非常高兴。这两套人马，党政系统和业务系统之间，假如为了巩固自己领导，最好能保存这两股势力，让他们互相矛盾，你在上面可以凌驾，但是我就是倾向削弱党政方面的势力，所以人家按我罪名我也是罪有应得，削弱党的领导，削弱学校思想工作，这是我以后的两大罪状，说实在也是名副其实。后来说要整党，所谓整党就是搞运动，就是要整人，最后总是有几个人被整得灰溜溜的，我们就把它应付过去了。科大学生提出来，学生是不是可以自己办报纸，我们允许学生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学生一开始很怀疑，觉得真的是这样吗？当时我有一个口头禅，这就是我天真的地方，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邓小平复出以后，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最健康的时期。这是我的口头禅，所以后来方励之也是埋怨我这一点，说上了我的当，以为真的可以随便讲，我当时真的不是引蛇出洞。胡耀邦把当年的右派几乎全部平反了，只留下两三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邓小平自己说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因此他表面说反右还是对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胡耀邦有好几个很生动的例子，找最大的右派，亲自去找他们谈，比较大的右派也一个个平反了。要百分之百平反，那整个反右运动就都不对了，为了保持反右运动不是百分之百不对，而且基本上是对的，只是扩大化了，所以还留了一些，实际上邓小平不满意，觉得胡耀邦执行太过头了。这种历史情况下，是学生有疑虑怕引蛇出洞，就问学校是不是真的，我们告诉他们是真的，而且如果要刻蜡板、铅印，我们可以提供你条件，可以补助经费、纸张，最多的时候出现有五十几种小报，除了极少数有人身攻击，绝大部分我认为还是健康的，尤其是你上面很开明以后，学生反而不会提出非分的要求，有的也只是文艺性的，没有政治目的居多，我们觉得不可怕。中共是没有开放的经验，它叫“一放就乱”，我们觉得不是这样，所以确实在学校出现比较生动的局面。 Page 317 学校成立了教授评等委员会，另外还有学术委员会，专门讨论学校的科研方向，由几个副校长分头担任会议的主席。还成立一个“中老年俱乐部”，主要是教授和职员参加，是一个化学系的教授叫马行孝倡议的。这个教授相当不错，他的儿子在六四时也在合肥参加运动，被抓起来了。“中老年俱乐部”每个月集会一次，大家在一起聚餐或举办文艺活动，在这个俱乐部里没有阶级之分，就算是校长也只是个会员，所以大家可以发表对学校的建言，相当和谐，而且确实有不少很好的建议。因此科大在外面的名声就慢慢提升起来，就认为是民主办学，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五篇文章，每一次报道介绍一部分，然后有一个短评，其中每个报道都有我刚刚讲的这些精神，然后写些方励之讲的话，当时方励之的名气比我要大，就是关于“民主”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八六年，就在我们垮台以前一个月，安徽省科协正好面临第五届改选，要选一个主席，省委先研究谁来当主席，安徽省委决定让我来当主席，就派一个组织部的人来跟我谈。我一心一意想把学校办好，精力不够，怎么还能管理地方的事，我就说，第一安徽省的人并不认识我是谁，另外我也不认识他们，对人事一概不知，所以没有同意担任主席。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下面很多人想让方励之当主席，上头的人控制不了，如果用选举的方式，肯定是方励之当选了，唯一有可能不让方励之当选的方法，就是让我出面，这样才能镇得住，这是他们的企图。第二次又来找我，就说这是党委的决定，不是征求我的意见了，也不能反对，因为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央有一个决定叫“一元化的领导”，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单位部分中央或地方，统统归当地党委一元化领导，所以党委就是我们的上级，他做的决定只能服从了，后来我就当选了。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下令免除我学校职务，这个事情（当选安徽省科协主席）是我下台前一个月，换句话说，安徽省委这时候还不知道我要下台，要是知道我这个人有问题，他当然不会找我，这就说明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免职以后，我就到北京的物理所，中央同时在人民日报都公布把我和方励之调回北京，所以我都不用跟我的同事、朋友联络，大家都知道我的通讯处改了。我虽然调回北京，但是我安徽省科协主席并未取消，中央没有这个命令。后来不久安徽省委给我来了一封信：“根据你本人的要求，我们免除你主席的职务”，我根本没有要求，不过我也不恋栈。 Page 318 ·万里 科大第一次开始上街游行的导火线，是因为选举合肥西城区的人大代表。大陆的制度是，老百姓只能选举区人大代表，区人民代表一起开会再选举县人民代表，或者市人民代表，县（市）人民代表再选举省人民代表，省人民代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代表，是省人民代表选的，并不是老百姓直接选的，所以西城区的人民代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学校里面一般由党委来安排，我们有一个副书记负责这件事，他就按照习惯安排了八个候选人，人家分配给我们就是八个名额。大陆通常是等额选举，八个代表就是八个候选人，换句话说不是候选人很难当选。而这八个候选人学校党委决定了是六个教师、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还是一年级学生，学生看到这份名单以后就认为太不民主了，我们学生那么多，怎么只有两名代表，而且还是一年级的学生，为什么不选高年级。后来学生一闹事，我就调查这件事，人家说为什么选一年级是因为任期四年，如果选高年级的学生很快就毕业走掉了，并不是故意要找一年级的学生。但是学生也解释不通，我们很开明，就取消这原先的八个候选人，让大家重新提名，投票初选。选出来以后，排名最高的八个人，全部都是教职员，连我跟方励之都在里头，因为学生认识的都是教职员，同学之间除了班上同学以外，别人也不一定认识，这样票数怎么可能很多。我们几个人包括我和方励之就主动把名额让出来，后面四个同学就递补上来，学校里面就没有意见了。但是有些学生就认为国家选举都是由党委包办，所以要上街去宣传民主。 上街以前发生一件事很要紧的事，我们自己知道学生要上街了，外面还在宣传科大办得好，还鼓励，人民日报国家的报纸，实际上那个记者很进步，所以他们写得并不一定符合上头的意思，像何东昌就看了很生气，后来就大骂人民日报，说你不表扬清华大学，干嘛表扬科技大学。这时万里去参加宁波大学的开学典礼，是香港的船王包玉刚出一半的钱，国家出一半的钱。万里出席以后，回程路过上海，那时上海市长是江泽民，就把方励之在上海同济大学还有交通大学的演讲录音给了万里，等于是告了一状。讲的内容当然现在看都有问题，后来我下台原因也有人说我是方励之的后台，因为方励之言论集里还有，等于方励之陷害我，他当然不是故意的。学生问他，你这样讲，上面肯定是不满意，对你压力很大，你们学校领导对你看法怎样？他就说，我们学校非常支持我，像管惟炎就把上面要方励之向张百发道歉的要求顶回去了。这些收集上去以后，就统统成为我的罪状。万里本来要直接回北京，他那时是第一名副总理，排名在李鹏前面，赵紫阳是总理，他而且是政治局委员分管教育的。他当时听到告方励之的状，另外温元凯在他当省委书记时，他支持过搞教育改革，主要是生产和社会结合，何东昌也是反对的。他（万里）就打电话给安徽省委书记，说他要到合肥跟科大座谈，他的意思是要帮助一下方励之，觉得方励之讲的言论可能有点出格。所以他在电话里就讲方励之、温元凯一定要在场，因为他主要就是要跟这两个人讲。他是在我们要上街游行前到合肥，他来了以后我们科大党委委员还有一些教授二十几个人，出席座谈会。因为他是中央的领导，省委书记也参加了。安徽有七个高等学校，每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也来了，可见那是以科大为主，只是座谈会。首先万里讲，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你们科大办得很好，我是来学习的，他很谦虚，他是管教育的，说来学习科大民主办学的经验。他说全国有十个学校学生在闹事，但都是小事，有的是伙食问题，有的是因为校长处理事情不公正，都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只是学校内部的纠纷，但是还是不平稳。你们科大放得这么开，还不会闹事，所以他要来学习。实际上我们心里有数可能要闹了，但是他还不知道。因此他要求我上台汇报，因为他的耳朵不好，所以不能在台下发言，坐到主席台他的旁边，凑到他耳朵边汇报。这个汇报我讲了差不多有两小时，首先我跟他讲说人民日报的报道对我们是过奖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得那么好，并没有什么值得领导来学习的经验。也稍微讲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是我主要是讲对领导有意见，他说是对哪位领导有意见，我说对教育部及科学院，就是我的两个顶头上司，安徽省对我们很尊重，他觉得我们是中央机关，只是形式上归他领导，实际上对我们都是平起平坐。我就说教育部的何东昌反对中央六中全会的精神，六中全会要求实行厂长负责制，我们根据这个精神，实行了校长负责制。因为教育部正好有一份文件送到学校来，何东昌在文件中说：两个实行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学校，已经实行一年了，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何东昌在报告里讲，根据这一年多的经验，觉得校长负责制是不对的，他认为校长负责制没有必要，第一是，校长也不是专家，譬如校长是学化学的，他对别的系也是外行，党委书记虽然是外行，校长也一样。这倒是毛泽东之前也说过“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何东昌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第二个理由，现在又不是打仗，集体领导有什么不好，可以集思广益，如果只让校长一个人就拍板定案，那容易犯错。最后结论就是，已经在试点的，那就继续下去，其他的学校就不要搞了。万里就不相信，说：他能这样讲吗？因为这确实是违反中央的决策，中央说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是六中全会的决议。所以我把报告影印本带在身上，马上就给他看，万里说，何东昌这个人是党委书记出身，他怎么可能赞成校长负责制。万里就像方毅那样的人，很直截了当，马上就表态，不是像周光召那样的人，就算你当面很尖锐地批评他也不表态。当时他的随行人员里头，有一位教育部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他就跟那个人讲，据说（这不一定准确）那个人是胡启立的老婆，你回去以后跟何东昌报告，人家对他有意见，我也赞成人家的意见。对我们来讲，这样的领导很窝心。然后他有问科学院有什么意见，我就把谷羽那一套全跟他讲了，他也表示同意。但是他这一次来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收集我的意见，是想纠正方励之。我讲完以后，他就点名叫方励之上去，坐在他旁边汇报、讨论，他就讲了一些话，有点批评方励之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鼓吹民主自由，民主自由不是已经都给你们了吗？这话以后引起外面很多争论，许多社论报道都跟这个有关系，实际上把万里的话传歪曲了。万里是说，你们要求民主自由，国家不是都已经给你们了么吗？现在老百姓都敢讲，老百姓都敢发牢骚说：现在什么物价都涨，就是胡耀邦的个子不长。民主自由了，连总书记都可以批评了。方励之马上接着讲，民主不是上面给我们的，应该是我们下面争取的。这成为后来方励之被民运人士奉为经典的一句话。万里人非常聪明，他马上说，我说上面给你不是我给你的，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这样讲就没有语病。方励之曾经批评过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实行“三宽”，是错的，他认为不是上面要对知识分子“宽”，二是知识分子自己争取到“宽”，换句话说，如果上面不给宽，那不就没有了。万里修改成宪法赋予，那就没有语病了，宪法也是人民集体制定的。这句话引起以后有些民运人士骂万里，包括方励之也是对万里有意见，实际上万里完全是爱护他的意思，而且，方励之本人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提名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后来因为有事情就取消了。我想也是万里、方毅这些人提名的，别人也不敢提方励之，因为他的言论有问题。万里因为原来在合肥他了解方励之，他是安徽省第一书记，方毅是管科学的当然也知道。其他的讲话就不重要了，这是一句关键的话，成为以后的一个议题，经常讨论的。在我们下台以前，我们十一月十二日下台，人民日报大概在十二月十七日的社论，就歪曲了方励之的话，就说“有些人认为民主要用激烈的手段，自下而上地去争取”，他加上一个“激烈的手段”，我在现场根本没听到方励之这样讲。实际上很多人看了都知道是点了方励之的名，虽然社论上没提到名字。我们那个党校的讲话是在这一篇社论以后，后来省委有一个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他也是好意，他跟我说，你怎么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后还敢这样，我当时还觉得这是歪曲，也不晓得会怎么对我们，那是很不明朗。讨论会上还有一个花絮，就是马行孝也参加了这个会，他上去本来也想帮助万里批评方励之，纠正方励之，他就说方励之有一次从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学生问他你有没有跟中央的领导一起照相，方励之说，我才不跟他们照相，每次跟他们照的时候，都是他们一排坐在前面，我们站在后面，很不公平。万里马上说，方励之是科学家怎么没有科学头脑，有几十个人开会照相，总要分前面后面，排成一排怎么照，反正也是有点说笑和批评的意思。温元凯上去，把我表扬了一通，最后的结论是，大学校长至少还要大学毕业。万里说你讲的不对，像你这样讲，那世界上第一个大学谁来当校长。那个会开得非常生动活泼，人民日报和随行记者就说，很可惜这些话不能见报，人民日报的内容都是硬梆梆的几个要点，他们说我们国家不可能有像西方出的那种名记者，因为写出来都是官样文章。这个会开了一整天，中午休息吃饭，吃完饭以后当然也要照相，也是一样前面一排椅子，万里坐中间，后面两三排，等大家都坐好站好，万里才来，方励之这次参加合照了，没有拒绝，而且站在后面。万里一来看到方励之站在后面，就说，这真是进步非常大。这确实给人一种没有压力，很自然感觉。可是这次会议以后，第二天第三天肯定人民日报要见报，很小的一段，写万里到合肥参加座谈会，那个会议上根本没有讨论其他学校的问题，全都是科大，报纸上完全没有提科大，反而把另外一个学校的党委的发言登在上头，跟这个会议完全无关，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有问题了。万里回去以后可能人家也觉得他有问题了，万里其实两头吃蹩，下面民运人士认为他批评方励之不对，上面的人认为是他在煽风点火，因为他走了以后科大就闹起来了。后来六四以后，他的态度跟别的中央领导也不一样，他这个人是不错的，我们跟他有亲自接触，算是中共领导里头比较开明的。李鹏也是副总理在他后面，他在某种意义上争夺教育领导权，我们科大的党委书记已经离开科大，我来代理他，他是安徽省委的副书记提拔到省里去了，他原来是团中央书记，跟胡耀邦李昌这些人差不多。万里就把杨海波调到中央当教委主任，取代何东昌，那个人原来在团中央是胡耀邦系统，思想也比较开放，如果不是他的话，方励之在科大早就待不下去了。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太官僚，不管事，但并不是要整人的人。胡启立那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已经打电话通知他去接那个职务，后来忽然李鹏自己说他要兼教委主任。实际上是有斗争。另外设两个副主任，一个是何东昌，另一个是杨海波。本来何东昌就已经是教委主任了，这样变成副主任，当然有点委屈，这两个人虽然是副主任，但是还是正部长级的待遇。李鹏公开在教育部说实际上他不会管，还是由何东昌管。何东昌在教育部里头的人几乎全安排清华出身的班子，他把原先在清华的人带过来，所以每天在教委上班都是从清华园开车一大批人。杨海波当副主任，下面没有支持他的人，所以只能坐冷板凳。不久以后，杨海波变成中国派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科大的事件以后，连他这个职位也免掉了，认为他有问题，换句话说，万里想提拔的人，都被李鹏他们给打下去了。 Page 325 大概在一年以前，教育部收集了方励之的两次讲话，一个是在浙江大学对研究生的讲话，浙江大学研究生会就把全文印出来，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也把它翻印出来，我也看到了。那里头讲话的内容有两点值得提的，就是说赵紫阳没水平。赵紫阳访问意大利，在罗马时，罗马市长送给赵紫阳一幅古画，赵紫阳就问市长，这个古到什么程度，是在哥白尼以前还是以后，方励之接着就说，赵紫阳很有水平，因为哥白尼确实是划时代的人物，在他以前跟以后很不一样，问得很有水平。但是赵紫阳接着说，没有哥白尼，我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就是大笑话，哥白尼是地动说，地球是圆的早在亚历士多德时代就知道了，一个总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但是他说不仅仅总理没常识，翻译也没有常识，如果翻译有常识就不会这样翻了，因为会造成国际大笑话。而不仅仅翻译没有常识，连人民日报的记者、总编都没有常识，还把它编到报纸里头，因为方励之是从人民日报看到这个事情。这个当时好像也没什么事，只是一般人不敢讲，但是他批评不止赵紫阳，而是一连串的人，说明中国领导阶层包括新闻记者、编辑都没有水平，把这种错误公布出来，要不我方励之也不会知道。他还讲这样一句话，“最近邓小平提出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个中国式只是空洞的口号，没有内容”，一般人也不敢这样讲。这篇文章大概就这两点比较有问题。后来他在北京大学的讲话，就讲了张百发的事，另外就是知识分子待遇横着比、竖着比，都是水平最低的。教育部收集的这两个讲话，是比较早期的。后来在上海讲的，被告到万里那里的，那里头还讲，过去我们只点了张百发的名，只到副市长这一级，现在我要挑战胡乔木，就到了政治局委员，这是更严重的。前面这两句话，按理说应该没很大问题，除了说点了邓小平说他太空洞，其它也不是政治性，但是教育部何东昌就把这两个报告送到中共中央，说方励之在乱讲。那时中共中央日常处理事情的人是胡启立，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种小事他可以处理，他就批示说劝方励之退党，这是我们下台一年多以前，方励之都不知道。当时还要经过几个人传阅，一个是中共中央的整党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也签字同意，再经过胡乔木，就批评了一下方励之讲他的那一段，最后要经过韩光批准，韩光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四个人轮流批准就定案，下面就要劝方励之退党，可是韩光这时在上海，正好胡耀邦也在上海，所以韩光就觉得既然胡耀邦在这，也让他看一下。胡耀邦一看就不同意，就批了一个不能贸然要人退党，至少要教育三次，他也没说方励之对，只是说不能这样就要人退党。但这以前，胡启立这个劝其退党的文件已经传达下来了，在科技大学只有我能看到，我们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方励之在第二年一月份，本来美国纽约科学院请他去访问，院里也同意了，院党组看到胡启立的批示后，就不让他去了，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怎么能让他出去，当然没告诉他要退党，只是找了借口不让他去。方励之久很着急，他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跟人家说好了，他认为很重要，他就找我，看我能不能去找一下严济慈，严是科学院主席团主席，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且方励之过去当过他的助教，所以他跟方励之有师生关系，他也对方励之很爱护，但是他已经八十多岁。我就到北京去找严老，托他帮忙，严老拿出一个条子给我，说胡启立已经给打过招呼，叫我好好教育你这个弟子，你这个弟子有问题。严老说他是新党员，怎么能凌驾在党组之上，党组已经做的决定，我怎么能改变。这件事我想可能就这样吹了，方励之要回复美国方面，正在这时候，我看到胡耀邦的批示了，知道事情将好转，胡启立要找他谈话，胡启立可能觉得自己批错了，就对方励之非常礼遇，我也知道这个新消息，就跟方励之说，现在可能没问题，有可能去得了美国，我当然没告诉他前面的整个过程，我只说胡启立要找他谈话，党组一定会有人陪同，叫他在那时提出说要去美国，胡启立如果答应，党组也就不会反对了，后来他果真这样就去成了。方励之去找胡启立时，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胡启立实际上是在批评他，可是他不敢批评得太厉害，非常客气，所以方励之完全没有听懂。而且胡启立还建议他在春节以后，在安徽省，我们中央也陪一些记者去，办一个座谈会，谈一谈他的想法，实际上这个意思说穿了就是要他自己消毒一下，方励之也没听懂。安徽省委看到胡耀邦的批示，至少要教育三次，他就派了三个人，分别跟方励之座谈，很机械的执行命令。方励之每次回来都跟我讲，实际上有点批评他，但是他也认为这三个人不错，因为确实很客气，不是教训他，因为他们看胡耀邦的态度也不敢对方励之太过严厉。方励之尊重人家的观点，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回来跟我讲也不觉得人家是在批评他，真是一个由民主素养的人。后来省委按照胡启立的指示，就在春节前安排了一个会，让方励之消毒。参加会议的人有省委委员、一些记者，就请方励之去了。方励之去了以后，把这个会的政治目的完全误解，就讲了“天体物理”的科普，完全没有政治，后来安徽日报还等了报道说方励之跟这些人讲了科普，这样就把胡启立的指示应付过去了。所以方励之有些内幕他自己并不知道。后来方励之就没事了，我就觉得不错，所以我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最健康的时期。方励之都说，这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Page 328 解放以前，在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刊物叫《科学》，通俗介绍科学。解放以后就中断，文革期间当然更加中断。到文革以后复刊了，继承原来刊物的科学精神，主编是周光召，副主编有方励之还有其他几个人。刊物上有一篇文章是方励之批判胡乔木的，当然不是点他的名，不是政治批判，而是讨论哲学问题，意思是胡乔木的哲学著作有错误。胡乔木大为不满，就写了一封信送到三个单位，一个是周光召，认为方励之是唯心主义，第二个送到安徽省委，另外一个是教育部，反正是和方励之有关的三个领导单位，我是从安徽省委那看到的，胡乔木对方励之的文章有意见，给周光召建议对那个文章进行批判。周光召也没提到胡乔木的信，找方励之来谈，口头上讲，说胡乔木要批判他的文章。方励之就说，我们这个是学术性刊物，只讨论学术问题，不讨论政治批判，他拒绝检讨，也拒绝批判，反正就是跟胡乔木对上了。当时周光召的态度并不是很鲜明，也没说支持哪一方。所以后来我们下台以后，周光召在人民日报上说“方励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败类”，如果方励之是败类，他又是你的副主编，你怎么能用败类来当副主编呢？反正是不能自圆其说。胡乔木的老婆是谷羽，反正就纠集在一起，再加上何东昌，非要把我们搞下去不可了。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化学系曾经提出，要聘请李远哲为科技大学的荣誉教授，那是李远哲还没有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权决定，需要院里批示，所以就报上去了，院里马上就打回来，说科技大学不是简单的大学，怎么能把荣誉教授随便给人，认为我们选择不当。就在他不批准的同时，李远哲得诺贝尔奖了。我们当然还是要聘请，科学院也知道自己不对了。我来台湾以后，有一次在吴大猷九十寿辰的会议上看到我，李远哲就说，我拿你们的荣誉教授证书还是你签名的。我在科大下台回到北京以后，我就是普通研究员，被打入冷宫，没我的事了，李远哲去访问物理所，还特别指名要见我，所里叫我去会客室跟他谈了一回，他主要也是想了解科大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会成为国科会邀请大陆海外杰出人士的第一人，其中推荐人之一就是李远哲。 Page 330 ·学生上街 科技大学在万里走了以后，学生就开始上街的，那次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全国后来有一百多个学校上街，第一个导火线是科技大学，我们是罪魁祸首，可以这样说。我们一直都是反对学生上街，包括方励之，从来没有鼓励他们，认为他们是瞎胡闹。我甚至讲，当初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也是闹事的，就是故意要把学校搞乱，但是那时很危险，有手榴弹，学生也真的被抓起来，用木头棒子敲脑袋，你们现在明明知道政府不会抓你们，就趁机瞎闹，我们是保守的态度站在与学生对立的状态，方励之也是一样。上街的前一个晚上，我们知道他们布置好了，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在大操场集合，然后上街，我从一个岛上开会得知消息以后赶回来，就把方励之还有学校一些人找来，想办法要把这件事都劝阻下来。学生都睡了，还是把学生的头找来，问他们上街的目的，他说上街宣传民主、自由，我们学校选代表已经民主了，可是全国代表还是不民主，这个也是事实。我说你们要宣传，自己得先在家里把宪法学好，再去宣传，你自己都不懂，上街宣传不是胡闹吗？实际上就是要闹事。他们说不会闹事，他们组织得很好，而且有秩序的。后来真的游行，确实是这样，并没有瞎闹，只是宣传而已。后来方励之说，我可以在学校跟你们办学习班，学习宪法，学好以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去宣传。目的也都是想怎样把这事缓下来。后来他们也被说服了，但是已经十二点，大家都睡了，他也没办法去通知第二天不举行，明天一点钟开会，恐怕挽救不了，就决定由方励之到会场上去进行劝说。第二天下午，学生集合了，方励之上去演讲，叫大家不要上街，而且说，我们在学校怎样都可以，就是不要上届。在学校大礼堂进行民主讨论都可以，我陪你们。他本来是比较有威信的，学生都认为他是鼓吹民主的，所以有一半的学生就没去，但是还是有一半的学生上街去游行。学生不但自己上街，还到合肥各地去串联，鼓动人家，就整个合肥市有许多人都上了街，上了街以后，我们也知道，你不要去刺激镇压他，上一两次街也就完了，还能干嘛！所以我们就真的不理不管，让他们游行宣传之后就没事了。但是之后，上海的学生开始闹起来了，就因为我们这个导火线，当然上海可能因为方励之在几个学校演讲过，可能也有关系，一看合肥的学生闹事，他们自愿支援合肥。上海的起因是学生被打，外国的一个艺术表演团体，演完以后，号召观众上台，学生就跳上去，这本来没什么政治内容，只是娱乐，表示演员跟下面打成一片，结果由几个学生胆子大就跳上去，上去以后被保卫的人打了，因为大陆规定不能跟外国人随便接触，但是这个执行的也是太过火了。以后，学生本来就已经很不满，这也是一个导火线之一，就要求政府承认错误。上海闹的比我们厉害，最后包围江泽民的市政府三天三夜。北京后来也起来了，北京也有一些故事，学校都已经下了禁令，学生没有办法集队到天安门，因为北大和清华离天安门很远，只有个人分头走然后到天安门集合，这个事情也被北京当局知道。上海当时比北京厉害，最后江泽民没办法，就采取“行政措施”，所谓“行政措施”也不是拘捕学生，就是派大轿车，一些警察，把静坐的学生强行拉上汽车，送回学校，没有抓起来。学生抗拒，双方发生扭打，外国记者也拍了照，场面不太好。合肥都平息下去了，上海的学生又跑到合肥来串联，就是说我们都声援你们，你们现在倒无声无息了，合肥学生觉得不够义气，就又要起来，这是第二次。也学习上海，包围市政府。 Page 332 李：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管：十二月七日左右吧！还没有三天三夜，第一天下午坐在市政府，准备包围三天三夜，市委、省委当时对我们是信任的，没认为我们有问题，就跟学生讲，十二点以前我们派护士照顾你们，衣服不够我们送棉被给你们，但是十二点以后你们一定要离开，否则会妨碍我们的公务，如果你们不离开的话，我们也要采取行政措施。我们知道以后，就跟省委说行政措施不好，第一，警察跟学生要扭打，对学生来讲，就造成政府跟我永远是对立的深刻印象，第二，外国记者一到，又认为我们是在镇压学生，这样总是不太妥当，而且这样处理以后，后果怎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来想办法劝学生回去，我就打包票说可以把学生劝回去，省委当然很高兴，你们如果能劝回去，不用警察，那不是更好。但是我们也要他们做一些让步，学生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个是全国要民主，候选人不要等额选举。另外，他们上次游行人民日报都没有登，人家并不知道他们有学生在要求民主，这不太公平，学生的声音，其他地方都听不到，总共三个要求。我跟方励之就找学生代表商量，你们要求省委答应在人民日报登你们的消息，省委可能办不到，因为省委管不到人民日报，但是省委同意安徽日报可以登。以后不要等额选举可以增加几个候选人，省委也同意了。另外我们还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用轿车派二十几个教授，混在学生里面劝说。教授里面有一个叫吴杭生，他教课教得非常好，在学生里面威信非常高，有一年我们调整学生宿舍，新生进来以后，希望把旧生调整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旧生觉得调整以后的位置不如原来的位置，他们不肯去，总务处也没办法，就说服不了学生，就请吴杭生出来动员，他本来只是个教授，不管这个事，他去了以后根本就没有劝，就把那学生骂一通，学生乖乖的搬走了，这说明他教授的威信相当高。我就把这样比较好的教授，弄到学生里头，在底下讲，我跟方励之就硬着头皮，在大会上向学生规劝。一开始方励之让我上去讲，最重要是省委也作了一些妥协，学生也有台阶下，就这样讲一讲以后，学生就都站起来，学校也派了车，就把学生都接回去了，没出动一个警察。这样做的结果，省委也很高兴，也很吃惊，认为说我们学校本领真不小。其实这种妥协后果也没有什么不好，学生本来在那里又冷又饿，根本就不想坐在那里。 第十五讲 中国科技大学（II） ·科技大学学运 ·撤职 ·回到北京 Page 336 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十五次请管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科技大学学运 管：上次讲到合肥的学运，那一次学运，基本上经过我们的劝说就平息下去了，后来也就平静下来，所以省委认为我们做得很细致，发文到全省表扬科技大学思想工作做得好。但是这时候，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三篇社论，批评当时的全国学生运动，其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社论，特别提到说有人（其实指的就是方励之）认为民主是要用激烈的手段，自下而上地去争取。但是方励之在万里的会上讲的，我亲自听到的，并没有说要用“激烈的手段”。万里说民主我们已经给你了，方励之说民主不是恩赐的，而是要由下面去争取的，这显然是故意的扭曲。当时学校的气氛比较紧张，在那个期间正好我们自己的办的党校毕业，党校不是正式的学校，党员集中起来，学习党内政策、党纲、党章，是由我们一个副书记王学保主持这个事。最后毕业典礼时，我们学校所有的领导都参加，每个人都讲话，其中我讲的就是已经给你的那份纪录。（编注：这份纪录已收入文后之附录） 李：那份纪录很不错。 管：那一次讲话，已经在人民日报社论之后，学校实际上已经有压力，所以学生问学校感不感觉到压力。从抗战时期开始，一般国内的习惯，人民日报的社论就代表中央的意见，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在抗战时期叫解放日报，建国以后叫人民日报。 李：当初是谁在作这个纪录？ Page 337 管：是党委办公室的人，这是正常的。另外，我的秘书告诉我，学校有不明人士坐轿车来参加这个会，因为在大陆坐轿车是很不平凡，他们也作了纪录，实际上就是上面派来的人。后来省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是他们派的，是教委那里派的。而且他还说，社论都已经出来了，你怎么还这样讲话。他是同情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有点不识相。 李：当初安徽的省委书记是谁？ 管：就是李贵鲜。 李：跟你比较有联络的是省或市的党委？ 管：就是安徽省党委，我们直接归安徽省委管。每次我们去找省委时，省委都很客气，不把我们当下级单位。因为我们是中科院，国家一级机关的下属单位，只是校址在合肥。所以他们还经常问我们打听一些中 央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对我们都有意见。 到科大来念书的学生素质都比较好，我们在北京和北京实验中学挂钩，那是北京比较好的中学，这样就有可能从实验中学挖到一些学生。在江苏省中学也是与我们挂钩的中学，也是比较好的中学。台湾的大学之间竞争学生来源，好像没有大陆那么厉害，科大那时很认真做这件事，派人到各省市去物色，动员一些人。另外也举办少年班，就是特殊天才儿童，最年轻的只有十一岁，到学校时都还不能完全自理生活。他们来的前一二年作特殊训练，然后再插入正规的班级。不过学校有个困难是，老师都不愿意留在科大。原因是合肥不是沿海或像北京、上海那样开放的城市，交通也不很方便，现在当然比较方便了。而且家属都还留在北京，所以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联系出走，我们当是为了稳住师资，就想在上海准备增设科大的研究生院，北京已经有一个研究生院，我兼研究生院的院长。当然也多次争取想回北京，都没有成功，原因是原址已经被高能所占了，高能所是邓小平亲自关心的一个所，动不了他们，我们就想在上海发展。钱伟长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的校长，钱伟长多年来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很有名的“三钱”之一。他在反右时被打成大右派，没有下放劳改，从一级研究员降成三级研究员，在学校里被闲置起来，这主要罪首是何东昌。后来反右平反，钱伟长也平反了。五七年钱伟长和五个知名学者一起给中共写意见，因而被打成右派。平凡以后，他不愿意继续留在清华，就到了上海，上海工业大学并不像清华那么有名，但是他还宁可到那里当校长。工业大学没有研究生，所以我们科大就跟钱伟长商量，科大能不能在工大的校址，附设一个研究生院。钱伟长非常同意，有这个机会可以把学校升格。当时我们约定以后，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跟钱伟长在无锡秘密地开了一个会，跨年开到隔天一月一日，会议地点，是利用钱伟长在无锡的关系，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所谓隐秘是怕教育部、科学院知道了会阻挠。会议之后写了协议书，决定要办了。他们首先要报到上海市，我们要报到科学院和教委。报到上海市时，上海市委同意了，当时报到教委时，何东昌不同意，所以无法达成协议。我们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书记是严东升，也不同意，他的意思是，科大要在上海发展的话，不应该跟上海工大，而是应该跟上海的硅酸盐所合作，严东升本来是硅酸盐所的所长，所以他有本位的考虑，而且科学院跟教育部历来都是有矛盾的。第一任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第一任教育部长是杨秀峰，他们两个那时就是相互矛盾，毛泽东还戏说他们是“二龙戏珠”，他们两个耳朵都有点聋。所以如果你要跟教育部的单位合作，科学院向来都是反对的。就这样，这个事情没有办成，科大一个是筹措经费，当时筹到经费可能有五亿人民币，包括同步辐射及新校区的建设，另外在重点大学这部分，我们分到了一些钱。这是当时我的工作，能争取比较多经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学校在上海、北京都有据点，以合肥为核心，这样可能会更好。但是受到阻挠，最后没有弄成，钱伟长也很有意见。 Page 339 我们科大的学生是五年毕业，比别的学校多一年。我们就想，我们学校的质量很优秀，希望科大毕业的学生如果要考研究院的话，最好还是留在科大的研究院，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比较好，从别的学校考进来的就较差。我们想改成六年一贯制，大学改成四年（本来五年）再延长两年，六年后取得硕士学位，这样一来，我们很多学生只要水平够了，就可以直升研究生，研究生的素质也会比较好，这个措施科学院党组同意了，我们对学生也宣布了，那年五年级毕业的学生，再加一年，就可以变成硕士，所以那一年五年级学生免考，等六年毕业后再一起考。我们一个管教务的副校长，就已经答应学生了。后来教育部坚决不同意，事实上科大提出的任何改革措施，教育部都是否决的，连少年班本来也是否决的，后来是因为邓小平亲自批示，才可以办下去，但是教育部始终没有正式地肯定过。这一次又被打掉，这样一来我们就出问题了，五年级的学生还要恢复毕业考试，可是时间已经很短，学生无法准备，因而强烈反弹，就在校内游行，反对学校说话不算话。可是学校因为教育部不同意，也是没办法，当然你支票应该不要先开出去，等教育部同意再说，但是我们原想科学院党组已同意了，教育部应该会支持。为这个事情，我和方励之还特地到教育部见何东昌，何东昌的特点跟周光召一样，我们跟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也没有表态，几乎没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他的态度很不对头了。学生贴了很多大字报，其中除了对学校，也有些针对教育部，他们也知道是教育部不批准，有些写了“教育部何东昌，始终把科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收集去了，所以他当然很恨我们这个学校。 Page 340 ·撤职 撤职的事情是这样，当事方励之在北京开会，我还在合肥学校，一月十一日，周光召（当时科学院副院长）、滕藤（中宣部副部长）、彭佩云（教委副主任）带了几个人，坐专机到了合肥。为什么坐专机，是因为一定要在十月十二日以前把处理我们学校的消息见报，因为一月十六日就罢免了胡耀邦，差四天，把我们这个放在前面，作为胡耀邦的一个罪状，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所以他们才会坐专机，免得误事。他们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人叫刘杰，他原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是比较有名的模范，过去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当时在苏北部队，中央下令立刻脱下军服到合肥报到。他到科大任党委副书记，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人来到学校第一天，就把科大党委委员召集到“稻香楼”（合肥市最高级的宾馆），让我们汇报一天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有撤我们职的命令带在身上，不过还没有宣布，就叫我们先汇报学校的工作。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以为是单纯的视察学校工作。彭佩云还单独找我谈话，当是教委办的教育报里，有一个不符事实的东西，它上面讲，科技大学的学生非常不守规矩，李政道报告时，有很多学生都退席。确实有这样的事，因为科大的学生是比较自由的，他们退席是因为听不懂，而不是他讲得不好。但是报上又说科大校长报告时，学生几乎全走光，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不知道为什么报纸上会有这样的报道，好像故意把我们贬低了一下。我就跟彭佩云讲，彭佩云说她会记录下来回去查。这个教育报里面曾经有篇社论批过我的，没点名就是了，就是说，蔡元培当初提的兼容并蓄是进步的，现在有人提兼容并蓄，是想让资产积极自由化的人混进来。所以这个教育报，也确实有问题的报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跟人民日报对着干，人民日报在表扬科技大学，连续有五篇文章。第二天早晨一清早，要我们继续汇报，但是要我提前一个小时去，我还觉得很受重视。这几个领导都在，一开始先宣布滕藤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我一听还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两个校长，然后又宣布彭佩云是党委书记，下面就开始宣布免去我的校长职务。当然还有一大串理由，理由是，管惟炎削弱学校党的领导，削弱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听之任之，视若无睹，不能够保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予以免职。接下来就是方励之撤职的一些理由，当然就比我更严重了。同时命令把我调回物理所当研究员，方励之调北京天文台当研究员。到这时候，我倒觉得很开心，因为原来学校很紧张，现在没我的事了，我还问：是不是从现在起我就可以不管学校的任何事了，他们说是，反正就免了职。我的意思主要是，学生要闹或是不闹，我就没有任何责任了，我知道这样学生肯定会大闹，本来学校就不是很平稳，我们虽然把学生请回去，但是社论老是在刺激他们，学生当然不满意这个社论。宣布完以后，周光召还说，你们科大带头，全国有一百多个学校都闹事，你身为校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当时就说，现在以前，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分管我们科技大学的，说我们办学有什么问题，包括你讲的严重问题，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们，所以你们应该也有责任，只是你们的责任是可以推卸的，而我是不可以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还表扬我们，省委也通报表扬我们，没有人说我们有问题，顶多说方励之有问题，确实是这样，不教而诛。我有个中学同学，在新疆工作，从报上看到我被免职的消息，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是代人受过，他认为我在外面也没什么不好的名声，方励之倒是全国有名。我后来跟他解释，其实各有各的帐，方励之是有他的问题，我也有我的问题。我的一位亲戚就问我，有没有实现心理准备，我说我没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有错，但是我也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把领导都得罪了。 Page 342 李：在一月十一日以前都没有任何风声吗？ 关：关于方励之当然风声不断，曾经都要他自动退党。另外还有一些迹象，李昌曾经当过科技大学第一副校长，是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他在这不久以前专门到科大跟我们党委谈，意思是要我们注意，要有所警觉，上面可能有人要整我们了，他当然没有这样明讲。我跟方励之碰面时，跟他讲过，对万里、李昌不理解，这些人方都跟他们辩论过，这些人其实都是好人，他们虽然批评我们，但是他们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并不是要整我们。六四以后李昌跟其他三个中央委员靠边站，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是这样。其中一个是杜润生，杜原先是科学院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首先就拿他开刀，张劲夫都还没垮台，杜被陈伯达点的名，说赶紧把他处理掉，我亲自听到的传达。杜润生在科学院领导中是最有文化修养的，他在解放以后不久，曾经在中南分局工作过，在湖南湖北那一带，做李先念、习仲勋这些人的助手，这时就被毛泽东批成小脚女人走路，不是大刀阔斧的搞生产大队，实际上他们是对的。在科学院知识分子中杜润生很受欢迎，因为他讲话、作报告都比较有水平，跟一般老干部不一样。在延安时也被整过，他儿子跟我讲的，那时是“整风”，怀疑他是特务，那时是苏联专家有肃反的经验，苏联、第三国际派来的人，在延安帮助中共整顿内部。后来万里提出来“包产到户”，农村兴旺起来了，每年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这些都是杜润生起草的，所以他是很有名的农业专家，但是在六四以后，也是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可是当时党委委员都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批评我们，其实他是来爱护我们。 Page 344 向我宣布以后，我当时就不再参加他们会议，也没回学校，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宣布怎么搞，但是一宣布以后肯定学生是要闹的，所以我就在合肥市包公祠、城隍庙逛，主要是觉得有问题，回学校反而麻烦，他既然说我可以不用管，我就等着回北京。我当时很高兴，我不用通知亲戚朋友改变通讯地址，他们看报纸就都知道了。 李：十二日就已经见报了吗？ 管：十二日当天晚上就见报，他们事先就弄好了。当天上午，就把学校教职员集合到省委礼堂，传达这个命令，介绍新校长给他们，因为不敢在学校传达，万一传达被学生听到，学生马上就要闹事。据说介绍新校长时，没人鼓掌。传达后要求他们回学校，分班传达。因为晚上要广播，在广播以前，要先做好学生工作，但是如果把所有学生集合在一起传达很危险，所以分散由各班集合起来传达。除了文件以外，还有教育部编的方励之的言论集，收集方励之的错误言论。其实这些内容科大的学生不一定知道，因为都是方励之在别的学校讲的，传达以后，学生反而都知道了，每传达一句，学生都鼓掌，表示赞同方的言论，本来是想传达反动言论集，结果反而散布“毒素”。学生马上要上街游行，当局事先知道学生要上街，所以在校外就有很多便衣人员，而且数目和学生相等。这时学校把大门关起来，不让学生上街，学生非要上街，场面变得很激烈。最后有一个数学系的副研究员，他站在高处，声泪俱下的劝阻，说他当年打成右派，下放了十几年，要大家到学校大礼堂讨论不要上街，一直到很晚才把学生弄到大礼堂。新来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很长时间不敢跟学生见面。那天晚上广播了，晚上我才回到学校，王学保副书记建议说：明天帮你买票回北京，你在这很麻烦，学生要闹可能也会找你。可是有一件事让我走不了，我的一个博士生要论文答辩，订在十五日，所以至少我要十五日以后才能走，而且答辩委员会有几个人是从南京、北京请来的。本来这个会应该在学校举行，后来就改到合肥的宾馆“梅山饭店”举行。物理系的副系主任叫方荣川，他也参加这个会，宾馆一听有位方教授，以为是方励之，宾馆的便衣就不让他进去，后来才搞清楚。我那几天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多学生络绎不绝来找我，要我签名，有的学生说，本来毕业证书是校长签名，现在你签不了，就要我在学生证上签名，有的是拿书或笔记本，我都一律给写了八个字“努力读书报国有门”。这时有一个香港虎报的记者（我后来才知道）混进学校，后来他写文章，把这些内容都写进去了。当时我还给学生做工作，我说新来的校长，原来我也认识，也是不错的。因为滕藤这个人我在清华念一年级时，他已经毕业，留校当团委书记，所以我认识他。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就说排长队太拥挤了，有人建议到操场设个案子，学生签名表示支持我们。有的学生在宿舍四楼到三楼之间，贴了很大的标语“管校长和方副校长永远是我们的校长”，据说他们故意用特殊的浆糊不容易脱落。另外有学生写大字报，建议学生要建立一个艺术性的雕塑，弄一个“方管子”，最后又把我跟方励之的北京地址公告，因为那时快过年了，学生可以写慰问信，后来果然我家的慰问信多得不得了，那些信我都还保存在北京。学生当时非常激动，学生知道我一月十六日要坐火车回北京，就说好了要到车站欢送，实际上就是上街游行了，有些学生已买好回家度寒假的车票，为了送行，也退票了。但是那时已经规定很严格不准上街游行闹事，学生决定不集合，也不拿旗子标语，完全分散的到车站，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学校觉得这样还是有问题，而且学生还买月台票，准备到月台上送行。滕藤就来找我讲，他说为了避免你不方便，滕藤这人也是有点两面派，他当时跟我讲，我是中宣部副部长，调到这里来当校长，也不晓得是不是犯了什么错，他还跟我发起了牢骚。然后他说，要把我用车送到水家湖，水家湖是合肥出去后的第一个大站，不要在合肥上车，这样学生就送不了。我当时说，你这种做法是鸵鸟政策，你以为这样学生送不了我，就没事，学生一到车站发现送不了我，一定会知道是你们搞的鬼，说不定还会闹得更大。他们那是不敢跟学生开会，我说我劝说学生不要到车站送我，就开一个学生大会，我向他们告辞，不要不辞而别，顺便劝说学生，也为你介绍一下，这样比较好。他当然不肯，因为他没把握。过了一个小时他又来找我，说教委不同意你在水家湖上车，因为从水家湖上车到北京下车，有北京的学生会去接，特别是北京研究生院的学生，而且他们还发动别的学校的学生，要到北京火车站去接，就决定干脆用车把我送到蚌埠，更远的地方，再坐杭州到北京的车，学生就不晓得我坐这班车，我也没办法只能同意。后来物理所派去参加论文答辩的一个同事，他还是搭那班到北京的火车，月台上每隔五步有一个站岗的人，学生到火车站，也不让他们进月台，其中有一个学生，他的哥哥是火车站的人，他就回家穿他哥哥的制服和帽子，进了月台拿着花要送给我，但是到处找不到我，后来就把这个花请物理所的那个人交给我，那个花在北京还保存着。在蚌埠等车时，市委书记还请我吃晚饭，这比毛泽东时期好多了，否则像我们这种人肯定是下放劳改，当时虽免职，但不代表我犯罪，所以还比较受到礼遇。正在吃晚饭时，广播说胡耀邦辞职下台了，在这以前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胡耀邦也是邓小平的人，怎么会突然下台，市委书记就安慰我，总书记都辞职，你这免职也不算什么。我本来就觉得无所谓，反而是一身轻松，在学校当校长上下矛盾。我去科大以前最害怕的是怕学生把我轰下去，学生把我轰下去跟上面把我撤职这两者之间，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实际上有可以说是我自己选择上面把我撤职，因为我完全不懂得官场的升迁途径。 Page 347 李：学生为什么会把你轰下去？ 管：你如果站在跟当局完全一样，譬如你整方励之或批评学生，学生当然会把你轰下来，学生把你轰下去，按理说你是立场坚定，应该升官。原来的党委副书记王学保陪我到蚌埠，晚上吃完饭就上杭州去北京的车，火车到北京站，车长突然到我车厢，告诉我先别下车，让其他的旅客先走，过了一阵子等旅客都走了，那时学生不知道我坐的是杭州的车，不可能有人来接，我就从另外一个通道出去，物理所所长杨国祯跟党委书记林泉，还有我太太，我的孩子，上面安排他们来接我，物理所派车把我送到中关村宿舍。在车上我的亲戚看到后头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一直有人跟着我们，这以后，在我家门口一直有便衣在站岗，当然方励之家也有。有人跟我的一个邻居商量，要在他们家待着，因为从他家窗户可以看到我家大门出口，意思怕我跟北京的学生有来往，再度煽动学生，但是邻居的母亲拒绝了，她说如果同意你这样做，我在这里（中关村）就没脸见人了。 Page 348 当合肥的车到北京站时，确实有很多学生到火车站迎接我，有些学生到了月台上。找不到我，因为我没坐那个车，他们不知道，所以其中有些学生拿着花来回在车厢上找，有的学生就被抓起来，理由是扰乱秩序，在车厢乱跑。 自我们下台以前，还有一段趣事。因为省委一直对我们很好，很客气，而且还表扬过我们，他们在我们下台前一个多礼拜，接到中央的文件知道中央认为我们有问题，知道我们要下台了，当时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也不能跟我们讲。他觉得要转弯，因为他原先都认为我们是很好的。在我下台一个多月以前，省委安排我当选安徽省科委主席，就是省委认为我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突然有问题，他也有问题了，事先怎么没看出来我们是有问题。我曾看到中央文件，讨论学生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学生工作组组长就是何东昌，那次会有胡耀邦、赵紫阳、何东昌和胡启立讲话。邓小平在这之前开了一个小会，小会只有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参加，何东昌也参加，虽然他的地位很低，但是因为他是学生工作组组长，这次会是讨论学生问题，所以他也参加了。就在这个会上，邓小平提出来，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说方励之不是劝其退党的问题，应该是开除党籍。因为胡启立批要他退党，胡耀邦说不能退，邓小平说不是退党的问题，而是要开除党籍。再加王若望、刘宾雁，邓小平点名要开除三人党籍。这以后，又开了一个专门的学生工作会，这四个人作报告，报告里头胡耀邦已经完全反转，说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邓小平一批评，他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站在这个角度，但为时已晚了。赵紫阳讲话也点名中国科技大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堡垒。何东昌说，在适当时机，我们要调整某些大学的领导班子，这都是在我下台前我看到的，我一看当然知道指的是我们。 Page 349 李：所以你在下台前已经看过这些文件。 管：对，但是他没有讲是科技大学。 李：可是他不是讲科技大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堡垒吗？ 管：赵紫阳是讲了，但是何东昌没指明要调整科技大学的领导班子，虽然我已经猜到是我，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也要下台，我这人思想比较简单，这份文件传达到我们学校，也只有我能看，所以省委在我们下台一个多礼拜以前就已经接到文件，更清楚说我要下台，所以在我下台以前，他们一定要批评我们一下，否则等我们下台，他们也有问题了，至少是没出来我们有问题。书记李贵鲜因为平常跟我们很好，这时我分析的，他拉不下这面子来批评我们，就把我们党委委员召集到省委那去开会，实际上是要批评我们，然后他不出面，由王光宇，这个人是老省委书记，在安徽多年，现在年纪太大已经退休，变成安徽省人大主席，虽然不是那么重要的职位，但是他在安徽省说一句话就算一句话，人家称他为安徽省的邓小平，连省委书记都很尊敬他，这个人我们以前从没见过，根本不认识。由他来主持这个会，他没问题，因为他也没吹捧过我们，也跟我们没有交情。首先就传达文件，就是原先只有我能看的文件，现在给党委委员传达，之后，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文件，检讨学校的工作，做一个发言，第一个就是我。我就说，我看到中央的文件以后，我检讨觉得自己确实做得不够，尽管我们是劝导学生回去或不要上街，但是还是有学生上街了，我们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影响全国都有学生上街。其他的委员也跟着我的调子应付过去了，之后王光宇就发言批评我们。他说你们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自由，他们懂什么叫民主自由，我当时在街上也看到他们，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批评我们，现在中央已经有这份文件这么清楚，你这个校长根本就没有做工作，而且已经到这个地步，你还不检讨。他讲完以后，大家觉得很吃惊，好像过不了关。他因为不了解我，也没有更多的内容可以讲，所以就只讲两条，一个没做思想工作，一个不检讨。 Page 350 李：您刚才说王光宇召集的党委，是哪里的党委？ 管：是学校的党委，我是党委代理书记，下面其他是委员。他讲完以后，我实际上不知道王光宇是安徽省的邓小平，我就不服气，跟他辩论，认为他的批评不对，你自己才应该接受这个两个批评。第一个，我们是做了思想工作，省委还表扬我们。第二，你说我们不检讨，我们刚刚不是检讨了吗？虽然省委表扬过我们，我们还是说思想工作做得不够。你才是那样，第一，你没有做思想工作，当时你在街上看到学生游行，你怎么不上去劝，还在旁边看笑话，我们还劝学生回去。中央现在已经有文件了，你还不检讨。我讲完这些话，把与会众人吓住，因为包括省委书记也不敢顶他，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地位，另外我也觉得他讲得没有道理，所以大家都觉得很紧张，他肯定要大发脾气了，可是结果他没有发脾气，反而还笑嘻嘻的，还拍我的肩膀说：“你老兄责任重大”，就完了。后来我分析原因，他已经知道我要下台，没必要再跟我辩论了。 Page 351 我下台以后，在北京有很多我的老同学、老同事，都说我是胜利归来，他们基本上还是同情我的，认为我并没有做错，上面的处理是不正确的，也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我的孩子，上中关村中学，第二天人家故意问他“你爸爸是谁”，他说你看报纸头版头条就知道了。其他并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光彩。我去科大时，我并不担心上面会撤我的职，因为没什么道理，我只担心学生会轰我下来，我很清楚，因为我自己搞学生运动，就轰过校长，学生很容易闹事的，所以我最大的担心是这个，当然后来的结果不是，学生那次对我的支持，是我毕生难忘的。马里兰大学吴京生教授见到我，就说，一辈子只要有这么一次就够了。 ·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物理所对我确实很好，当然我不能继续当官，但是还把我的办公室重新粉刷，对我特别照顾。物理所的研究生，也有好几十个人非常同情我、支持我，请我去演讲、参加活动。我还到科大研究生院去演讲过一次，当然是只讲“高温超导”，不讲别的了。讲到这里我追溯一件事，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跟高能所在一起，因为整个校舍原本都是科技大学的，高能所占了以后，保留一小部分为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后来研究生越来越多，地方不够用，学生就有意见，要求扩展，希望科学院可以多拨一点经费，改善一下。那次我不在北京，因为平常我都在合肥，虽然我是院长，但都是由副院长管事。副院长请了周光召和方励之（那时还没被认为有问题）在同一天先后演讲（这时方励之在北大演讲过以后不久）。周光召上去照本宣科，学生就说我们有一些问题，希望他能回答，周光召不愿意回答问题，说他要把讲稿讲完，学生就拍桌子闹起来了，周光召还自我嘲弄说，你们是拍桌子时表示欢迎还是不高兴（德国人表示讲得好，就是拍桌子），就有一个学生说，我们是希望你赶紧结束，我们要听方励之演讲。后来他办法，就先走了，那个副院长一直觉得对院领导很不好意思。方励之讲话就非常受欢迎，后来我问过方励之，为什么讲话学生那么欢迎，他就说，我就是照心里想得讲。 Page 352 回到北京，正好赶上那一年物理学会要改选，四年一次，那时物理学会的理事长是钱三强，在这以前是周培源，周培源延任了很多年，所以钱三强就对他不满意，在下面发牢骚管周培源叫周白毛。有几个副理事长，其中一个就是周光召，周光召跟钱都是二机部的，后来钱当副院长，就把他调到科学院，我是物理学会秘书长，物理学会归全国科协管。根据传统规定，所有学会日常办事机构都放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像物理学会就在物理所，化学学会就在化学所，所以该所的所长历来都是该学会的秘书长，我的前任所长施汝为也是秘书长，当然也都是常务理事。除了我这个秘书长以外，还有两个副秘书长，一个是也是物理所的人叫李荫远，他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同学，还有一个是北大的副校长沈克奇，也是副秘书长。 Page 353 李：这个是大家选的还是？ 管：是大家选的，首先是选理事，理事再选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再互相推举。后来我调到合肥，不在物理所，秘书长因为是常务理事会选举，也不能随便更改，我当时希望由李荫远代理我的职务。周光召是副理事长，他是在院部，那时可能还没当副院长，就是数理化学部的副主任，也许是副院长我不记得了，反正他是在科学院的院部。由于钱三强平常不管事，他想管事，原本秘书长是我，他可能不太好办，现在他就想乘这个机会把学会抓在手里，他就要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代理秘书长，也没跟我商量，但是对他很方便，他在院部，他直接下命令马上就可以办了，这就和传统的不符合。而且常务理事会里头本来就有一个副秘书长，也是物理所的人，我走了以后由他来代替是很自然的事，我已经跟他讲，我觉得应该在常务理事会讨论一下，不能这样一个人说了就算，结果发现他也没经过常务理事会，就已经任命那个人代理我。我回到北京刚好开常务理事会，我提出来反对，我们本来就有两个副秘书长，秘书长离开北京不方便，应该由副秘书长其中一个人来代理，怎么会突然有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来代理，这样是不行的。而且这样与传统违背了，本来都是设在物理所，现在弄到院部去，是不是想一手遮天。他们那些人统统都不吭声，会议很严肃，实际上常务理事都是同情支持我的。后来他就讲，今天理事长没来，等理事长来了再讨论。我就说你这样不对，我们物理学会不是首长负责制，不是理事长说了就算，我们是集体领导，理事长不来等于是弃权，我们就可以决定，没有必要等他来。结果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就把那个代理秘书长给否决掉了，所以他就怀恨在心。不过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是故意要整他或跟他作对。这是我刚去合肥不久发生的事。我下台以后回到北京，我还是秘书长，正好要开物理学会要改选，钱三强主持会议。会上原来确定方励之要报告，钱就提出来要取消，说他不合适，别人也不敢说什么。我说不能取消，中央又没有说他不能做研究工作，他只是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学术报告不就是研究工作的报告，没有理由撤销的。那次会议周光召没来，我知道他不敢来，他一来怕我要收拾他。最后大家也没理由反对，这次物理学年会还是安排了方励之的报告，这件事在国外的报纸上还专门刊登了消息，但为了怕学生听到都要来听这个报告，所以这场报告时发票限制入场的，其他的报告都没有限制。 Page 354 南京大学有一次校庆，在这校庆前两三天，开一个物理课题评议的会，我也是评议委员，应邀从北京去南大，学术活动进行完以后，邀请我大学校作报告，介绍高温超导。布告贴出以后，学校发现，学生要听的很多，而且主要不是对高温超导这个主题有兴趣，而是科大这个被免职的校长来了，学校就在校外找了个礼堂，也限制发票入场。本来是正式邀请我参加校庆大会，前一天晚上，南大校长曲钦岳突然亲自来宾馆找我，说对不起，根据省委的意见，你不能参加这个会，那天我们学校派人陪你在南京市旅游一天。省委怕万一学生在那种场合看见我，提一些问题，或突然闹起来，因为还有一些外宾，怕影响不好，我本来就无所谓，就不参加校庆了。南京大学校长告诉我说，一月十二日宣布下台时，他人在香港，他们是一个代表团，大概有十个校长，他们看到消息，就半开玩笑半议论的说，学校如果闹事校长就要罢官，这很危险，我还不如回去以后自己先辞职。 Page 356 物理学会讨论下一届常务理事候选人名单时，我曾认为不会再被选进下届理事会的，但讨论名单时我还有权参加。钱三强因为过了七十岁就要下来，所以他提出周光召为继任人选。后来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又继续讨论，这时在开全国物理学会代表大会的前夕。我提出来黄昆担任下届理事长，两个理由，第一个前任理事长（钱三强）是核物理的，现在应该要换一个凝聚态物理的，不能老是核物理，周光召也是核物理的。第二个我认为周光召的人品有问题，周的人缘并不坏，而且表面上来讲人好像不错，六四后，还有人认为他保护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完全是假的，很多人不知道，他的真面目我是很清楚的。因此洪朝生、谢希德就说，是不是因为你下台的事，我说当然也有关系，他们两人认为周光召不会耍手段要我下台，我就把所有过程都讲了，但是我也无法证明就是他让我下台，但是我认为他人品有问题，就算不是他提的，他应该要帮我讲话，说明我没问题，因为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中央并没有人了解我，但是他应该了解这个情况，他站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义务帮我讲话。就等于我跟方励之的关系，上面认为方励之有问题，我明明知道方励之没有问题，如果也跟着上面说他有问题，那我这个人品就有问题。最后他们两个竟然被我说服了，也认为周光召人品有问题，因为他们两个当然认为我没问题，怎么后来会下台，即使不是周光召提出的，他也有责任主动保护我，就像我有责任要保护下面的人，我一直也是这样认为。我有一个老同学给我写信，说我比别的学校校长困难，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方励之，所以我比别人为难。我就跟他讲，你这样的讲法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有方励之而觉得为难。因为我是搞自然科学的，我做实验，如果看到是黑的就是黑的，看到白的就是白的，从来不会因为看到是黑的我会觉得为难，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譬如方励之，我看到他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丝毫不为难。你说的为难，就是为了保官，明明知道这个人并不坏，而且我觉得方励之人品很好，是透明的，上面说他不好，为了保住职位，才会为难。在我来讲，我没有什么为难，假如摆脱保官的问题，就不存在为难的问题了，我反而希望我们学校有方励之，因为他的能力真的很好，从来不认为他是我的绊脚石。和党政干部来比，像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如此什么都不怕，敢发言，因为如果我被罢官，还是可以做我的研究工作，反而更好，所以没有保官的思想。周光召在人民日报上讲，方励之是知识界的败类，可是当初方励之是他科学杂志的副主编，而且胡乔木专门要在杂志上批判，他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实际上心里明白方励之并没有错，他就是想保住职位，所以他必须那样子讲。我这样子解释以后，他们两位就接受我的说法，不选周光召，选了黄昆，担任物理学会的理事长。本来我应该连理事都选不上，因为中央都认为我有问题，在选举前夕，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个高温超导的报道，当时糊里糊涂认为中国的高温超导比朱经武只晚几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宣布中国做出10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比朱经武还高。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消息的前一天，在物理所举行一个座谈会，我也参加了，还有个科学家叫师昌绪，是搞材料科学的，会中我也发言了。结果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个消息时，别人的发言都没有登，就登了我的发言，而且我的头衔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杨国祯，就是所长兼的。后来我一看那内容，根本不是我发表的，是师昌绪发言的内容。人民日报记者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的名字见报，等于是某种程度给我恢复名誉。这件事后来有两个反应，一个是我们家乡，原来我做地下工作时的上级叫王太祥，他原来是我们县地下工作的领导人，我的家乡如东中学，盖了一栋实验楼，由我题词，我下台以后，就有人问是不是要拿掉，人民日报一登我的名字，王就说，你看根本没问题，还帮他打了一下气。另一个反应就是滕藤，他给人民日报正式提了意见，说我们正在批判方励之跟管惟炎在学校的办学思想，你这样一登，我们就批不下去，就乱了，学生认为这个人不错，人民日报还可以登头版头条，这样一登以后就把他们卡住了，反而让有些人认为我没有问题。这事正好发生在物理学会要改选之前，改选时，周培源是老理事长，他也出席了，他一直对我很关心，那时中央提名一些年轻有能力有专业水平的作为国家领导，有一次周培源找我谈话，问了我的履历，实际上他要推荐我当副总理，但是周培源推荐没有用的，邓小平推荐才有用。周培源到会议开幕时讲话说，这次高温超导能够得到国际水平，前后任所长有很重要的关系，管惟炎本来就是搞这个的，所以一些基础、团队都是他培养起来的，就把我表扬一番，之后又说，当然最近在科大出了一点小问题。在这以后，其他的一些小报，光明日报，北京市的一些报纸，还有中国科技报，连续登了好几次关于我的事迹，等于给我恢复名誉。有篇文章名义上是写中国科技大学超导的研究，实际上是些科技大学，标题是“较量还没结束”，这就是挑衅性的标题，就是说虽然把我们整下去了，可是还没有定论，以后可能还要翻案。后来科技日报的头，在六四时也出了问题，实际上他们是支持同情我的，但是不能公开讲科大的事，只能表面上讲业务，实际上，你一看也知道讲的科大的事，虽然也写得好像是跟国际的较量还没结束。 Page 358 物理学会开会，方励之来演讲了，学生因为是发票的所以没能参加。因为人民日报“高温超导”的报道，我也被选上理事，甚至理事会选举，我又选上常务理事，常务理事里头，要互相提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当然黄昆就被推荐为理事长，然后黄昆就主持新任理事会，黄昆就提出要我当副理事长，我等于还升官了，本来我以为什么都没有了，就因为人民日报写的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担任副理事长，杨国祯是秘书长，一直做了四年。 李：大家私底下对你还是蛮支持的。 管：学界都很了解，包括现在还是这样，所有来台湾的人跟我见面都没有问题。 李：这是哪一年？ 管：这是一九八七年。我下台的同一年，一月份下台，物理学代表大会是四月份召开。 （第十五讲完） 第十六讲 中国科技大学（III） ·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 ·思想历程 ·高温超导 ·出访德国 ·六四事件 Page 360 李：我是李雅明，今天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六次请管教授录音，管教授，请。 ·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 管：上次讲到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改组科大领导班子，我回到北京，以及物理学会年会改选。在这期间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就是根据邓小平亲自点名，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三人的党籍。许良英（在中关村跟我们住同一栋楼），他在解放前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是王淦昌的学生,王淦昌一直对他很好，很照顾，他曾经把爱因斯坦全集翻成中文出版，这是他比较重要的贡献。这个人被打成右派，邓小平复出以后，他和方励之联合发起召开一个一百人的大右派集会，来纪念反右。这次集会因为是大右派，所以通知了钱伟长和费孝通来参加，但是后来了解，钱伟长和费孝通这两个人他们一个是人大副委员长，一个是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给他们比较优厚的待遇。你如果看他们这些人打成右派，还真是冤枉，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要夺权，是善意的建言，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言者无罪”，从他们的观点来发言，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他们确实受了委屈。他们两人就把这件事通报中央，中央制止，这件事也就没有办成。要开除方励之的党籍，这是邓小平亲自点名，在一个比较小的会议上，本来只有王若望和方励之，没有刘宾雁，旁边有人提醒，才把他加进去，这时刘宾雁自己说的。但是要开除党籍，按照党章规定，首先要支部大会通过，然后报到上级单位批准。方励之当然就在我们科技大学，要在科技大学的支部里先通过，可是支部的党员都是他的学生或他的追随者，所以根本不可能通过，因此改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把他开出了，完全不符合党章的要求。 Page 361 李：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管：大概是一月十九日，一月十二日我们下台，我十六日离开合肥，十九日由安徽省纪委宣布开除他的党籍。我顺便插一段，当时方励之提出来要全方位地学习西方，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这也是他重大的罪状，就是说他意识形态亲近西方。但是最近我回大陆在火车上，因为没有买到卧铺票，那天夜里一夜没睡，很多人要回家过春节，乘客挤得不得了。在车上有些人随便讨论，他们说方励之全方位说得太早，现在就已经是全方位学习西方，中央提出要跟世界接轨，方励之只是讲全方位面向，还不等于接轨，接轨就等于完全一样了，完全都通了。在科技大学，方励之是学术委员会主任，年终举行一个全校的学术报告会，全校各个系推选一两个在这一年里面有重大成就的代表，到学校的讲坛上来报告，每个系内容不同，参加的都是教授，这种报告会某种程度，有激励各个系之间竞赛的作用。但是正好在年底，圣诞节附近，方励之就把这个会取名做“圣诞节学术报告会”，我也参加过这个会议了。后来人们就批判方励之说他崇洋媚外，这也是一条罪状。在学校里的一些左派分子，提出这些问题，我跟这些人讲，你们太吹毛求疵了，如果你这样讲，那现在的礼拜一二三不也都是西方的，我们用的公元纪年，不就是从耶稣诞生算起的，早就是西化了，反正当时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都是我们下台以前的事了。中共中央第十一届六中全会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以彭真为代表，左派的这些人，提出来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据说后座比较年轻的，有相当多人反对，在这会议上两派，争论得相当激烈。陆定一原来在反右时他也是积极分子，他那时是中央宣传部长，文艺界的人都是被他打成右派，可是他却是真正省悟了，所以他在会议上说，你写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不清楚，弹性非常大，有人拿这个棍子乱打人，所以他不同意这样写。还有像周扬这样的人也是这样，周扬当时是文艺界的领导人物，他在三〇年代是地下党员，是四条汉子之一，鲁迅批判反对过他。周扬也省悟过来了，在会场也是表示反对。中共中央的习惯，凡有争论的话，最后是由领导来拍板，毛泽东在的时候由毛泽东来拍板，现在是换邓小平来拍板。当时邓小平是三驾马车之首，主张改革开放，所以大家都认为邓小平一定会支持陆定一他们这一边，不让他们写进决议。彭真提出来说，至少现在一定要写，以后过若干年也许可以不用写，现在至少要写二十年，结果邓小平拍板决定说不是写二十年，是写四十年。这就看出来邓小平的左右摇摆，这是非常要命的，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在决议里，而我们所以下台，就是根据这个东西，包括把胡耀邦打下去，都是说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听之任之，置之不理。 Page 362 更早之前，我还在北京物理所时，邓小平复出以后不久，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万人干部大会，就是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我亲自参加，听到邓小平的讲话。我听到深刻印象的有，不能再提政治挂帅，把经济放在首位，后来赵紫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是根据这个。他说今天在座的很多头发都已经白了，要有思想准备，以后可能会失业，做政治工作的人可能要失业，这些人是刚刚被解放出来，本来被四人帮打成走资派，都是很拥护邓小平，这一听现场哗然，他说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他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得罪了不少老干部。所以像我这种人听了很高兴。但过了不久，就出现魏京生等人，搞了北京之春，提出既要反对毛泽东的专制，也要防止邓小平的独裁，然后又提出五个现代化，原本是国防、农业、工业、科技四个现代化，再加上政治现代化。后来局面似乎有点要乱了，实际上不会乱，中共中央非常害怕“一放就乱”，一看不对头，连邓小平的名都点了。不久以后马上开了一个同样规模的大会，我也是亲自参加，邓小平这才提出四个坚持，两次会的时间隔得不是很久，实际上就把前面的那个会的内容收回去了，意思是他如果不依靠现在这一批干部的话，那不得了，这些老干部如果听了以后觉得人心惶惶，下面又出来像魏京生这样的人，也不听他的，这就会乱套了，因此他马上来个大转弯，不提前一次讲话的内容，反而提出要四个坚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这四个坚持，让那些干部听了很来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魏京生应该慢慢来，后来以魏京生出卖军事情报为由，把他捉起来判了十四年，当然这可能不一定是邓小平亲自做的，下面的人秉承他的意思来搞了这么一个冤案。我曾经分析过，邓小平要能维持自己的位置，一方面要改革开放，他也知道，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依靠那些老干部，一下子把这些老干部摆脱的话，也会有问题，而且他在上面，光有改革派像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他慢慢会被架空，等于说你管经济，他也不懂经济，甚至连胡耀邦也不懂，最后就变成技术官僚是真正掌权者。因此他就需要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然后他在这两者之间搞平衡。 Page 364 ·思想历程 我自己的思想历程，年轻的时候信仰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那时入党宣誓，说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党的利益，那真是理想主义的，中共是列宁式的党，跟别的党不一样，别的党很松散，那时批评国民党叫撒灰政策，党员多得很，只要你愿意入党都可以，意思是人越多势力越大，对入党条件并没有太大要求。但是共产党则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才能入党，这是不容易的事，很多人因条件不够无法入党。入党要缴党费，要过组织生活，然后党要布置你工作，你要接受党指派的任务，完成党的任务。我参加不久以后，就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负担，本来没有入党可以自由自在的，入党以后就得参加组织会议，每天检查自己的思想，组织讨论还会分配任务，你就得完成所交付的任务。还得事事和中央精神一致，但我认为共产主义方向是正确的，我在哈工大时是团委书记并教政治课，为此我曾经读完《资本论》，我把资本论当物理学来读，资本论确实是写得很科学的。我在莫斯科大学见到毛泽东演讲，真的觉得是见到伟人，而且他的身材比较魁梧，面孔金光闪闪，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彭德怀在他旁边比起来脸色就有点苍白。他当时讲的话，我后来很快就发觉不对，但是讲的当时我并没觉得不对，到了五八、五九年才开始有点怀疑和动摇，但你作为一个党员有义务要让自己的行动和言论与中央保持一致。我后来开始有点怀疑，觉得毛泽东不是那么神，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间逐渐显露出来的荒腔走板，大跃进的时候就已经很荒唐，但是我不在国内，还不太能体会。和中央保持一致这个东西，是中共中央决定还是党纲的决定，后来我就发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苏联共产党员，我就要跟苏联中央保持一致，那就要追随赫鲁晓夫，可是赫鲁晓夫中共中央又认为他是修正主义。四人帮的时候，我跟中央保持一致，中央瘫痪了只剩下中央文革，那不是就要跟中央文革一致，看到四人帮搞的东西不对头的话，至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我的思想可以以六四为界，在六四以前，所有我的讲话，都是站在维护党的立场来讲的，甚至于包括我批判何东昌，那也是因为何东昌把邓小平害了。一九九〇年大陆校长访美代表团成员问我怎么样做才能赢得人心，我就说首先把何东昌撤了，然后把方励之平反。但是我还是站在对党有利的立场讲的，一直到现在有时我还这样讲，你出动坦克，给自己脸上抹黑，站在党的立场来讲，也是不应该这样做，你就是要镇压学生，也不需动用坦克，学生有没有枪、没有炮、炸弹，而且也没有学生像国外的暴动，烧汽车、抢商店等等，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手段，正好给西方一个把柄，往自己脸上抹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还是站在维护的立场。但是六四以后我讲话的内容，就逐渐放弃坚持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立场了。那天我们开玩笑讲，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参加共产党缺乏热情，所以三〇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些文艺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左倾反对国民党的（胡适也没有说拥护国民党，是采取中立状态，但是胡适肯定是反共那没问题），但是五十几岁的人如果还相信共产党，那就缺乏智慧了。所以我可以说既有热情又有智慧。就是大概在这个时候慢慢醒悟过来，在六四以后，世界日报记者访问我，写了一个文章标题是“五十年共产党员幻梦一场”，我的党龄已经有五十多年，当时我看到那个标题还觉得有点不大对头，觉得好像是叛变。我读过鲁迅的书，有一个人批评他是叛徒，那时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角度，鲁迅都毫无愧疚，宣布自己是“贰臣”。 Page 366 ·高温超导 到北京以后不久，当时国际上关于高温超导研究很热。一九八六年四月份，在德国杂志上，发表了铜氧化物高温超导的第一篇报导，他们是在IBM公司苏黎世分部工作，这篇文章登在德国杂志上，很少有人看到。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所以论文标题是《可能超导》，而且转变温度很宽，现在看样本是不及格的。这两个人为什么只说“可能”超导体呢？因为超导体两大宏观性质，一个是电阻等于零，另一个是有迈斯纳效应（编注：迈斯纳Walther Meissner，1882-1974，德国物理学家），他们没有做迈斯纳效应实验，如果他们一直是研究超导的，做这个实验根本不困难。说“可能”超导他们自己也并不是那么肯定。我有一个好朋友蔡建华，他是南京大学教授，当时在澳大利亚访问，有一天早晨他到图书馆去，偶然翻到这本杂志，发现这篇报导，已经是五六月份了，他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注意这件事，他信里也让我转告我在北京物理所的学生赵忠贤，我就让我的学生张其瑞，转告赵忠贤。赵忠贤这个人的特点是他跟得非常快，同时我们在科技大学也开展这方面研究，张其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说要做特殊类型的超导体，包括氧化物超导体。我们在七八年作五年科学规划时，就已经列了一条，把探测高温超导作为国家重点项目，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认为这个太专门了。高温超导出来以后，当时有很多非常有名在美国作超导的人都不太相信，就算看到了也没有动手做，所以朱经武就占了这个便宜。因为在这以前，每隔一两年、两三年都有人讲说他突破超导临界温度，如我们第一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第十四届低温物理会议时，那个会议最后有个圆桌会议，就是讨论超导，当时认为氧化亚铜是150多K的超导体，当时倒是没有做出来它是零电阻，只有做出来有迈斯纳效应，朱经武就说是他们先发现，跟他争的是俄国人，当时苏联人的英文都很差，所以争不过他。后来那个俄国人在苏联还申请了很大一笔经费，盖了一栋实验室，日子久了发现这都是错的，没那一回事，像这种是每隔几年都会发生。而就是一九八六年四月份，日本鹿儿岛大学也报导一个30多K的超导薄膜，那次正好我带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中日每两年交换一次，在仙台开会，我们临出发前看到这个消息，会议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仙台会议上根本否定这个报导，主持会议的田中教授，说他们本来不让发表，不知为什么又真的发表了，那些人根本是外行，温度测量有问题，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所以西德这个文章，你很难一下子相信。顺便讲一下，朱经武曾经建议我邀请他的指导教授马赛阿斯（编注：Bernd Teo Matthias，1918-1980，德国-美国物理学家，专门研究超导材料，一九四七年移民美国）访问大陆，我就写了一封邀请信，请他访问北京。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就打电话把朱经武大骂一顿，说任何一个邀请我的人，都会同时邀请我的夫人，怎么这个邀请信里没有，朱经武很紧张，就打电话要我重写一个。我们就改成连夫人一起邀请，可惜后来他就去世了，始终也没能来大陆。法国人曾经做过同样的材料，但是只测到100K，30几K才超导，所以没发现。苏联人甚至说，我们看到高温超导体的文章，我们要实验的话，根本不用做样品，本来就有了，只要从架子上拿下来就可以。这些人都是失之交臂，如果当时认真做，现在就是他们得诺贝尔奖了。朱经武开始做的时候，重复缪勒（编注：Karl Alex Muller，1927-，瑞士物理学家，获得一九八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实验，但是朱经武加了压力，加压后临界温度就从38K上升到40多K，最后最高到50多K，当时他非常兴奋，因为创纪录了，他还传真告诉我说已经做到50多K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物理所。后来把La换成Y，朱经武试了以后并不超导，就搁在一边了，这一段历史是朱经武手下的大将蒙如玲告诉我的（她原先是北京物理所的人）。吴茂昆毕业以后在阿拉巴马当助教授，他们就让吴去试，结果吴茂昆把这个拿回阿拉巴马做，可能烧的条件比较好，结果做出来YBCO的临界温度有90多K，发现以后，吴茂昆又拿回休士顿做迈斯纳效应。发表的时候，他们送PRL（编注：物理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怕审稿的人压下来自己做，发表的时候，就把Y改成Yb（实际上后来发现Yb也是90多K超导），他们打算等到审稿完要发表时再改过来。在这以前，崔长庚在北京物理所重复缪勒的试验，但是他发现好像70多K就超导，缪勒才38K，当时也是大突破。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我那时在合肥，他给我打电话说科技大学能不能做迈纳斯效应，他已经发现70多K，想拿到科技大学来做迈斯纳效应，我说当然可以。当时他还没拿，实验就重复不了，但是人民日报已经登出去说发现70K，连贝尔实验室还有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都写信给物理所，希望拿到详细的材料，贝尔实验室还说愿意合作，吹出去了，却重复不了，没有信心，就以为是假的，实际上一点都不假。LaBaCuO如果是214的比例，那就是38K，如果是123的比例，那就是90多K，稀土元素替换Y，差不多都是90K，所以他们做的当时，虽然原料是按214配比，但是烧的条件不一样，可以烧出123的相来，我想认为应该是烧出123的相，所以发现70K超导的迹象，但是因为样品不纯，所以很难重复，也不是作假。现在缪勒每次报告时还提这个事，说北京发现70K，因为缪勒有点压制朱经武，因为缪勒得诺贝尔奖，但是他只有38K，连液氦温度都没到。真正超过液氦温度是朱经武他们，而且能兴起热潮，跟这个有关系，否则没有也还做不了。缪勒想压制朱经武，故意强调北京，说他们发现70K。朱经武发现YBCO，也不是按照123比例配的，本来也是按照214，只是把La替换为Y，他做出来里头不是一个相，其中有123相，所以才有90K超导，还有其他的杂相，但是123相最够多的话就能短路，你一量就是超导体了。所以后来申请专利时，好像一直没有申请到，因为贝尔跟他们打官司，贝尔说123相是他们做出来的，因为最后是贝尔确定是其中123相造成的90K，朱经武文章里头讲至少有三个相，搞不清楚是哪一个相负责90K。朱经武作出来以后，一方面要抢先发表，另一方面怕人家抄袭以后也做出来，所以他除了刚刚送出去的文章动了手脚以外，另外就是在报纸上公布，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由他的副手，只说发现了一个90K的超导体，不要说出来是什么成份什么东西，先公布一下。这个副手竟然把YBCO说出去，正好中共驻休士顿的领事馆有一个人也参加这个会，这个人很机灵，马上就传真给科学院，科学院的周光召就派副院长胡启恒（胡启立的妹妹），到物理所找杨国祯，杨国祯就找了赵忠贤，告诉他赶紧将La换成Y，所以赵忠贤很快就做出来了，而且宣布说有100多K，想压倒朱经武，而且到现在还说是自己独立发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然后把我的名字也登出来，我还沾了这个光，给我恢复名誉了。赵忠贤因此当选为院士，而且又是中共中央委员，扶摇直上。他是科大第二届的学生，毕业论文是在物理所跟我做的，后来他没念研究所。这个人在文革期间，他们都是造反派，我们研究室分成两派，有一派坚决认为我是走资派，要打成第四类敌我矛盾，赵忠贤、崔长庚是保皇派，认为我是第三类，所以他们就光批刘少奇，人家说他们是远程大炮，从某种意义来讲是比较维护我的。他也是物理所最早出国到剑桥去进修的。大陆还强调说休士顿公布时没讲什么材料，大陆人民日报就写YBCO，所以第一个宣布YBCO的是我们，而且日本人是因为看到中国宣布这个东西，才开始做。那年美国APS（编注：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的简称）三月会议上一共有五个人演讲，第一个当然是缪勒，第二个是朱经武，第三个是日本人，第四个是赵忠贤，第五个是贝尔实验室的人。这个会当时很轰动，会场内外都挤了很多人，不过就美国来讲，前面四个都是外国人，最后一个才是美国人，好像不太光彩。赵忠贤回来就讲，他去纽约当时就感觉两件大事，一个是三月会议，另外一个就是学生在拥戴胡耀邦签名，联署反对胡耀邦下台。赵忠贤这个人的特点是他跟得非常快，最后也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发现TlBaCaCuO，是130多K超导，当时是最高纪录。那时在瑞士开一个高温超导的国际会议，赵忠贤出席了，TlBaCaCuO的消息宣布出来后，赵忠贤马上就打电报回国，要国内的人赶紧做，会议结束时，北京也做出来了。 Page 371 ·出访德国 我一月十二日下台，中共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件事。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叫Jack Dow他是搞凝聚态物理的理论物理，半导体方面。就给我写了封信，邀请我访问Notre Dame大学，他说我现在受难了，不妨到他那里，做客座教授。这封信如果拿去申请出国，肯定是不行，所以我就要他重新一封普通邀请信。他就再写了一封邀请信，我就拿这个信交给科学院，申请出国，科学院好几个月都不答复，也不说可不可以，就放着石沉大海。Dow却认为不会有问题，他就都给我租了房子，我就跟院里说，你要是不批准也得赶紧说，要不人家租了房子，以后房租怎么办。院里才说，我不能去，理由是，现在学生正在给胡耀邦联署签名，我去了以后很不方便。 李：是周光召说不让你去的吗？ 管：是国际联络局局长，周的下属。 Page 372 李：周光召是副院长？ 管：周光召还是副院长，院长是卢嘉锡，不过周管这个事。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意思是照顾我，怕我去了以后很为难，不方便。同时我接到八月份在日本京都开第十六届国际低温物理大会的邀请，我是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从第十四届开始就是委员，有邀请报告，我们寄去六篇文章也都接受了。日本人还说可以提供所有费用，另外可以推荐两个人，他们可以提供旅费，我就推荐了一个学生还有郑家祺，这个人就是我说过，在火车上人家拿花请他转交给我。我推荐这两个人，也申请去日本。由大陆申请去日本的手续很麻烦，我当时就提出八月份去日本，日本也没有胡耀邦的事，他们说当然可以，我就觉得我也不是不能出国，我就等着八月份去日本。我做好一切准备，最后临走以前大概一个多礼拜，又通知我说我不能去，我推荐的两个人可以去。问他们是什么理由，这次根本就不讲什么理由了，反正就是不能去。后来人家告诉我，在我申请出国的文件上，周光召批示“根据中央精神，管惟炎不宜出国”，究竟是什么中央精神，我也不知道。过了不久以后，我发现方励之出国了，他去访问意大利，后来据说是赵紫阳批的，因为像方励之这样的人，能不能出国，下面的人不敢批的。我看到方励之出国，我马上就找院部，质疑为什么我不能出国而方励之可以，好像我的罪行比他还严重。他们借口解释说因为他是去欧洲，意思是欧洲没问题。正好这时，欧洲FKF（编注：德文Festkorperforschung，此为德国Max Planck Institute的固态研究中心，简称FKF）国家科研中心的副所长，那个科研中心有点像美国Argonne实验室一样，有三千人，里头有很多研究所，其中有个固体物理所，这是FKF的头正在访问北京，严济慈的儿子严陆光，是科学院电工所所长，他也搞超导，他在家里请这个副所长吃饭，找了我当陪客。饭桌上讲起这件事，这个副所长当场就给我写了邀请信，邀请我访问德国一年。我想这应该再没有借口了，果然他们也不能不批准。但是他们故意找茬，说德国方面给的工资太低了吧，我一看，我说你们看错了，人家写的是一个月，你们看成一年。他们也没办法，但是只批了可以去三个月。当时我就找物理所的党委书记林泉，他以前在我所长任内当过副所长，我说人家邀请我一年，而且是做实验，现在只批三个月，可能实验都还没开始做就结束了，对方也许就不想邀请我，哪有人三个月就能做出实验结果。后来林泉就说，你现在不要再多说，否则也许连三个月都不让你去，到了那边以后再要求延期，而且直接跟院里写。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忠告，没有再提，我就出国了。 Page 373 李：这是什么时候？ 管：是一九八七年十月份。但是我去德国并没有直接去FKF，后来才去。我先到吉森大学，吉森大学的一位教授，和我同是国际低温物理杂志的编委，他的学生Heden就邀请我去访问四个月，Heden争取到一个有四个月薪水很高的名额。到德国后我就写信要求延长为两年，理由是，当年周光召没当副院长时也出国访问两年，我的意思是想比照办理。他就又提出刁难，要我把这两年是在哪里、什么待遇等等交代清楚。我要凑两年计划很容易，很快我就把两年计划写信回复，结果他又只批了一年四个月。后来我就申辩说，如果你只愿批准一年四个月，为什么还要我提供两年的计划，让我大费周章地联系安排，最后又说不准，后来他不得不同意两年。我总共写了五封信，周光召一封信也没回我，都是叫下面的人告诉我，反正我也是故意利用这个机会骂他。我本来是很守纪律的人，到了两年我应该要回去。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就满一年四个月，二月底我就到美国Dow那里去了，到美国时国内开始学运。 Page 374 ·六四事件 一九八九年年初，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提前要求把魏京生放出来，等于是特赦。理由是，一九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中国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举行特赦，这样对中国的形象很好，这是很善意的建议。后来邓小平对这封信大为不满，他就讲了三句话，第一，看来还是要依靠工人阶级，意思就是知识分子不可靠；第二，反右看来还是没有错。第三句话我忘了，反正就是对方励之很不满意。其实方励之的信是善意的，虽然意见不一样但是站在维护邓小平和党的威信。后来方励之和许良英，两个人要组织右派百人大会，许良英是非常积极，现在他还被软禁监视，行动完全不自由，也不能出国。许先后组织两次签名，一次是老科学家签名，要求放出魏京生，其中签名主要有王淦昌，还有几个有名的人物。另一次是文艺界的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冰心。这两次都无效，不了了之，中共对这些人也不敢像对魏京生那样统统抓起来，罪魁祸首都是许良英，都是他发动的，也没有把他抓起来，就只有把他软禁。 六四以前在北大，有一个“三角地”，就像伦敦的海德公园一样，有些大字报，有人上去讲，就越来越活跃，像王丹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成员之一，有时候就请李淑娴、方励之他们去参加。我的了解，六四事件演变成那么严重，时间那么长（差不多有两个月），有那么多人参加，而且后来又绝食那么长时间，这个原因，完全是中共中央一手造成的。据我了解，运动一开始时，是中共中央要悼念胡耀邦，胡耀邦虽然免去总书记，但是保留政治局委员，并没有说他反党。他在开会时，发言激烈中风去世，中共中央决定要悼念，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连邓小平都要去，比较隆重。学生当然很同情胡耀邦，因此就准备在广场外平行的开一个悼念的会。学生把胡耀邦推崇的相当高，这有点像四五事件推崇周恩来一样，实际上是反对中央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提出来说胡耀邦代表“中国魂”，这口号对邓小平来讲是很忌讳的，因为“中国魂”应该是邓小平，代表中国的灵魂人物，怎么会是胡耀邦。 我后来在巴黎，看到吾尔开希，他们刚逃出，法国政府允许他们避难，一九八九年正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他们请各个国家的代表，那时是七月十四日，和六四事件只差一个多月，所以不可能请中共的领导人，就在海外物色一些中国人，我那时在马里兰大学访问，法国的驻美大使馆就邀请我，他当然不能说是政府代表，就说中国人士代表。会上就看到那些刚刚从大陆逃出来的，包括吾尔开希、严家琪等等这些人，他们在法国成立“民主联合阵线”，距他们跟我讲，他们当天晚上准备要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召集这个平行会议时，各个学校的积极分子觉得很困难，学生不愿意参加，学生都喜欢念书，一般学生如果意愿不高，只有几个人去那边就没意思，最好人越多越好，所以他们本来是很担心开不了，学生会觉得吾尔开希是老几，号召力不够，不会跟你跑。但中央知道他们开了这个会，非常担心，因此决定天安门广场要封闭，不准人进场，怕他们在外面平行开这个会。结果这个事情反而变成强有力的号召，他们回去一讲，大家都很气，反而有很多人参加。明显是中共中央在动员，柴玲、吾尔开希哪有那么大本事，后来他们又说方励之是后台，就通缉方励之，那更没有道理，方励之根本没有发动六四天安门事件。根据我的分析，第一次是他们自己发动的，学生又打出一个“中国魂”，更加激怒了中共，明明是故意作对，并不是真的悼念胡耀邦。后来邓小平有一个党内讲话，就定了一个调子，邓小平说学生是动乱。学生当然认为自己是爱国行动，他们的要求也像科大学生一样，要民主、自由、反对官僚。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五日就发表一篇社论，批判学生，激起二十六或二十七日五十几万人上街，邓小平说学生是动乱，反而把群众煽动起来。换句话说这个社论的刺激，起了动员的作用，变成规模比较大的，中共中央当然就比较注意了。但是过了几天以后，还是凉下去了，积极分子当然不愿意凉下去，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群众也并不一定都是听你的。一开始热闹很气愤叫一下，后来也就算了。 这期间有两家刊物，一个是上海经济导报，有一个叫戚本立的，他组织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谈，还有北京一家杂志也组织了座谈会，就把学生的观点写进去了，这是江泽民在上海是市委书记，就查禁了这份杂志，但是经济导报是中央驻上海的一个机构，并不归上海市管，中央不表态，所谓中央就是赵紫阳总书记，好像不同意，所以江泽民也很生气，说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也有权代表中央，就把它给查封了。因此北京的记者协会又上街游行，是不是有赵紫阳的后台我不知道，后来人家说江泽民是黑马，其实不是，他有功劳，他帮助邓小平镇压这个动乱，这也是邓小平看重江泽民的原因之一。学生里头的积极分子，就利用这个机会声援，也再度上街，又形成高潮。我的意思是江泽民等于发动第二次高潮，别人没有这样分析过，是我自己分析的。如果上海没有查禁的事件，北京这边也已经凉下去了。这样一来学生又起来了，中间又有和学生对话，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跪着情愿，这些处理得都很不好，让学生好像下不了台阶，不像我们在合肥给学生台阶下，学生本来就不想再继续静坐，事情也就结束。后来李鹏跟学生对话，也很不对头，何东昌还讲过“我们就像家长一样是爱护你们的”，吾尔开希这些人就反驳说：“你们怎么能是我们的家长，家长是命令我们的，我们是主人，你们是公仆。”就这样给顶回去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后来就越来越厉害，像我知道物理所，只有杨国祯没去天安门，其他很多人都去了，所里还开车送汽水。中间有一段时间赵紫阳访问朝鲜，邓小平不能亲自到学生那里去，完全是透过何东昌、李鹏这些人，曲意扭曲学生意图，后来又有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赵紫阳可能是省悟了，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还掉泪说他来晚了，后来就把他说成是搞分裂，好像是他支持学生的，我想这完全是瞎扯的。处理科技大学事件时，他说我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堡垒，而且在整胡耀邦时，他也说过，胡是总书记，他是总理，两个人很难配合，换句话说他也推波助澜。但他确实也看到，胡耀邦虽然下了台，可是胡的威信反而更高，可能这方面慢慢对他产生影响，他也进步，等于有所转变，并不是他有阴谋分裂党，或者是要故意对抗。当时他也见不了邓小平了，中间李鹏他们搬弄是非，再加上他到朝鲜访问期间加油添醋，使得邓小平完全受人包围摆弄，那是政府确实有点瘫痪，也没人出面了。据说街上的旗子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没有，其他连党校的旗子都有了，各部门统统都上了街，人非常得多。虽然那样，北京那时秩序还是很好，连小偷都罢偷了，学生完全是理性和平的。当时在中共中央没有决定戒严和解放军要进城以前，理论上一方面是赞扬学生，但也赞扬政府，能够容忍学生没镇压。但是不知怎地，五月十九日突然宣布戒严，解放军要进城，于是就发生老百姓拦车，连中学生都参加拦车。后来他们就说这是暴民，按照我的观点，如果不是后来解放军进来，怎么会有“暴民”，“暴民”也没有借口可以起来，而且按照我们在合肥处理学运的经验，或是赵紫阳的精神，完全可以把事情缓和下去，不至于最后变成一个大血案，在全世界产生恶劣的形象。 从那个时候起，在美国的学界及三地（台湾、大陆、香港）的学生空前大团结，本来都还有界限。我曾经在这以前访问休士顿大学，正好是中秋节，不是六四，还很早以前，台湾的学生和大陆学生比较友好，是联合庆祝中秋节，晚上还播放电影，我记得很清楚放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大陆电影，一部是台湾的，那是我觉得台湾很幼稚，因为台湾放的电影是没有政治内容的，大陆的电影是有些宣传在里头，不过虽然友好，还是有很大界限。六四以后，就完全没有界限了。那时就不分台湾、香港、大陆，一致谴责大陆的血腥屠杀，两家中文报纸也垮台了。本来除了台湾的世界日报以外，还有中报、大陆办的华侨日报，华侨日报垮台是因为记者都罢工，支持同情学生，中报的领导曾到北京见过邓小平，所以他是亲共的，底下的人都反共，报纸每天社论是他写的支持中共，其他的东西统统是反共的，所以这份报纸后来也是内部闹矛盾，搞不下去了，现在这两份报纸都没有了，只剩下世界日报一家独霸。多年来在海外苦心积虑的统战工作毁于一旦，现在当然慢慢又恢复了。我在纽约见到吴健雄时，她亲自跟我讲，她以后不会再到北京，如果回大陆，她也只到南京她的母校。还有我在波士顿时，有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他也是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大陆这样搞。在休士顿大学，有一个教授胡班比，原来是亲大陆的，之前如果他的学生对大陆不满，他就大发雷霆，可是六四以后，他也到休士顿的领事馆去游行，反对中共。我的意思就是多年辛苦经营的统战工作，都毁于一旦。当时我在物理所时，全国有三十一个原来是台湾人在美国念书得了博士学位，但是没回台湾，到了大陆定居，其中有十一个在物理所，中共中央社会部经常到我们所里来，了解情况，做他们的工作，这些人都安排了政协委员什么的。他们都是亲大陆，也是做了牺牲，因为大陆很苦，工资又低，对他们来讲比大陆国内原有的人多了一倍，但是和美国台湾比又差太远，因为其他生活条件都很差，虽然大陆给他们很多优惠，但是还是比不上海外。这些人都是秉持着爱国的理想回来的，现在物理所只剩下两三人，这都是因为六四造成的后果。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909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Friday, May 18, 2007 - 12:07 am:    李南央：我为什么编辑《李锐1975-1979家信集》 1959年9月，身为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的父亲李锐，从庐山下来后，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1年11月，在好友田家英的救助下，父亲回到北京，得免葬身北大荒之灭顶之灾。一周后父母离婚。两年后，在京没有等到甄别、启用的父亲，又被流放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开始，我和父亲还偶有通信。后来为了争取入团，便和父亲划清了界限，不再联系。 1967年，文化大革命仍在高潮之中。北京的中学都派驻了军宣队，有一段时间学生集体住在教室，由军人对学生实施军训和领导学校教育革命。5月的一天，从学校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大别山到北京取仍存放在我们住所北屋东西的父亲。那时父母离婚已经6年，我没有见到他也已经3年多了。我在《长长短短谈父亲》一文中记述了那次与父亲的见面(注1)。此后十二年，父亲似乎从人间蒸发掉了，全无消息。但是，他的阴影从未离开过我须臾。我冲啊，撞啊，拼命地干啊，干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干不过我。可我始终挣扎不出那个巨大的、无边无际地罩在头顶的黑影。我曾经被车间的师傅们推荐过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可是报到厂里，领导一句话：“这样出身的人，怎么可以考虑？！”就被刷了下来。在得知上大学梦想破灭的那一晚，我沿着塬底（注2）转啊，转啊，感到一种彻透心肺的绝望：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让我有了这样一个父亲！ 很多与我同时代的人，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就开始有所警醒。我要晚得多。直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才彻底觉悟，想到：莫非父亲早就看出毛泽东的错误？由此萌生出要寻找父亲寻求答案的强烈愿望。但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我只能思考而不敢贸然行动。1978年3月12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天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附有一张照片，我的父亲就站在总理的身后。虽然只露出半个脸，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一瞬间我几乎要窒息了。我将照片指给悌忠看，那种激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决定开始行动。 我一直想把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写出来，写我如何寻找到大姑姑李琬华，如何见到父亲；写我如何进京见到胡耀邦，如何再次进京同二姑姑李英华一起叩开一个又一个高官的家门；写父亲的平反过程如何一波三折，直至终见天日。却一直苦于不知如何下笔才能翔实地写好。时光渐渐远去，当时的许多情节越来越模糊了。但是我们一家人在那一年心怀希冀，如履薄冰、如临深壑，一路战战兢兢走过的日日夜夜的心历路程却从未从记忆中逝去。那时中国大陆有过千千万万个同我们一样的家庭和个人，浩劫之后，等待阳光照进自己的生活，那充满泪水和期盼，情感大跌大起的难熬时光是大家所共有的。写下这段历史的责任从未从我的肩上卸下。 偶然看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徐珏先生的论文《首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看中国的媒体政策》，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从治史的角度看，第一手资料的珍贵永远无法被回忆录等取代。”读后不觉豁然开朗：再怎么高明的笔，也无法留给后人一段真实、完整的历史记录。更何况我不是一个文章高手，又如何能写得好呢。而我当年保留下了父亲写给我们的所有信件，并从陕西带到北京，在北京随我几次迁居，最后带到美国，它们绝对是“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可惜的是，我和两个姑姑寄给父亲的那些信，以及大姑姑整理好送还给父亲的他写给她的信，仅在父亲书房杂乱堆积的文件山中刨出了不多的几封。所幸，二姑爹去世后，二表哥王力丰从瑞典带回了他的母亲珍藏的我父亲出秦城监狱回到大别山，直至平反复出期间写给她的信件和申诉材料。大姑姑家的大表姐唐承安为我找到了一些当年我写给他们的信。 我和悌忠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这些信件汇在一起，整理出来，就成了现在这本集子。这些原始资料是我的父亲经过20年放逐、囚禁、闲置，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与家人一起奋力挣出谷底，做一个正常的、有尊严的自由人的真实记录。虽不能说一叶显秋色全貌，但我认为这些文字确实可以作为那些有心于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贤人的珍贵史料。并且希望有一天这个集子会成为李慎之先生所呼吁的公民教育之教材的阅读参考资料，让更多的后来人知道，在他们居住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怎样的荒谬和悲哀。我们可以有各种理由理解那段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和原谅当事人们的行径，但我们决不可以忘记。以史为鉴，方知兴衰！ 父亲在1977年1月6日写给我的二姑姑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的一副自制挽联和横批：人间何处求公道，天下无人问是非。死不瞑目。从这本集子里读者可以看到，曾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李锐的平反之路尚且如此艰难、崎岖，普通百姓更奈何乎？但愿中国人苦寻“青天大老爷”的时代永不复返，“宪政开张”航船之桅杆不久可现天际。 2005年11月3日 注1：《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收集了此文。但文章中的记述有误，将时间错记成66年的8、9月间。看过父亲的信（见本书207页），仔细回想，父亲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 注2：我所在的陕西汽车制造厂建在秦岭脚下的一条山沟里，两面是塬（一种陕西特有的地貌，从下面看以为是山，待爬上去，方知是方圆可达数平方公里的平原），沟底通向秦岭，诸葛亮仙逝之地——五丈塬，斜抹过沟口。( 《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书信作者：李锐、李婉华、李英华、李南央等 李南央编，美国溪流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www.fellowspress.com）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910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Friday, May 18, 2007 - 12:09 am:    《何家栋文集》在美国出版 　　　 2006年10月被中国当局查抄没收的《何家栋文集》日前由美国溪流出版社（www.fellowspress.com）隆重推出。 　　　何家栋 （1923 – 2006），中国当代杰出的出版家、思想家。 何家栋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任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准尉，同时任中共地下党联络员。1945年被接受为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地区从事文化出版工作。1949年以后，创办工人出版社。先后执笔出版《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赵一曼》、《方志敏 战斗的一生》及《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有广泛影响的回忆录。因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降四级。1959年被指派为《刘志丹》小说责任编辑，该书 在1962年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遂又被打入“习仲勋反党集团”，成为“反党分子”。1965年，经康生点名，下放到山东成武县，交地方管制达14年。“文化大革命”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亲及两子非正常死亡。 1979年，“右派”改正及《刘志丹》小说案彻底平反后，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3年创办《人生》月刊，1984年创办《开 拓》文学杂志，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1985年辞职离休。其后曾应邀担任民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经济学周报》总编辑、《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改造与建设》网站法人代表。上述周报、双月刊和网站均被当局停刊关闭。 何家栋晚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思想源泉，深刻反思欧洲和中国共产党建政的历史、探讨中国当今结束专制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他的思考深刻彻底、理论素养强，被誉为和李慎之齐名的思想界的标杆。80年代末以后写了很多论文和杂文，但由于当局的控制，很多文章只能以化名发表。其中一部分被收入李慎之、何家栋著：《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著：《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王思睿、何家栋著：《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 年版）。 何家栋有着60年的“红色出版家”生涯，但却从未有过出版自由，就连他自己的文集也一直没有机会出版。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朋友们和亲属将他的文集自费印刷，以告慰这位被学界敬仰和钦佩的卓越思想家。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未亲眼见到印制成册的文集――那些印好的书遭到中国当局的查抄没收。 溪流出版社出版的《何家栋文集》正是这部何家栋的自选文集。全书分上下两卷七十万余字，收入何家栋自80年代末以来的政论文章（有些与人合著），书评，友人通信，访谈录和回忆共91篇。从文集中可以看到作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从历史到未来，从中国到世界，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在他的思考和关注之中。他不但对国内国外各种流行思潮，一一进行独 立的梳理和批判，同时还对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提出了大量富于建设性的创见；他的文章明快简洁，深沉而有几分幽默，别具一种智慧的魅力，堪称中国思想史的一页华章。 欢迎访问：http://www.fellowspress.com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916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Tuesday, May 22, 2007 - 06:49 pm:    汉奸发生学 李零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但它无疑是咱们 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 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 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 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 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 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 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 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 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 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 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 “侠谷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 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 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 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 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 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 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 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 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 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 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 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 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 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 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 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 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 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 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 “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 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 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 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 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 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国不能道辞”， 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 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 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 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于战， 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 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 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 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 ），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 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 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 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 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 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 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 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 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 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 汉奸”。〖注１〗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 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 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吏治虽号称 “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 ”，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 ”，“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 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 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 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 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注２〗 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 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 说“归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 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 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著 《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 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 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 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到六十 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 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 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他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 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 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 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 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 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 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 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 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 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是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 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 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 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 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 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 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 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 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 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 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 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 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 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 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 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 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 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 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 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 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 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 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 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 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 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 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 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 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 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 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 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 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 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 “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 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 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 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 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 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 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 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 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 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 举，以帮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 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圆满，不惜编造 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 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 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 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 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 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 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 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 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 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 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 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注１〗：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 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注２〗：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 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 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盖怀李陵》（ 散文） （原载《读书》1995年10月号）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919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Wednesday, May 23, 2007 - 12:02 pm:    欧阳龙门：《李志绥回忆录》的成书经过和版本 　　　　　　　　　　　　　　　·欧阳龙门· 《李志绥回忆录》的中、英文本（［１］［２］）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出版，以后李志绥陆续写过一些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这些文章对回忆录作了一些说明，介绍了成书经过，回答了读者的一些问题。但是，由于李志绥不久就于１９９５年２月去世，所以这类文章并不多，而给读者留下的疑问却不少。 这些文章后来编入了《反叛的御医》［３］一书，该书还收集了其他几位与《李志绥回忆录》成书过程有关者的文章，例如： 回忆录的英文本译者戴洪超（Ｔａｉ　Ｈｕｎｇ－Ｃｈａｏ）的文章《李志绥回忆录出版经过》，介绍了该书的翻译、编修、出版过程。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解释了为什么普林斯顿大学当初没有应李志绥的要求支持他写作回忆录的原委。 本文根据《反叛的御医》一书，对《李志绥回忆录》的成书经过作出以下综述： 李志绥于１９８９年３月开始写作他的回忆录，１１月底完成中文原稿，中文原稿有５０多万字，比现有的中文本内容多。据戴洪超说中文原稿“以毛泽东为中心”，内容“客观，只是记事，不表意见” （［３］第１６２页）。 中文书成之后，李志绥曾多方寻求出版，奇怪的是居然没有找到愿意出书的中文出版社。于是有人建议出英文版，而英文出版社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立即发现了《李志绥回忆录》的价值，同意出版。因此李志绥便与戴洪超合作，从１９９０年４月到１９９１年２月，用了１０个月的时间将中文原稿翻译成英文。 英译稿完成后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从出版商的角度出发，认为不满意，要求“不要把这部文稿仅仅变成一本畅销书，而是要把它变成经典之作”，要求“大动干戈，编修文稿”，“要李医生提供三类新资料：（１）李的身世及经历；（２）李对毛的看法及评语；（３）原告衍生的各项问题。”　（［３］第１６３页）。 李志绥并不完全同意出版商的看法，“但已签约在先，同意出版书局有权增删资料，只好勉为其难。”（［３］第１６３页）于是在石文安（Ａｎｎｅ　Ｆ．Ｔｈｕｒｓｔｏｎ）的协作下对英译稿进行改编。改编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直到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其间删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 然后，李志绥在廖书珊的协助下再根据编修后的英文本翻译成中文。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英文本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１９８９年３月至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李志绥写出中文原稿； １９９０年４月至１９９１年２月，戴洪超将中文原稿翻译成英文； １９９１年春至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石文安协助编修英文本，廖书珊协助李志绥将编修后的英文本翻译成中文。 综上所述，《李志绥回忆录》应该有四个版本：中文原稿、英文译稿、英文编修稿、中文编修稿。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英文编修稿和中文编修稿，即使我们现在谈的英文本和中文本。 英文编修的结果是“把原本是一部历史性文稿变成了一本兼具文学气质的作品。”（［３］第１６３页） 本文注意到：石文安为《李志绥回忆录》加了若干注释，在注释中指出了原稿中的一些错误。 例如：老毛在１９５８年２月视察东北（［４］第７８５页），李志绥回忆录中错记为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的冬天（［１］第２７９页）。 对此，石文安在注释中指出：“其他中国的报道显示毛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巡视东北的钢铁厂。但李医生记得此行发生在一九五八、五九年冬交之际。”（［１］第２８２页） 但仍然有很多错误没有指出来。 例如：李志绥将当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夫人错写成水静（［１］第２００页），而实际上水静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 又例如，１９４９年以后，老毛会见贺子珍一次，地点是庐山，时间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见［５］） 而李志绥错写成１９６１年夏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在庐山会见（［１］第３６８页）。石文安的注释没有纠正这个错误，却说：“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毛在上海曾见过贺子珍一次。”（［１］第３７１页） 现行的中、英文本都有不少的错误，本文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是，本文要指出的是，两个文本中的错误并不一致。既有相同的错误，也有不同的错误。相同的错误，我们这里不去谈，而不同的错误则又有两种情形： 英文本有错，中文本无错的例子，例如英文本第１３８页说： “１９６９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实际上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１９６８年。相应的中文本第１７４页改成了“１９６９年第九次全国大会”。 又例如英文本第３９７页说：“康生介绍江青入党，安排江青到延安， ……”中文本第３８２页相对应之处删去了此话。 对此，我们可以解释为李志绥本人在从英文本翻译回到中文本时改正了错误。 然而也有中文本错，英文本没错的例子，例如：陶铸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６］）。而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时，陶铸就是顾问，而且说 “原来没有陶铸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１］第４４０页） 英文本中对应之处没有以上错误（［２］第４５７页）。对此，我们只能解释为李志绥的原稿有错，英文本改正了，但是李志绥本人在从英文本翻译回到中文本时没有参看相应的英文本，或者虽然参看了，但仍然认为自己的原稿是对的，又改回原稿。 在仔细比对了中、英两种文本之后，本文注意到：尽管中文本是按照英文本翻译回来的，实际上中文本删去了英文本中的一些内容，例如：英文本第３１４至３１５页提到１９５９年邓小平住院时导致女护士怀孕；英文本第３５８至３５９页提到老毛的同性恋行为；英文本第４６０页谈到傅连璋被斗致死的原因等等。 最后说几句题外的话，在《李志绥回忆录》出版以后，该书中经常提到的林克、徐涛、吴旭君出书加以反驳［７］。尽管林克等人说： “我们找来李志绥的‘回忆录’仔细看了”，但是林克等人在指出了《李志绥回忆录》的一些错误的同时，也遗漏了《李志绥回忆录》中的某些重大的、明显的、如果“仔细看了”的话就不难看出的错误。这些我们以后再谈。 附录一：资料来源 ［１］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 ［２］Ｄｒ．Ｌｉ　Ｚｈｉｓｕｉ《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４ ［３］金钟主编《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台北一桥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４］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５］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６］见《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中发［６６］２８１号文件，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和《中共中央决定关于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的通知》中发［６６］３９２号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 ［７］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944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Saturday, May 26, 2007 - 09:32 pm:    多维连载：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1） DWNEWS.COM-- 2007年5月26日20:33:48(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编者按】唐达成（1928─1999），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一生多次大起大落，早年笔名“唐挚”，从事文学批评，崭露才华，因与周扬“商榷”，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牵连被划为右派清出文坛。“文革”后唐达成复出，受命批判作家白桦电影剧本《苦恋》，在文坛仕途上飞跃性提升，被选为中国文坛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在1989年代表作协三次签发严正声明，呼吁政府正确对待学生运动而下台。(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鲜有人如唐达成，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和几十个寒暑的折腾，“历史的戏剧性造成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陈为人所著《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近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敍述他如何以自己的血、泪与汗，写下生命中一场场悲喜剧，以及文坛半个世纪的风雨交加。多维社自即日起连载《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部分篇章。(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chinesenewsnet.com) 陈为人(chinesenewsnet.com) 引子　唐挚、唐达成，一个“分成两瓣的子爵”(chinesenewsnet.com) 　　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chinesenewsnet.com) 　　原知死后万事空。人去如灯灭，化作一掬黄土，化为一缕清烟。然而，人固有一死，人死去真就死去了吗？人毕竟在人世上走了一遭，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使人很难“死而无憾”，却往往“死不暝目”。“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人总会孜孜以求亦斤斤计较於那个最后的“盖棺论定”。 　　对死亡的凝视，其实是热爱生命的一种表现。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明镜出版社） 　　老诗人臧克家五十年代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有的人活著，他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然而他仍然活著。”长生与不朽，是一个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话题。长生，是对肉体的追求；不朽，则是对精神的企望。(chinesenewsnet.com) 　　唐达成走了，他的生命意义给我们留下些什麽思索？(chinesenewsnet.com) 　　唐达成走后，张光年有这样的话：“那样好的人，得了那麽恶的病，文友们谈起达成，不由得感叹痛惜，真想同声一哭。”张光年所说的文友们，是一长串中国文坛的精英：王蒙、张锲、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邵燕祥、梁晓声、谢永旺、陈丹晨、束沛德、梅朵、古鉴兹、张凤珠……我采访中无数次听到他们发出声声叹息：唉，达成真是一个好人，实在是走得太匆忙了。要不然……，要不然怎麽样？如张光年所言：“你的聪明才智向著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发挥开来。你心灵深处的珠光宝气向著各个方面放射出去。……”无须赘言，不言而喻，给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chinesenewsnet.com) 　　另一方面，我听到贺敬之如是言：“总的应该说，唐达成是一个好人。我对唐达成的印象，这个同志是个有才能的人。人品方面，他还是基本老实的。因为文艺界里有些人花样还是比较多的，不是很诚实的。我印象当中，他是比较诚实的，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很好共事的一位同志。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但是我很遗憾，后来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同我的关系也就有很大的变化。唉，人都不在了，还说那些干什麽。总之，唐达成应该说是个好人。”类似的口气也表现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口中，这也是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马烽、玛拉沁夫、牛汉、侯敏泽、杨子敏……。他们在我的采访中，用各自不同的语言特色，表达了几乎类似的感叹：应该说唐达成是个好人，只可惜……又是欲言又止，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chinesenewsnet.com) 1978年，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被打成“右派”期间，与《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在太原。陈为人，1950年生於上海，毕业於山西大学中文系。干过铸工、木工等。1989年调山西省作家协会任党组成员、秘书长。近年写有长篇小说《赌博》，中篇小说《审判现实》等。（多维社） 　　唐达成去世后，在怀念文章中，《好人达成，还在我们中间》、《文坛上一个好人去了》、《哭好人达成》、《好人达成，你走好》……诸如此类文章标题，比比皆是。(chinesenewsnet.com) 　　我已无法让周扬、丁玲开口。我也无法让夏衍、陈荒煤、康濯、姚雪垠、鲍昌、唐因等开口了。尽管他们生前以不同的视角，抱不同的观点，处不同的位置，对唐达成有过种种见仁见智的评价。但那毕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与唐达成处於同一矛盾漩涡中，难免受利害权衡的局限，受近距离视角展不开的遮掩，所以难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当超脱尘世，盖棺论定之时，我想，恐怕也会众口一词，承认唐达成是“大好人”，“好人一个”。(chinesenewsnet.com) 　　终其一生，最后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有口皆碑，赢得“好人一个”的评价也确属不易。唐达成曾说过，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三个字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说明做人不易。做人能做到这个份上，难怪著名评论家刘锡诚颇为感慨地下了一句断语：“唐达成终其一生能得到‘好人一个’这麽四个字，死而无憾，死可以暝目了。”刘锡诚口说此言，自有他的无穷感慨。他在访谈中对我说：《文艺报》的某某领导，死后连个座谈会也开不起来；文坛某某名作家，有人走出他的灵堂竟然说，这是最后一次“给面子”了。(chinesenewsnet.com) 唐达成和张光年等人在一起。摄於80年代后期。右二为唐达成。当年很“左”的张光年，曾亲自将手下的唐达成打成右派。到了新时期，他又成了提拔唐达成的“恩相”。(多维社) 　　“好人一个”，在如今人们惊呼世风日下，好人难寻的现实中，大概也可以说是最?实，然而又是最高度的评价了吧？(chinesenewsnet.com) 　　然而，每当我听到对唐达成“好人一个”的评价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我总是从中品出另一种滋味。我不由得常常会想，唐达成如若另界有知，他会高兴这一评价吗？(chinesenewsnet.com) 　　我把此念头刚向唐达成遗孀马中行吐露，马中行刚才还倦怠的眼睛顿时变为圆睁。那是一种敏感的触动，那是一种猛然的警觉。她以对唐达成最权威的了解说：“大好人？我不怀疑绝大多数说此话人的善意。唐达成是好人，但是不是‘赖好人’。”(chinesenewsnet.com) 　　中国话真是一种神奇的语言。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言发於此，而意归於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真够人琢磨一阵子的了。抑扬褒贬尽在难言之中不言之中。(chinesenewsnet.com) 　　马中行沉吟了很久一阵，她缓缓吐出这麽一句话：“唐达成说，他是湖南人。”(chinesenewsnet.com) 风华正茂的《文艺报》青年才俊唐达成和妻子马中行。摄於1950年代。唐达成发表《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於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一鸣惊人。(多维社) 　　湖南人？！从满含辣味的话语中，我品出了个中含义。(chinesenewsnet.com) 　　每当唐达成对那些“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的和事佬，对那些“兔子兜圈，看风使舵”的老好人，声色俱厉地发表一番鄙薄蔑视之言时，往往又会在末尾加一句感慨：“唉，说人容易做人难，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他常常会脱口而出：“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而我们现实中，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更多了一些智叟、舜尧，而少了一些血性男儿。”他不止一次同我说过：“在如盘如铁的文坛上，鲁迅‘风号大树中天立’，能始终保持峥峥硬骨，保持锋利的棱角，确属不易。”但他又说：“鲁迅如果晚死几十年，又作何说？有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能倒是一件幸事。”(chinesenewsnet.com) 　　李子云称得上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评论家。她敢於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1979年，就提出“为文艺正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何等的锋芒！何等的理论勇气！当我向她提到唐达成时，她颇为轻蔑地说：我不知道唐达成，我只知道唐挚。(chinesenewsnet.com) 　　此话听来未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谁不知道唐达成就是唐挚，唐挚是唐达成初涉文坛时用的笔名。(chinesenewsnet.com) 　　当年，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1957年第l0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於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以其咄咄逼人的锋芒，一鸣惊人。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罪，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采访邵燕祥时合影。（多维社） 　　著名诗人邵燕祥在我采访他时说： 　　“我敬佩唐达成的勇气。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唐达成那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与当时胡风对党的批评是一致的。就是你不能用条条框框，庸俗社会学来指导创作。这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之论。” 　　“我相信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因为周扬在当时文艺界那是有‘文化沙皇’之称的。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来头。周扬是湖南人，和毛主席是同乡，周扬是很钦佩毛泽东的，钦佩到迷信的程度。他的整个做派，作报告的语气呀，手势呀，在文艺界，就是政治界，都把周扬看作是文艺界的总管。就是鲁迅说的‘奴隶总管’。向这样一个人物叫板，你说没有勇气能行？” 　　李辉在对唐达成的访谈中，有这麽一段话： 　　李辉：“那时，他（周扬）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大概是历史上最重要的。” 　　唐达成：“地动山摇。是领袖人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这一点不容置疑。他过去的身份主要是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文革开始时，我听说五十年代关於新英雄人物的讨论时，他的观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观点。有人就对我说：你哪里在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据说是文代会前，周扬去毛主席那＿?J报，谈到文艺界的动态，说正在讨论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毛主席就说，可以忽略非本质的东西嘛，写英雄人物干吗非要写这些非本质的东西呢？” 　　当年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对唐达成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 　　唐挚的文章，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庞然大物身后又是一座“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圣坛。唐挚却像堂吉诃德一般，挺著投枪冲了上去。(chinesenewsnet.com) 　　（未完待续）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948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Sunday, May 27, 2007 - 01:19 pm:    颠倒的联共（布）党史——“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 　　　　　　　　　　　　　　　　金　雁 中国现在很多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党的问题，如果这一块不动不发生变化，其它的很多东西都是虚的，或者不可能走得很远。中共整个组织模式和意识形态宣传都来自于苏联共产党，提倡所谓党内团结、党的统一、以党内斗争的方式剪除异己，实际上就是让所有的人缄口，党的权威的“不可侵犯性”和党的教义的纯洁性是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特征，后来成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准则，全民都培养起一种对反对派敌意的准则，党的统一被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党只允许有一种思想一种意志，那么谁把持了党的领导地位，谁就是党的化身，他的思想是不允许讨论的，反对的声音都是魔鬼的化身，至于全民各阶层的利益是不是一致？党能否代表先进阶级？这样的提问都是不允许的政治行为，只维持一种声音。这种做法从马克思那儿是没有的，党内不同声音的公开表达是合法的，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除 “党内有派”外，“政教分离”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传统。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恩格斯在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都处于思想领袖地位，但并没有特殊的组织权力，更无权随意排斥不同政见者。 苏联共产党怎么样演变成“一党制”的呢？从1898年3月1-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郊外举行，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撰写的成立宣言明确规定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它在一九零三年的二大的时候党章里把争取宪政民主作为奋斗目标，争取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走到一党专政这条路上？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都是以要召开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为动员手段，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也说要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当时大家都认为苏维埃是一个临时机构，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搭了一个简易的住房，我们一定要盖一个比较牢靠的住房。我们的合法性靠什么来取得？就是要靠全民普选”。在临时政府的时候一再提早进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因为是战争的情况下没有选成。十月革命以后就选举了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得了少数票，24%；社会革命党得了40%。 到此时列宁的口气完全变了，既然合法选举我是少数，那我就要用武力来取缔它。从赞成立宪会议到取缔立宪会议，是列宁跟第二国际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之前列宁虽然对第二国际在一战当中的态度不满，但是因为第二国际本来就有各种派别，这种斗争多少年一直在进行，大家还都是承认这个共同的国际组织的。在取缔立宪会议、对原来同一战壕的“孟什维克”动手以后，第二国际各派的考茨基、卢森堡等人都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这样做。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的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他可以把一切他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表示和第二国际决裂。列宁取缔立宪会议没有任何理由，之前布尔什维克为了参加选举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的宣传，还给士兵放假两个星期专门去宣传。但选举的结果不利，它就觉得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宪政的外衣，这样慢慢走向一党制。从这个时候开始它的面貌就显露出来了——“在争夺权力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道德的”，“不能戴着白手套干革命”，这都是托洛斯基和列宁的原话。不是针对沙皇政府而是针对原来同门的“社会主义派别”。布尔什维克第一个是先把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挤下舞台，组织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很多社会主义政党就是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我们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但都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所以在取缔立宪民主党的时候，他们推波助澜。结果布尔什维克再腾出手来以后剪除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战友，1921年初肃反委员会在全国逮捕了几千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和集中营。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 “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假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当时布哈林有一句名言：“我们也许有两党制，但两党中一个当权，另一个入狱”。这些人被关在一幢大楼里，被老百姓叫做“社会主义大楼”。其中有很多人绝食，最后有十名领导人被驱逐出国。 我们讲要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共产党的历程、反思十月革命的道路，其实俄国这些被驱逐出境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思早就进行了（他们在巴黎、纽约办了七百多期《社会主义通讯》，只是我们国内几乎没人介绍）。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认为：表面上看十月革命是在社会主义耀眼的名词下取得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同化并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这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民粹主义的，因为民粹主义主张人民专制、灌输论，认为农民是落后的人群、工人只是芸芸众生，是要靠少数精英分子引导灌输的。 我们现在一定要给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做一个很大的区分。比如马恩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主要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对手，根据与统治者的搏弈提出来的。马克思确实也提过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但是这些很少见诸于公开的文献，大多数都是在跟魏德迈的通信、同仁讨论文稿当中提出的。他当时是用的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因为那时工人是没有普选权的，如果想要争取到自己的自由，那么和统治者的冲突是难免的。所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内战联系起来的——难免要打一场仗，在打这仗的过程当中肯定要有一个高度的集中。马克思用的“迪克推多”来自于罗马，在西方语言中，“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按当时惯例，对迪克推多的授权为期仅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因为他是在战争状态下，有点象戒严一样的非常法，在六个月以后他就必须还政于宪政政体。马克思是在这种意义下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到了恩格斯的时候已经实现了普选，所以恩格斯也在谈论议会民主的重要性，但有时候，由于反动政府强大镇压，恩格斯又在提暴力，提专政。可以说恩格斯看好议会民主不等于放弃抗暴权，承认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但是专政不等于专制，专政是一种非常状态，而专制是常态。可是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当中一直有“人民专制”理论，“人民专制”是他们理想的一种常态。民粹派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沙皇的话，我们可以造出一个沙皇。”列宁的哥哥是民意党的敢死队员，刺杀沙皇时死了。列宁在早期的时候受其兄影响很大。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民粹派脱胎而出不假，但是列宁有三点跟普列汉诺夫这些人不一样，第一是灌输论，第二就是组织原则，第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这个组织原则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这种地下状态下你不是黑社会的党的话你不能够聚集力量，列宁最早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的组织的党其实按照法文的意思就是“阴谋党”。所以列宁一直就把组织原则奉为最高原则，这套东西民粹派早就深谙其道：就是铁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个领导。 俄国在一九零三年建党的时候，其榜样是德国社民党。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都觉得不应该按照民意党的原则建党，我们应该像我们的西欧同行一样按照现代建党原则来组建新型的政党。那个时候因为沙皇的10月17日法令，俄国第一次出现多党制，以前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政党纷纷浮出水面，瞬间冒出来一百多个政党。这个时期被高尔基称为“新闻界的黄金时代”。列宁说，从那以后“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不同的舞台上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1903年卢森堡、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的“集中制”组织模式分歧也非常大，说你在搞戒严，在搞农奴制，搞党内独裁。但是列宁说他是为了地下活动需要凝聚力。如所周知，“Большевик”为俄语“多数派”之意。但实际上它只是表示该派在1903年社会民主党二大闭幕后进行辩论时产生的，即27次会议上由于崩得与经济派代表的退出，以24：20居微弱多数，在其余大多数时间，包括二大的整个会程期间，它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醉心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列宁乐于强调这次“多数”，而标榜清高与特立独行的马尔托夫等人也不认为“少数”是个贬义词，于是就形成了这两个常常是名实不符的派别名称。因为双方并无真正的政见之争，而党务上的争论在当时党员极少的情况下几乎成了个“学术问题”，地方基层组织对于代表会上出现分裂的情况知之甚少。此后很长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在一党之内，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实际上处于孟什维克主张的“党内有派”状况。但另一方面，在专制的俄国，党必须在秘密状态下活动，西方“议会党”的那一套实际上行不通，所以列宁的党务主张也得到了操作。可以说这次争论不了了之。 从那个时候党章第一条形成了政党制度的两种亚文化，后来的这种后果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所以使共产主义的运动分裂出东方和西方两支，就是因为联共（布）党章第一章就阐述这种原则。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党魁和理论家是分开的，我是精神领袖我只负责理论方面的东西，很多文章都是马克思起草的，他并不负责党务工作，党是“政教分离”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完全都是这样，书记就是一个办事人员，就象办公室主任一样，是没有权力的，大家根本不知道是谁。只是到了俄国共产党，才通过列宁以及斯大林逐渐把它逐渐改造成现在这样。当然，这里面要做的理论清理工作实在是量太大了。第一要清理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把马、恩、列搁在一起，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仔细读过列宁的东西。 跟斯大林相比，列宁还是有很高理论素养的，是一个多产理论家，在整个革命从二月到十月期间他发了一百多篇文章。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对各种理论都能掌握而且娴熟地见机而用，却很少考虑学理上的一贯性。以什么为基础呢？拿到政权是他的最高目标，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经常调整自己。我现在可以用“经典作家”列宁的话来回击所有的所谓“左派”。很多会议上我发言以后受到质疑，有人问：“你怎么敢讲这样反动的话”，那么我告诉他们，这是列宁讲的，在《列宁全集》第几卷第几页，在什么地方。因为列宁的善变导致用此列宁反对彼列宁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可以随时拿前期的列宁来反对后期的列宁。普列汉诺夫说过一句话：“我跟列宁主义决裂是因为列宁反对他过去赞成的东西，而赞成他过去所反对的东西。”他这个话真是说得一点没错。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如果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那么就说明第一，这三十年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失败的；第二，我们将会出现象秘鲁和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国家控制土地的能力将会大大加强；第三，我们将会远离西方，他们将无法影响我们。 其实毛没有读过多少马恩的书，他大量的是借鉴苏联的东西，这个中介已经远离了它的故乡。俄国这个二传手加进了民粹主义的东西，与中国人的理解一拍即合。查韦斯已经说得很简单了，民粹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思想界该清理的这些东西是太多了。 民意党对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个影响：既然从善达到善这个过程是走不通的，因为有专制制度挡在前面，那么从恶达到善就不应该受到谴责。所以个人操守、个人品德的完善和为了一个宏大目标不是同步的。用恶可以达到善，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布尔什维克为了活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贩毒，可以利用秘密警察，可以印伪钞，可以抢劫，可以拿敌国的钱，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只要我可以拿到政权。那么这个过程就导致了它的黑社会化，它在地下状态的黑社会化和它在执政以后的独裁化基本上是一个逻辑，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很多所谓讲马列的人，说实在的他们不懂马列，根本没有读过这些。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时，秦晖写过一篇文章，清华一位党委书记就说秦晖，他说：“我们搞了一辈子马列的人看你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我们痛心！”秦晖说：“马克思看见你们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这样子的话，他在九泉之下肠子都会悔青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活力的、一个开放的体系，而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弄成了一个官方的内涵掏空、宗教化、权威化、发号施令的工具。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说，那些依附权势的马克思主义总在比谁比谁更合法，更有后台。列宁在1908年的时候也说，马克思主义越被官方消灭就越坚强、越发的生气勃勃。而现在“官方马克思主义”比“合法马克思主义”更有过之，谁有权谁就是马克思主义，延安整党的时候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文革的时候林彪是马克思主义，“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是依照权威的转移为基础的。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还是真正反醒过的，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利益化的一些人。所以秦晖当时给他们党委书记说：“如果你真的还尊重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商榷。”这是理论上的问题，可以写文章商榷，可以在全校讨论，可以出海报，咱们可以当着全校同学的面进行辩论——其实这些是可以越辩越清的。但是所谓学了一辈子马克思的人没有这点自信，他会给你一个“秀才遇见兵”，给你一个处分，不让你带研究生，把你一捋到底，他不给你合法公平讲话的机会。 现在有的单位花几千万搞“马克思主义工程”，本身就是建立在沙滩上。首先你的“史实”本身就是错误的。搞的什么《居安思危》政论片，所用的那些“史实”硬伤百出，叫人笑掉大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本身就是编造的历史吗！为什么会有联共（布）党史？斯大林拿到天下有一种自负，天下可以打下，历史也可以编造，要让大家相信只有我说的才是真实的。当时大量的白俄在外头写东西托洛斯基也还活着，终于一九四零年斯大林杀手的一冰镐让托洛斯基闭嘴了。所以编造历史的意义重大。但是斯大林没有办法统治史学界，就开始肃清，在史学界搞了十年的整肃。以后所有的人就没再讲话了。斯大林在这方面花的功夫非常之大，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多次召开会，教科书什么话应该怎么样说，亲自去参与，就是为了编造这个历史。现在大量的档案拿出来，你可以看到，编造得真是离现实太远、太离谱了，这些不研究档案的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话，等于鸭同鸡讲。比如说最简单的事情，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水兵是十月革命的中坚力量，为什么会“叛乱”？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搞“一党专政”，水兵就是希望列宁的党能够回到十月革命的立场上。他们在呼吁书上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一共两万六千水兵，其中两千六百共产党员，那种情况下有九百人退党，就等着共产党十大召开，等着列宁表态，承认我们不是叛乱，承认我们没有背离原来的革命初衷，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好。列宁的态度是坚决歼灭。现在最大的一个偏差就是很多人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好的探索，其实新经济政策和一党专政正好是同步的。就是经济上可以放开，政治上坚决要镇压，列宁曾经讲过：“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最后两万六千人中，八千人跑到芬兰，处决两千六百多人，判刑六千多人，有一千多人内控。二战以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提溜回来，关到集中营里去。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人想要拷贝苏联共产党那套历史，把这些东西还奉为神圣，那真是把所有人的智商估计得太低、太低了。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国际上这么多研讨会，国内的人出去根本没法跟人家交谈，不是价值观的问题——其实持左派价值观的人太多了，但是不管立场怎样，大家应该尊重史实，国内有些人根本不跟你讲事实。 很多理论的东西也要去澄清。像列宁有的话就说得非常敏感，他说：“因为是农民国家，我们要靠农民取得胜利。”列宁说，从马克思来说的话，“农民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就认为农民将来是要消亡的。但是我们这是逆程序操作，原来马克思讲资本主义达到一个高度以后才有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根本就是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我们要逆程序操作，那么我们就要承担这样的结果。所谓我们可以“负负得正”,就是说不光是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农民也反资本主义。农民反资本主义是想回到原来，工人反资本主义是想走到一个高的阶段。我们先不管这个，先拿到政权。可是拿到政权以后他就发现有很多东西是退不回来的，垫的这个底不可能是一张白纸。还有一点，为了保卫新政权，它可以向所有这些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列宁说我们只有三百万工人，占整个俄国人口的3%，如果我们要是多数的话，还要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干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成立，一九二零年的时候西班牙工人党想要加入共产国际，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点心有余悸，就派代表团去问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列宁告诉他：“谁说无产阶级专政要结束了？在我们这种农民国家里它可能要四、五十年。” 这一下就把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给吓坏了，回去以后就分裂了，少数派加入了共产国际，大多数就退出去来了，后来加入了社会党国际。这都是列宁讲的原话，这些东西现在其实都是公开的，俄文文件中大量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其实现在是暗流涌动。因为利益多元，大家都在寻找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我不希望苏东剧变的情况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毕竟太大了，这种乱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我们都不希望革命，我们都不希望战乱。社民党就是非常反对革命的，是非常赞成改革的，非常赞成渐进的。可是现在中国不是这种状况，因为形势没有严峻到那一步，这个是利益决定的，根本不是从理论上去考虑的。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当政者要首先争取主动，慢慢的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比别人去讲更有利。闸门不可能一下子拉开，否则像泄洪一样所有的都裹挟到里头了。 温柔一刀   Gang He 版主 登录账号: dok_knife 上帖数量: 4999 注册日期: 05-2004 Posted on Monday, June 11, 2007 - 07:48 pm:    　　　　　　　　　　　　　从“新思潮”到“新阶级” 　　　　　　　　　　　　——文革中青年的社会批判思潮 　　　　　　　　　　　　　　　　·印红标· 　　不论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群众运动喧嚣的高潮时期，还是在１９６９年以后万马齐喑的漫漫长夜，中国青年当中都不断有人发出批评“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或者“干部阶级”的呐喊，形成具有共同思想特征、首尾呼应的社会批判思潮。 　　这一思想流派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传统，基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认为不仅苏联，并且中国的社会都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存在着高居于社会之上、主宰着整个社会、压迫着全体人民的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对于这个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显著差别的特殊集团，有的人称之为“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有人称之为“干部阶级”，也有些人认为存在着向特权阶层发展的严重危险性，尽管还没有完全形成。社会批判派的论述不限于社会关系，但这是其核心观点之一。 　　这一思想流派深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批判“官僚主义者阶级”、苏联“特权阶层”等思想的影响，却又越出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轨道，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不容。这一思潮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尤其与南斯拉夫前共产党理论家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１〕）的某些观点相近，基本属于马克思主义左派社会批判思潮，具有某些民主社会主义的倾向。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这一批判思潮中出现了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 　　对于这个思想流派，中外学术界的考察和研究尚属薄弱。本文依据文本和口述资料对社会批判思潮关于特权阶层和“新阶级”的观点进行考察和梳理，希望能提供一些新鲜的资料和分析。 一、极左“新思潮”：批判“官僚特权阶级” 　　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红卫兵运动之中，有一个被称为“新思潮”的极左思想流派。这派论者以独立思考的精神超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模式，探索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以此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对１９４９年以后１７年的中国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论说，提出以群众运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建立没有官僚的新社会等主张。这一思潮从左的，即伸张人民权利、理想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现实进行批判，同时越出了文化大革命官方意识形态的界限，当时被称为“极左派”。 （一）激进造反派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 　　极左派是从激进造反派发展而来的，所以在考察极左派之前，有必要提及激进造反派关于社会矛盾的观点——“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激进造反派认为，新中国成立并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党内走资派。他们说：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成员还在，但是已经处于被专政或被改造的地位，同时出现了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那些明显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们窃据了部分领导权力，形成“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成为了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份子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人民群众与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不再是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激进造反派反对温和造反派否定建国１７年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观点，指责这种观点是“否定党内走资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以‘地富坏右翻天’的次要危险以及臆造出来的‘狗崽子专政’的危险去掩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２〕 　　激进造反派批判干部子弟的特权、批判走资派和一些领导干部谋求特权及特权作风，但是在中国是否存在特权阶层的问题上，十分慎重。他们的批判通常止于特权人物，特权现象，特权作风，而一般不提中国存在了特权阶层。他们的议论一般不超越官方意识形态的范围。 （二）新思潮的出现：“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与激进造反派的慎重不同，极左派强调反对特权。他们不同程度地认为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已经或者将近形成特权阶层，并且探讨这个社会现象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根源，进而期待文化大革命成为反对官僚特权阶层、进行制度变革的社会革命，目标是建立没有官僚的理想社会。对特权阶层的态度，是极左派与造反派的一个基本区别。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３〕，提出文化大革命要“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观点很快被称为“新思潮”〔４〕。李文博大字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赋予文化大革命制度变革的意义：“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新制度。”大字报认为制度变革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５〕 　　他们不满足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强调的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而是要求进行制度的变革。 　　“新思潮”得到一些学生的回应。大约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旬，在中国科技大学〔６〕几位学生以“红炮班”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提出：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是按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划分的，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所以是革命的对象，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文章特别强调了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反对国民党的革命不同，新社会里有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革命对象。〔７〕 （三）“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１９６７年６月，北京市的两位中学生在他们自办的《四三战报》上发表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从毛泽东那里借用了“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的概念，试图为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矛盾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文章把领导干部的政治和社会优越地位，归因于“不理想”的、但又是不得已的、暂时合理的财产和权力分配制度，赋予文化大革命逐步解决特权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社会矛盾的意义。〔８〕 　　文章借用毛泽东关于“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概念，认为走资派的产生具有政治经济的制度性根源——现行制度的缺陷。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因此，作者认为：第一，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制度性的缺陷，财产和权力没有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而是集中在少数人——当权派的手中，没有实现真正的公有。第二，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由领导干部集中掌握社会财产和政治权力的现状应当只是“暂时代替管理”，是不得已而为之，仅具有暂时的合理性。第三，有鉴于此，不仅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并且要经过不断的革命化措施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激烈变革行动，进行和平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由领导干部逐步交出“暂时代替管理”的财产和权力，最终达到“真正的公有”。 　　于是，即使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当权派也必须承担将手中暂时代替人民掌握的财产的权力逐步交还给人民的义务，更要特别注意防止少数当权派令人民的财产和权力不受人民支配，化公有为私有，为他们自己以及家庭、子女的利益服务，蜕化为特权人物。 　　文章把当权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其二，“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 　　文章称另一类当权派是“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文章说：“他们手中暂代掌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 　　这种从财产和权力关系、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角度，说明社会矛盾的根源、解释共产党内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深层原因的尝试，是“新思潮”的一个特征，并为以后的思想探索者继承。 （四）“建立没有官僚的中华人民公社”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中、华东地区，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文化大革命进入约束和收缩群众运动，建立新秩序的程式。同一时期，中央和群众中出现了探讨和阐述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动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１１月６日庆祝俄国十月革命５０周年之际发表编辑部重头文章，正式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此前后，群众中的理论探索也在发展，出现了一些探讨性的文章，１９６７年１０至１９６８年１月，湖南“省无联”派〔９〕的《我们的纲领》〔１０〕、《“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１１〕、《中国向何处去？》〔１２〕等几篇文章相继问世，系统阐述“极左思潮”。湖北“北、决、扬”派〔１３〕深受湖南省无联思潮的影响，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到这时，极左“新思潮”已经发展得比较充分，并且在被批判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极左“新思潮”的纲领性表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关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明确地提出：“现在９０％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官僚特权阶层”或者“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文章说：“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宣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省无联”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杨曦光以这样的阶级斗争观审视“文化大革命”，赋予“文化大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的使命。〔１４〕“推翻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１５〕 　　１９６８年，湖北“北、决、扬”也持同样的观点：“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１６〕 　　极左“新思潮”活跃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群众运动高潮。群众运动结束以后，它所提出的反对中国“特权阶层”、“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命题，以及从政治和经济制度角度探索这一阶层或者阶级根源的尝试，在群众运动结束以后的青年思潮中得到继续。 二、“新阶级” 　　从１９６８年红卫兵运动落潮，越来越多的青年逐渐退出政治运动，开始了读书和探讨社会政治问题的活动。不久，随着大批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务农，或者到工厂矿山做工，大学毕业生到工矿和农村基层工作，青年人学习和探讨的活动从学校到城乡基层。上海学者朱学勤称这些从１９６８年陆续退出红卫兵运动转而读书学习的青年为“六八年人”，把他们的学习和思考的群体称作“思想村落”。〔１７〕 　　１９６８年以后，在星星点点分散于各地的“思想村落”中，对中国社会分层的批判性思考仍在继续，其中关于“新阶级”或者“干部阶级”的思考承接红卫兵极左派“官僚特权阶层”的论述，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上山下乡青年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潮。持这种观点的青年，有些是阅读了南斯拉夫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的著作《新阶级》〔１８〕并受其影响，有些则是体验着社会底层的矛盾，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独立思考的结果。 （一）老知青的批判性思考 　　北京学者徐友渔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在１９６８年见到的四川省西昌地区一些知识青年的思想活动。〔１９〕这是一些在文革前就从城市到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基本上是１９６５年高中毕业，在校时都是成绩极好的学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未考上大学，不得已选择了最艰苦的道路，到四川西昌地区插队落户。在徐友渔印象中，这批老知青极为聪明，勤奋好学，而且表现出巨大的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热情。 　　徐友渔阅读这些老知青写的文章，感觉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他们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从对经济基础的分析中，研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而不像红卫兵那样，只在政治领域中研究文革，所谓政治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本派别利益服务等。在他们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研究社会历史事件，经济分析比政治分析更为基本。 　　第二，他们倾向于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压迫人民、并在公有制的掩盖下把国有财产据为私有的官僚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他们，重建人民的政权。他们认为，这种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分析特权阶层的产生，比根据思想是否正确、是否反对毛泽东思想来界定走资派更有说服力。 　　第三，他们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纲领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勾画了每个人全面发展，摆脱了分工和等级制造成的异化这样一幅社会美景，他们认为这种社会理想比仅仅提出“防修反修”来得深刻。 　　在这里，有类似极左派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的观点，也有类似南斯拉夫吉拉斯（德热拉斯）《新阶级》的观点。这些青年们阅读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但是不会有条件读到吉拉斯的《新阶级》。 （二）吉拉斯《新阶级》带来的思想震撼 　　南斯拉夫理论家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中文版本来是严格局限于高级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但是在动乱中流落到一些热衷读书思考的青年手中，引起强烈的思想震撼， 　　魏光奇回忆说：１９６８年前后，北京一些政治失意的老红兵已经视文化大革命为斯大林对干部“大清洗”的翻版，而四三派〔２０〕则试图论证文化大革命反对“特权”的意义。魏光奇和他的四三派朋友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将亿万人卷入其中，原因在于它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即‘特权阶层’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样，‘文革’就首先被看作是一场社会斗争而并非仅仅是共产党内的一场权力和路线斗争，而所谓‘走资派’也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特权阶层），如当时《四三战报》上发表的《论新思潮》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 　　魏光奇说：“由于读书的目的明确，就是想要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所以当时对于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记得自６７年５月起，我陆续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马、恩、列的著作。此外，还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导，抄录了不少有关的材料，并乘下乡劳动之机进行社会调查，向老乡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到了１９６８年，北京中学‘四三派’和‘老红卫兵’中部分人研读社科书籍便形成了一个小气候。”“读书的人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甚至出现了手抄本。” 　　魏光奇回忆了南斯拉夫前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他和一些中学生的影响。他说，１９６８年，他们“对于从前一年就反复思考和讨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了一个自己当时觉得能够信服的答案。这同阅读南斯拉夫德热拉斯（今译吉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系。德热拉斯曾是南共联盟的领导人，他的这本书著于１９５８年，‘文革’前作为‘灰皮书’的一种有中译本。６８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甚广（据说２０年后曾又一次在北京高校中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后来才看到了铅印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只具有使得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集权统治’的腐朽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被改变、被推翻。吉拉斯的这种观点同当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有某些合拍之处，对于‘文革’中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非‘红五类’学生来说，以及对于感受到了与干部子弟之间存在巨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那些工农子弟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时，我和我周围的同学都因接触到这种理论而感到十分兴奋，觉得顿开茅塞，觉得自己一年多来反复思考的‘文革’起源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当时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的与《新阶级》观点相通的书，还有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评传》〔２１〕等。此外，《赫鲁晓夫主义》、《震撼世界的十天》〔２２〕、《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２３〕等有关国际共运的著作流传也比较广泛。” 　　后来，魏光奇等人到山西插队落户，把他们在１９６８年形成的反对特权的信念，带到农村，形成一整套农业乌托邦思想，认为要消灭特权阶层，也要靠农村包围城市。不过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只坚持了大概两年，就彻底破灭了。〔２４〕 　　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到河北白洋淀插队的潘婧回忆“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影响时提到；“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教育的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２５〕，”另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她说，在读了那些书以后，“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餍般的桎梏和愚昧。”〔２６〕 （三）理论通讯：“干部是一个阶级” 　　１９７２年，内蒙古、陕西和北京的几个青年在通讯中探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提出“干部是一个阶级”的观点，被知青管理和公安部门发现，作为“反动思潮”进行批判。当年的批判材料被保留下来，提供了青年当中社会批判派的一个样本。〔２７〕 　　这些青年在通讯中探讨了以下一些观点：〔２８〕 　　１，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一个“新阶级——干部阶级”。 　　这些青年认为：在苏联、中国等国家都存在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不同的新阶级——“干部阶级”。Ｓ写道：“这个阶级的存在是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注意到了。在今天，在所有的真假社会主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这个阶级。这个阶级远远地高于和脱离于社会的其他成员，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地位，也有它特殊的利益和权力。它俨然成为社会的主人了。” 　　他们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出发点，认为苏联和中国存在的不仅仅是具有特权的“阶层”，而是一个“阶级”，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财产占有方式的、独特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与其他社会的统治阶级相区别的“新阶级”。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新的阶级：“社会主义的发展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产生阶级分化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本身。”因此，他们不赞同把特权阶层产生的原因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和国内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他们认为根源在于基本制度。 　　他们使用“干部阶级”这个词，而不是“官僚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阶级不同于私有制度下本来意义的资产阶级；而“官僚阶级”含贬义，不只是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又似乎专指“坏官”。干部阶级则是一个中性词，有助于说明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产物。Ｓ对“干部阶级”的概念做了解释：“我所说的干部阶级，主要是指‘高级干部’。至于这个阶级的范围如何划，还是可以商榷的。”在分析的时候，他们着重考察制度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忽略个人、道德、作风等其他因素。 　　他们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释“干部阶级”的经济基础，提出：现行的所有制“并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国家所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不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是属于国家的。”掌握国家的人就掌握了生产资料。“其实，现在的工业劳动，丝毫也没有超出雇佣劳动的范围。是国家雇佣制。”“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和压榨的地位，在工厂，劳动者就变为机器的奴隶。”“一般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了。”Ｓ与Ｙ的通讯中谈到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搞清楚“社会主义国家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区别”，但是没有来得及进行。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社会。 　　他们不同意当时官方称苏联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而依据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一致性，把中国、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看作是同一类社会形态。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力水平高，资本主义关系基本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矛盾发展得比较充分，是比较成熟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形态；而中国是初期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遗留比较多。他们认为，人们当时所谓的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熟的表现，而不应说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说，中国只要不改变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苏联的方向发展。“如果非说‘复辟’，那么中国就注定甚至可以说已经复辟了。”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Ｂ在通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即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说的基础上，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或曰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必要补充呢？还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继资本主义之后在本质上有根本差别的新的阶级社会，第四个阶级社会呢？我倾向于后者。”而Ｓ似乎倾向前者：“我们目前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生产关系，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３，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矛盾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不成熟的革命。 　　Ｓ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社会矛盾发生作用而人们对其认识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革命，Ｂ非常赞同这个论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建立还很短暂，旧社会遗留的矛盾，包括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旧中国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还存在；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干部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已经产生，但是还没有充分展开，新旧社会矛盾互相交织。人民群众与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实际上是与干部阶级矛盾的表现，但是人们偏偏以为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这些青年的社会交往面和视野十分狭窄，他们没有读过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不知道南斯拉夫有个叫德热拉斯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写过一本题为《新阶级》的书，也没有听说过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产生于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体验、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政治表演的刺激，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读。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自励，怀着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提出了与官方马列主义迥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谨慎地称自己的这些观点是“假设”，甚至因为这些观点违背自己以往的信念而感到痛苦。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探索是合乎事实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不会是孤立的。Ｓ曾经对Ｂ说，他们指出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他们的探讨是一股思潮，即使他们不说出来，也会有其他人说出来。确实，类似的观点在苏联、南斯拉夫就早已有人提出，在中国，在当时的知青中也有其他人独立地产生了类似的观点。〔２９〕 三、探寻“特权”的制度原因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和理论学习运动中，“特权”问题继续吸引着青年思想者的目光。林彪事件的出现使人们深入思考特权问题。当时发生过比较广泛影响的广州李一哲大字报认为特权是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而南京徐水良大字报则着重对“特权”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一）李一哲：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是“特权和新生资产阶级”。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轰动羊城，影响及于全国。李一哲对文革中间盛行的左的政策进行了犀利雄辩的揭露批判，提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强音，同时也在继续使用“特权”和“新生资产阶级”的概念分析林彪集团。 　　李一哲指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权和新生的资产阶级，而不是旧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 　　李一哲在大字报的序言里对“新生资产阶级新的占有方式”、“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一句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杀害他们而不负法律责任。” 　　李一哲强调说：“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李一哲认为，中国存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李一哲强调反对和限制特权的重要意义，但没有像极左“新思潮”或者“新阶级”派那样，将大部分或全部领导干部归于这个特权阶层，而是限于揭示林彪集团是特权的产物，这就是说，认为多数领导人没有成为特权阶层。那么，特权阶层形成的基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呢，还是个体的蜕变？李一哲没有做进一步的追究。 　　李一哲对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郑重提出了“限制特权”的要求：“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四届人大应当（在宪法中——引者加）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李一哲要求用“民主与法制”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防止特权的滋生。 　　李一哲继承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民间激进思潮批判“�